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不否认我是个坚实的浪漫主义者，正如同我所崇拜的偶像是切格瓦拉——这一点与现在大多数人不同。又或许在不该接触萨特的年纪迷上存在主义，总之，我是一个精神偏离常规的普通高中生。因此，当我面对“即将迟到”这一事态时，选择先绕一段远路买一份早餐，然后以七十岁老头速度慢悠悠晃至学校。
真实的世界里不存在童话，
然而，正是那遥不可及的幻梦，成为支撑无数人活着的吗啡。
假如说有什么事人比神更为自由的话：
神不能自杀，而人可以，唯此。
面对苦难，以“人生下来就步向死亡”聊以**，真够可悲的。
我这样想，“他”亦如此想到。世间既然存在镜子，则定然有与我同为镜子两面的人。实数轴和虚数轴，粒子与虚粒子，物质跟暗物质，美妙而残忍的对称。每当我思绪缥缈时，总能隐约察觉到他的存在，像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般必然。不过，既然我如此不幸，那将所余下的幸运全施予他好了。镜子彼端的圆满，无论本人知晓与否，都足以令我欣慰许久。
是我选择世界，还是世界选择我？这是个问题，其结论的不确定性如同量子轨迹般难以叙述。天赋也好，出生环境也罢，甚于戏言的荒唐，使我常常怀疑自己是上帝睡梦中的产物。但是即便由我选择，我仍会选择相同的天赋、出生。在痛苦中治愈，因不幸而幸福。
以上，纯属废话。
要说这为什么，追述其原由，大概是我无法理解这个精确世界罢——不明白一加一为何等于二；不理解建筑师追求毫厘间的精确；不知晓计算电、光为何使用数字。别人遵循着所谓的科学孜孜不倦的学习，我却在模糊主义间挣扎。纯粹的估量，纯粹的判断，纯粹的模糊主义者。所以，小的时候，能够决断出一加一等于二概率极大的我，足以应付周遭的一切。如今，面对我的试卷，老师有理由给非选择题全打上零分。
在叙述完以上后，我抵达了校门口。门卫大爷是我的老熟人，因为我迟到的概率一直起伏于二分之一上下。
“小伙子，今天你迟到了几秒钟，下次注意点，不然我不好汇报。”
“嗯。”
这位老大爷是个好人，虽非极端的万事暧昧主义者，但他对待许多问题相当随便。例如：学校领导检查登记表前，将迟到几分钟的同学悉数划去，说：“差不多都到了”之语来应付；对于执意要进入学校内的家长，即便没有允可，依然放他们进来，“反正看上去不像坏人嘛！”。基于这一点，我倒与他比较投机。
又是美好的一天，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是最后一次来这所学校了。
按照某位女同学的说法：“这个蠢货每次迟到都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至于这位形容得恰到好处的女性——我的同桌、班长、数学天才。刚步入高中的第一节语文课在我耳边滔滔不绝的讲着欧拉公式，而直到下课，我甚至不知晓她的名字。
既然说到我同桌，就不得不提我的另一位好友：一个被誉为疯子的家伙。上学第一天，我看见一个不穿校服留着刺猬头的家伙蹲在操场边的草丛里。对于所有敢逾越这一鸿沟的人，我总对其抱有好感。身体内似乎有一股能量驱使我走过去，之后，我们成为了要好的朋友。作为一个能与昆虫交流的天才，他课余时间大半泡在了充满泥土气息的地方。看到他忙碌于丛林中的背影，觉得他与我身边的那位简直是天设的一对、地造的一双。当然，他们间的关系本就很不错，或许是天才与天才的惺惺相惜吧。至于其他人，没有固定的交集，以我的脑袋自然记不得他们几天——终归忘掉，何必挽留？依我判断，他们几乎可以确信在我的生命中扮演路人。
“给大家说个好消息，我们班有两位同学被首都的学院录取了！”
台下响起一片淅淅沥沥的掌声。果然，所谓的班级，不过是规则之下的受迫聚集体罢了。
“首先，我们的班长，薛小冉同学，基因评测为‘天赋绝佳’，被帝都第一女子学院录取。之后，她的人生将行走在另一个层面。其次，我们的生物课代表楚贤同学被帝都第十院校录取。三年之后，诸位或考上大学，或进入社会工作，但不要忘了，此时我们这个完整的班级。”
初春的阳光很暖，懒洋洋洒在所有可抵达的间隙里，闲庭信步的旅客，吵吵嚷嚷的幼鸟，时间像温水从指间划过。一切终将故去。我面无表情的想着，流水没有在感情上泛起一丁点儿波澜。
“明天我就要走了哦，老实说和你做同桌还挺不错，只是你笨得可以。作为朋友，奉劝一句：不要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无谓地浪费时间。”女孩一袭及腰的长发，却有着萝莉般可爱的外表，怎么看都不像是执着于抽象学科的人。
“嗯”我沉默着，从来没有言语能在我心脏划下难以磨灭的刻痕。
这时，楚贤凑了过来：“我也要走。”
“苟富贵，勿相忘。”
我收拾好书包，悄悄地走了，与门房老大爷打个招呼，道声感谢，回首作别校园。
“迟早，会再见的。”实际上，这一句才是我的回答。
该走了，早该走了，即便彼时我尚未觉察床头的那一封信，却仍隐隐感觉我人生中冥冥注定的不平。
“假如没有那一封信，也许我现在会成为一名诗人、作家亦或是画家。”沙滩、阳光、海浪，若干年后的正午，啜饮着某位果农特产的芒果汁，自言自语道。
产的芒果汁，自言自语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