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他可以自杀。那样他就能自由了，而她也会知道，他和她在一起时的愤怒有多大。电话铃不响了，他站了起来
啊，她暂时放弃了，但她还会再打的， 他看看踢脚板。可乐瓶正在一点一点地从洞里往外移动，墙那边有什么东西正在很有毅力的不停地努力着。有多少次，它在准备要离开那个洞的时候，发现它的路被堵住了呢
如果它有思想的话，它肯定觉得那次数太多了。但它拒绝放弃，而且有朝一日它可能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把那个给它出难题的家伙杀掉。
但是，如果它被那个为难它的家伙的比它大得多的块头吓住了呢，如果它没有勇气呢，那它就只好继续去推那个堵住洞口的瓶子了。
而且…… 他看看笔记本，哆嗦了一下。纸页的空白处已经被画满了。
那画的是科托阿德，此时在他看来，那有点像他的母亲。
那是他在想事情的时候，无意中画出来的吗？ 或者那图形是自己形成的？
无所谓了，不管怎样，他知道他该做什么。 他一张张看着那些图，吟咏着那些用久已失传的语言写成的句子，他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从他的胸膛里爬了出来，爬到了他的肚子里，他的腿里，他的喉咙里，他的脑子里。
当他眼睛盯着画纸，念着科托阿德的名字的时候，它在纸上的图像像是要冒火似的。
当他说出最后一个词的时候，屋里渐渐暗了下来。
他站起来，点亮了一盏台灯，然后走进了狭小而又脏乱的浴室。镜子里的脸看上去不像是一个杀人犯的脸；那不过就是一个60岁的人的脸，那人经受过痛苦折磨，并且还不能十分确定那种折磨已经过去了
当他往屋外走的时候，他看见那个可乐瓶又从踢脚板上的洞里滑出来了。
但把瓶子推出来的那个东西还没有准备好要出来。
个钟头之后，他从校园的酒馆里出来，踉踉跄跄地走回了宿舍。
电话铃又响了。但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虽然那个电话是从伊利诺斯州他的家乡城市打来的，但却不是他母亲打来的
“德斯蒙德先生，我是比兹利斯警察局的鲁奇警官。恐怕我得告诉你一些不好的消息。唔，啊，你的母亲几个小时前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德斯蒙德没有被吓晕过去。他已经全身麻木了。拿着听筒的那只手就像是在举着一块花岗岩。模模糊糊地，他觉得鲁奇的声音显得很怪异。
“心脏病？心脏……？你确定吗？” 他叹息着。他的母亲是自然死亡。他不必去吟颂那些古老的词句了。现在他已经不能给自己开脱了，并且永远都会被困在里面。一旦动用的那些词句，就无法挽回了。 但是……如果那些词句只是词句，死亡也是一般性的死亡，通过那种次关联传递的那些词句没有引起身体上的反应，那他还会受困吗？ 他的罪恶感会消失吗？他能从这个地方走出去，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应吗？
“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德斯蒙德先生。一个很反常的意外。你母亲去世的时候正在和一个串门的邻居聊天，是山敏斯夫人。是山敏斯打电话叫的警察和救护车。有些别的邻居进到了屋里，然后……然后……” 鲁奇的喉咙好像噎住了似的。
“我刚赶到，正在前门廊上，只觉得……” 鲁奇咳嗽起来，然后说道，“我兄弟也在屋里。” 房子莫名其妙地就塌了，三个邻居，两个救护人员，还有两个警察被砸死了。
“就像是有一只大脚把房子踩塌了似的。要是它再晚塌10分钟，我也完蛋了。”
德斯蒙德谢过他，并说他会搭下一班飞机回比兹里斯。 他蹒跚着走到窗前，打开窗户，呼吸着外面的空气。楼下，在街灯的光影里，莱亚门正柱着拐杖，摇摇晃晃地走着。那张灰脸抬了起来。牙齿闪着白光。
德斯蒙德哭了，但他只是在为自己流泪。 无疑，这是一篇以克苏鲁世界观为背景的小说，但它的作者既不是恐怖小说家也不是科幻作家。
