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从1929年开始，我就开始朝着摇摇欲坠的魏玛德尔曼政府发起大规模攻势了，按照约阿希姆·费斯特的说法，我这是从地方走向全国，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在此前基本没怎么提及国社党内的状况，这里我稍作提及，主要是我从兰茨贝格监狱出来之后的1925-1928年间，首先我的个人行为虽然遭到了一定的非难。但是我利用了自己的权威和一次又一次的动员和演讲成功解除了危机。而来自1928年的大选结果我稍微提及：1928年5月20日，国社党排名第九，获得了12%个席位。我成功塑造了自己拒绝向那个可悲的国会体制让步的形象，当然我也做到了这点，我依旧记得我曾做过的那三个评价。请允许我使用我的原文。
我们这里有第三种价值：那就是我们的战斗精神。它没有消失，只不过它被一直埋藏在一堆外国的理论和教条之下了。势力强大的政党会排除万难来证明并非如此，直到一只普通的军乐队突然间出现并开始演奏，接着迷路者将会从昏睡中醒来，他马上就会感觉到自己是行进队伍中的一员，并加入他们的队伍。。。
。。。我们只需要向我们的人民指出这条更好的道路---然后你将会看到我们踏上行进的道路。
事实证明，我和我的国社党很成功的完成了这一项任务，按照塞巴斯蒂安的说法，从那一刻起我就是慕尼黑之王女，或者是人民的鼓手。不过那一刻也仅仅是说明了我控制了慕尼黑罢了，距离真正的深入底层还有很大一段路要走，如同我说的我察觉到了经济危机的含义一般，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而其代表性的危机使得赔款问题再一次被提上了历史日程，准确来说，这场危机和攻势的确是我发起的并且也是我亲手解决的。
1929年初，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去世了，其一直被争议的“顺从外交”的政策也终于结束了，当然作为1933年登台并正式解决《凡尔赛和约》的我来说，我自然有理由谴责他，不过出于我作为一个德尔曼政治家和人民领导者的位置，我也客观认为，施特雷泽曼的外交政策其实相当有成效，不然我也不能一上来就采取激进的外交政策获得成功，其目的和我一样都是撕毁《凡尔赛和约》只不过步调不一样，不过诚然，这受制于时代背景，我愿意以我个人看法为这位外长正名。
虽说协约国占领军的确按照日期从莱茵兰撤军，但是该协议依旧被受欺压已久的德尔曼人民的强烈的反对。很多政治家也深感失望，杨格计划再一次暴露了那些胜利者对我们德尔曼国家试图再一次敲骨厉髓的盘剥的本质以及其毫不怜悯的态度，当然这在那个嘴硬的丘萝莉手中就是另一码事请了！
不过对我来说最大的影响不是其危机本身，而是其政治影响，胡根堡的保守政党首次开始了整合和试图与我们合作。事实上这是我的一次非凡成就，一方面谈判要求保持完全独立，一方面又要求大量资金支持而且还排线了格雷戈尔·斯特拉瑟/*译者注：当时国社党内最著名的反资本主义者*/前去联合他们，这就制造了完美的效果，我利用了胡根堡建立联盟的渴望，有独立自主还获得了大量资金支持。更重要的是避免了党内对联合保守派的消极态度。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大力开动宣传，从而使得1929年12月22日成功通过全民公投进入政治界，并得以声名大噪，证明了我们国社党始终保持着活力和目的性：改变德尔曼的惨剧。
在此期间，我们也成功举办了招募夜等，特别是1930年我们甚至举办了1300多次讲座，电影，戏剧，歌唱等团体活动。
当然了众所周知，我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布尔什维克化，那个时候我站在了一切传统战线的对立面来谴责和指控这恐怖的现有事态。1930年的现实证明了我的指控完全正确，魏玛联合政府就已经完全瘫痪和垮台，魏玛德尔曼的根基是如此的脆弱。他们的灾难让人民迷失，因此我站了出来重新引导了方向，阐述了“国社精神”和重建秩序的目标，这个时候人民渴望秩序，我和那些愚蠢的空头支票的政治家和一个阶级化的布尔什维克份子不一样的是，我崇尚的是融合整个民族。
我曾私底下说过：“我不会像其他人那样许诺给你们幸福，我能说的只有这个：我们想要成为国社主义者；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不能再数百万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时高喊着‘德尔曼高于一切’并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
从1930年以后国社党的胜利日就快要到了而且几乎一直是蒸蒸日上。9月14日的大选选票猛增8倍，从12个议席上升为了107个，选票也变成了640万而且还成功的压缩消灭了激进的国社革命派。
那段时期准军事组织的冲突也导致整个魏玛政体陷入了四分五裂的松散。而1931年的12月冯·施莱谢尔那有些无奈的回应：“我们已经不再强大！”更是被戈培尔嘲笑为：“这可怜的体制！”
1932年是德尔曼最不幸的一年，失业人口一下子超过了600万，而愚蠢的布吕宁没能改变他那不切实际的外交手段终于让兴登堡也厌烦了他，最终布吕宁也毫无作为的下台了。这也是国社党的一个小插曲，我没有接受布吕宁最后一刻的支持修宪案的建议，不过我和胡根堡那种莽撞不同的是，我更加灵活，拖延布吕宁的节奏，让布吕宁尽快离开他那碌碌无为的位置，当然这也意味着我参与了竞选.也正是这一决定让我有了获得了德尔曼公民权的机会，当然，虽然那场选举我没有战胜兴登堡，但并不是说明我打算和总统决裂，纯粹是为了赶走毫无作为的布吕宁。同时扩大我的选民。
从那一刻起，我几乎已经成功了。因为那些软所无能的保守势力自相残杀。
1932年，我最终担任了总理的职务，剩下来的就只是巩固了！
1933年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