我把硬币从他面前收回来，凑近眼前。出租车的后座光线很昏暗，看不清楚。
这些硬币又圆又大，拿在手里很重，不是真金就是真正的银子做的。上面有字，但在暗处看不清。
“我爸爸妈妈怎么可能给我游戏币呢？”我问出租车司机。
他耸了耸肩：“我又不认识你爸妈。”
“嗯，他们会付十五镑给你的。”我告诉他，一边费力地把那些大硬币塞回口袋里。
“十五镑六十便士——还有小费呢。”司机拧着眉毛看着我，“你爸爸妈妈在哪里？在酒店里吗？”
我点了点头，“是，他们在酒店开会，不过现在可能已经回房间了，我们上去叫他们下来付钱给你。”
“要真钱，拜托，”司机说着，眼珠一转，“如果他们五分钟之内不下来，我就会去找你。”
“他们一定会下来，我保证。”我对他说。
我拉开车门，下了车。
爱迪跟着我走上人行道，一边连连摇头，“这可真奇怪。”他喃喃着。
身穿红色制服的门童拉开大门，我们快步走进了大堂，里面挂着吊灯，十分宽敞。大部分人和我们走的方向相反，我猜他们是出去吃晚餐。
肚子咕咕乱响，我这才发现自己饿得发慌了。
爱迪和我走过长长的总服务台，走得太快，差一点狠狠撞上了一位服务员。他正推着一架行李车，上面的行李堆得像小山一样。
右边是餐厅，餐具磕碰的清脆声响从那里传来，空气里弥漫着新鲜烤面包的香味。
电梯门打开，一位身穿毛皮大衣的红头发女人从电梯里走了出来，遛着一条白色的玩具贵宾狗。爱迪被狗绳缠住了，我得帮他解开，以免误了这趟电梯。
我们急急忙忙进了电梯，门关上，按下了数字6。
“那些钱有什么问题？”爱迪问。
我耸了耸肩：“不知道，也许是爸爸拿错了。”
电梯门在六楼打开，我和弟弟肩并着肩，走进铺地毯的长廊，向我们的房间走去。
地上放着一个客房服务的托盘，我从托盘旁边绕过去。不知是谁剩下半块三明治，一碗水果也没吃完。我的肚子又叫了起来，提醒我该吃东西了。
“到了，”爱迪跑到626号房门口，伸手敲门，“嗨，妈妈！爸爸！我们回来了！”
“开门！”我不耐烦地说。
爱迪又更用力地敲了敲门：“嗨——”
我们把耳朵贴在房门上仔细听。
很安静，没有人说话走动的声音。
“喂——你们在吗？”爱迪大声喊道，再次敲门，“快点呀！是我们！”
他扭头看着我，“他们现在肯定已经开完会了。”
我用手拢在嘴边，放声向屋内喊道：“妈妈？爸爸？你们在吗？”
没有回答。
爱迪很沮丧，耷拉着肩膀，闷闷不乐地叹了口气：“现在可怎么办？”
“你们是不是碰到什么麻烦了？”一个女人的声音问道。
我转过身，看到一个女服务员。她身穿灰色制服，深色的短发上压着一顶小白帽，正推着一辆堆满毛巾的小车，在经过爱迪和我身边时停了下来。
“我们的爸爸妈妈还在开会，”我告诉她，“弟弟和我——进不去了。”
她仔细看了我们一会儿，然后从推车边走开，手里拿着满满一大串钥匙。
“我这么干可不大合规矩，”她说着，在那串哐啷作响的钥匙里找来找去，“不过照我看，让你们小孩子进去没事儿的。”
她挑出一把钥匙，**锁孔，拧了一下，然后为我们推开了房门。爱迪和我向她连连道谢，说她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她微微一笑，推着毛巾车继续前进。
房间里很黑，和弟弟进去之后，我打开了灯。
“他们不在，”我小声说，“没人。”
“也许会留个纸条吧，”爱迪说道，“也可能他们和一起开会的人出去了，说不定是在楼下餐厅里等我们呢。”
我们的房间是套房，有一个起居室和两间卧房。
我边走边打开灯，来到墙角的桌子边。桌面正中摆着笔和记事簿，但纸上是空白的，没有留下什么话。
床头桌上也没有爸爸妈妈的留言。
“太奇怪了。”爱迪说。
我穿过房间，走进他们的卧室，打开顶灯扫视屋内。
房间已经整理过了，床单铺得平平整整，一条折痕都没有，到处都没看到留给我们的纸条。梳妆台是空的，椅子上也没扔衣物，地上一双鞋都看不到，也不见开会要用的公文包和记事本。
这个房间根本没有人住过的痕迹。
我回头看见爱迪走到衣柜边，将推拉门全部打开。
“苏，你看！”他喊道，“没有衣服！爸爸妈妈的衣服——我们的衣服——全都不见了！”
强烈的惊慌从我心底升起，沉甸甸地压在身上。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