博尔赫斯一生写了许多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特色的短篇小说。他喜欢一切形而上的思考，无疑也迷恋神秘学等等超自然的东西（尽管是作为一种表达哲思的形式）。
这篇收录在《沙之书》里的戛然而止的短篇小说带着博尔赫斯小说一向的形而上的深奥，多了几分克苏鲁神话的神秘和悬疑，而少了几分克苏鲁神话的恐怖与惊悚。 “人所共知，命运是不可捉摸的；我一向认为洛夫克拉夫特的游戏文章不自觉地模仿了爱伦.坡，我也跃跃欲试想写一篇模仿洛夫克拉夫特的东西，结果不尽如人意，就是题为《事犹未了》的那篇故事。”——博尔赫斯 《沙之书·后记》 事犹未了 □ 博尔赫斯 怀念霍华德.P.洛夫克拉夫特 当我在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准备最后一门课程的考试时，接到了我叔父埃德温.阿尔内特在美洲大陆边陲因动脉瘤破裂而去世的消息。
我当时的感觉同人们失去亲人时的感觉一样：追悔没有趁他们在世时待他们更好些，现在悲痛也没用了。
人们往往忘记只有死去的人才能和死人交谈。我学的是哲学；想当初在洛马斯附近的那幢红色房子里，我叔父不用任何专门名词就能向我阐明他那些美妙而深奥的学问。
他拿一个饭后吃的橙子向我讲述贝克莱的唯心主义；用象棋棋盘解释伊利亚学派的悖论。几年后，他把欣顿的论文集借给我看，欣顿试图证实空间的第四维度，读者用各种颜色的正方体摆出复杂的图形，就能领悟其中奥妙。
我忘不了我们在书房地板上堆砌的棱柱体和角锥体。 我的叔父是铁路工程师。早在退休之前，他已决定在图尔德拉安家，那地方既有荒僻的野趣又有靠近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便利。他和建筑师亚历山大.缪尔两人成了好朋友是毫不奇怪的。
这个古板的人信奉诺克斯古板的教义；我的叔父和当时几乎所有的绅士们一样，是个自由思想家，说得更确切些，是个不可知论者，但他对神学很感兴趣，正如他对欣顿虚假的正方体或者年轻的威尔斯的编造巧妙的梦魇很感兴趣一样
他喜欢狗；豢养了一条大牧羊犬，给它起名为塞缪尔.约翰逊，纪念他遥远的家乡利奇菲尔德。
红房子坐落在一个小山冈上，西南是一片低洼地。另一面栅栏外的南美杉并没有减轻压抑的气氛。屋顶不是平的，而是石板铺的双坡形，还有一个方形的钟楼，把墙壁和为数不多的窗户压得仿佛喘不过气来。
我从小就接受了那些丑陋的东西，世界上本来就有许多格格不入的事物为了共存而不得不相互接受。
我是1921年回国的 叔父去世后，家人为了避免纠纷拍卖了那幢房屋；买主是个外乡人，马克斯.普利托里乌斯，他以加倍的价格排挤掉出价最高的竞拍者，买下了房子。契约文书签好后，傍晚他带了两个助手把房子里的全部家具、书籍和器皿统统扔到牛马道附近的垃圾倾倒场里（我悲哀地想起欣顿的书里的示意图和那个大地球仪）。
过了一天，马克斯去找缪尔，请他对房子做一些修缮，缪尔愤怒地回绝了。
后来，首都的一家公司接下装修工程。当地的木工们拒绝打制房子里的新家具；格鲁的一个名叫马里亚尼的木工最终接受了普利托里乌斯提出的条件。
他夜里关起门干活，足足干了半个月。新住户也是在夜里搬进去的。那幢房子的窗户再也没有开过，夜里只有门窗缝透出一些亮光。
一天早晨，送牛奶的人发现牧羊犬是在人行道上，脑袋给砍了，肢体残缺不全。冬天来到时，那些南美杉也给砍光。此后，谁也没见过普利托里乌斯，他仿佛离开了这个国家。
可以料想，这些消息使我深感不安。我了解自己最大的特点是好奇，正由于这个特点，我曾同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结合，只是为了想知道她是谁，是怎么样的人，我还尝试吸食鸦片（幸好没有严重后果），探索数学的超限数，进行我即将谈到的不寻常的冒险。我义无反顾地决定调查事情真相。
