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互相借东西像学习用品之类的都是很常见的，同学们本应该互帮互助，但有时却让一些小贪的人钻了空子，这些人成为借别人东西的“回头客”，助长了一种别的不良风气。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借餐巾纸的事。
餐巾纸现在是几乎每个学生都会使用的日常用品，有时有的同学提供没有的同学。没带餐巾纸的同学们向别的同学们拿之前大多会礼貌地通知一声，来一句：“借一下餐巾纸。”当然也有少数人就直接伸手拿了。大家都习惯了也就不觉得什么，直到有一天魏大拽人说了这么一句：“你见过有人借餐巾纸还回来吗？”当然不排除的确有餐巾纸版本的“礼尚往来”，大部分情况都是单方面赠送，不求“回礼”，这是人之常情。魏大拽人的这句话使我想到一个问题：难道我们这么多年都在使用一句病句？
我计算过一道题：一百抽的餐巾纸以七天用完、每天十二个小时（高三时我们花在学校里的时间比较多）来计算，每小时平均用掉大约1.19张餐巾纸。这样的消耗量可以赶上一个不算严重的感冒患者对餐巾纸的需求量，可事实上我带到学校里的一百抽的餐巾纸坚持不了一个星期，我们在校也未必待上十二个小时。这当然不是我一个人之力能达到的，基本是几个“回头客”帮我达到的。“回头客”们总是不带餐巾纸，频率高到匪夷所思的地步，几乎每节课都会来一句“借一下餐巾纸。”可烦人的是总是在老师讲课的时候来一句，我想听课就让他们自己拿（其实我一直说餐巾纸让他们自己拿，因为我怕吵，我在学校不是听课、找老师就是写作业，哪一种情况我都不想别人打扰我），几个“回头客”就在我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使我的餐巾纸包快速“瘦身”。其代表人物便是魏大拽人，上课经常从我的课桌桌洞里掏出餐巾纸包，拿走一张，最后以非常潇洒的投“球”姿势把餐巾纸包扔回我的桌洞，动作大到我无法不注意到他。
鲁迅先生说：“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先生称之为“拿来主义”，这本是一条真理，但我发现那几个“回头客”拿餐巾纸的时候没有运用脑髓，伸手就拿，最多动动嘴皮子，所以我称之为“伪拿来主义”。
从借餐巾纸发散出许多分支，借学习用品就是最大的一条分支，代表人物是次杰。我们订正数学考卷时总是另外加上一张订正纸，大家习惯说贴一张纸，但许多人认为用胶水黏太麻烦，用透明胶贴不牢固，不知不觉盛行用订书机订起来，所以借用订书机非常正常。可此人天天向我借的东西却让我匪夷所思。蓝黑红三色的水笔、铅笔、橡皮、直尺、圆规、计算器……这些日常必用的学习用品都问我借，久了我也忍不住了，我的目光落在他那个小而瘪的笔袋上，不带希望地问他怎么都问我借，他自己到底带了些什么来学校。他的回答差点让我五体投地。能猜到他回答我什么吗？他竟然满不在乎地说他不准备带东西来学校！
高三的清明来临之前，我对次杰的行为实在忍无可忍，我隐晦地表示不愿意再借东西给他。可事实证明，对于脸皮厚的人来说，隐晦的表达如同微弱的风，几乎不能在某人心灵的水面上掀起多少微波。三天后也是清明放假结束回来的早上，次杰又将手伸入我的笔袋，嘴上叫着“借一下订书机！”手却一刻不停。当时我脸上大概没有什么表情吧，语气满含责备：“你怎么老问我借！”我硬生生将问句说成了感叹句。次杰不知道是没有注意到我的情绪还是故意无视我（我个人认为后者可能性更大），他的手还是不停，从笔袋里拿出并拿走订书机，动作一气呵成，顺便不重也不轻地直直把笔袋像按按钮一样按在我的桌上，自顾自地用起我的订书机。当他还回我的订书机，我把订书机放回原位就把笔袋丢近了桌洞里。他见在我这里碰了钉子，以后的日子该向婷姐借东西了，特别是订书机。
又过了几天，好吧，我已经对次杰词穷了。在我挑明不满后，他好几天没来问我“借”东西。一直到依姐来问我借订书机，我当然很愿意，他也回过头来，企图“浑水摸鱼”。我只能再一遍重复：“你怎么老问我借！”这次不是问句而是感叹句，我想我的语气够明显了。他倒是有反应，好像很不满地从喉咙里发出一个感叹词，大概在不满我很爽快地借给依姐，但是却不想借他，自说自话地拿走我的订书机去使用。对于他的行为，我真的词穷了。不知几年后，我还会不会承认我认识他，就像初中的那些男生，我已经狠狠地把他们的名字从记忆中划去了，因为我不需要！不，也许我只是太伤心了，想逃避罢了……
满分哥捡到过一个计算器，顺口问大杰是否丢了计算器，大杰让他丢过来看看，次杰就在一旁叫嚷：“丢了！他丢了！”大杰接过丢来的计算器，前后一翻，再打开盖子前后一翻，确定不是他的。次杰在一旁以悠闲的口气说：“管是不是你的，给我，我没带。”我心想他什么时候带过计算器？大杰没有理他将计算器举起，像投篮一样投给了满分哥（我说了我传给他，他还是投了）。此看出人格优劣。
写到这里，我感叹我们人类的心里可能除了懒惰，还有小贪的念头，人的心总是处于善恶之间，就像一半一半的带有指针的半圆盘，摇有着摆不定的指针，在那里徘徊，不知道什么时候心里有点想法，让指针偏了点，做出的事情就不一样，指针偏的越厉害，他或者她做出的事情越善或者越恶。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