我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去看望亚历山大.缪尔。在我印象里，他身板挺直，皮肤黝黑，瘦削而有力；如今上了年纪，腰有些弯，黑胡子变得灰白。
他在坦珀利的住家接见了我，那幢房子自然和我叔父的房子相似，因为他们两人都信奉那位优秀的诗人但不太高明的建筑师——威廉.莫里斯的准则。
我们谈话不多；苏格兰文章上有刺蓟图形不是平白无故的。但我直觉地感到，沏得很酽的锡兰红茶和一大盘烤饼（我的主人把我当成孩子似的替我切开饼，抹了一层厚厚的黄油）实际是他招待老朋友的侄子的一顿加尔文教派俭朴的家宴。
他和我叔父在神学方面的争论像是漫长的棋局，每一方都要求对方的合作才能继续。 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我还没有切入正题。一阵难堪的沉默，缪尔开口了。
“小伙子，”他说，“你老远跑来，不见得是同我谈埃德温和我不感兴趣的美国的吧。让你睡不安稳的是红房子的拍卖和那个古怪的买主。我也一样。老实说，那件事使我不高兴，但我只能把我知道的事情告诉你。
我知道的也不多。” 他不慌不忙地接着话： “埃德温去世前，地方官召我到他的办公室。教区牧师也在场。他们提出让我设计一座天主教教堂，允诺给我重酬。我当场回绝说不行。我信奉耶稣基督，不能修建供奉偶像的祭坛，干那种令人厌恶的事。” 他住口了。
“就这些？”我壮起胆子问道。
“不，还有。那个犹太崽子普利托里乌斯要我毁掉我原先的作品，另搞一个骇人听闻的东西。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他神情严肃地说了这些话，起身送客。
我从他家里出来，在街角迎面遇上达尼埃尔.伊韦拉。小城镇里大家都面熟。他邀我在街上逛逛。我对光棍无赖一向没有好感，估计他会对我讲一大串不足凭信的、在酒店里听来的下流事情，但我勉强同意了。
天色已黑。望见几个街区外小山冈上的红房子时，伊韦拉赶紧避开。我问他为什么。他的回答出乎我意料。 “我在堂费利佩手下帮闲。
谁都没有说过我是胆小鬼。你大概还记得有个姓乌尔戈蒂的家伙从梅尔拉来找我麻烦，落了个什么下场。听我说，有一晚，我喝了酒回家，离红房子百来米的时候看到了什么。
我那匹花马惊跳起来，若不是我勒住，拐进一条小巷，这会儿我也许不在这里同你说话了。我见到的东西可不是玩的
他心有余悸，脱口说了一句脏话。 那晚我失眠了。天快亮时，我迷迷糊糊睡去，却梦见一幅迷宫的铜版画，带有皮拉尼西风格，我以前从未见过，或者见过又忘了。那是一座柏树环抱的石砌的阶梯剧场，剧场高出树冠，没有门窗，只有一排密密麻麻的垂直的细缝。
我借助放大镜想看看牛头人身怪。终于看到了。那是一头怪物中的怪物；不像公牛却像野牛，它的人身躺在地上，仿佛在睡梦中。它梦见了什么，梦见了谁？ 那天下午，我走过红房子前面。铁栅栏大门关着，有几根铁条已经扭曲。
昔日的花园杂草丛生。右侧有一道浅沟，沟边脚印凌乱。
我还有一步棋可走，拖延了几天，迟迟没有付诸行动，不但因为我认为那一步毫无用处，而且因为它将把我带向不可避免的最后结局。
我不抱太大希望地前去格鲁。木工马里尼亚是个肥胖的意大利人，皮肤泛红，上了年纪，十分热情而粗俗。我递给他一张名片，他夸张地大声拼出每一个字，拼到“博士”时肃然起敬地愣了一下
我对他说我很想了解他替我叔父以前在图尔德拉的房子打制的家具。
那人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边说边做手势。
我不打算复述那些话，但有一点不得不提：他声称不论客户的要求如何怪诞，他的信条是尽力满足。
他分毫不差地完成了委托，他在抽屉里翻了一通，找出几份文件，上面有那个不知去向的普利托里乌斯的签名，我却看不明白（他显然以为我是律师）。
我告辞时，他向我透露说，即使给他世上所有的金钱，他也不去图尔德拉，更不会进那座房子。
接着又说，客户是上帝，但以他的愚见，普利托里乌斯头脑有病。话一出口，他觉得后悔。我从他嘴里再也套不出别的东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