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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凌晨3点的时候，“我”突然睁开了眼，并且说了些什么。不管我当时说了些什么，我的家人完全被我的表情和我说的话吓坏了。那个“我”显然不记得任何有关我的身份或者过去的事情，而且出于某些原因，他看起来好像急于掩饰他甚至缺乏一些基本常识的事实。他的眼睛怪异地盯着守在自己身边的人们，而面部肌肉却呈现出一种从未见过的的扭曲状态。 就连“我”的言词也变得笨拙和奇怪起来。他笨拙地摸索着使用原本属于我的声带，让单词的发音表现出一种夸张而奇怪的音调，就好像他完全是从书本上学到英语的一样。那些发音狂野而怪异，而其中的一些用语好像混杂了部分难以理解的古语言和一些完全无法理解的句式。 二十多年后，当那时在场的那个最年轻的心理学家再回忆起那一切时，在那些无法理解的词句中，有一个似乎有力地证实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实。1908年之后的一个时期内，有一个相同的词语开始在社会上流行起来，先是在英格兰后来又流传到了美国。尽管这词语是如此的复杂而且毫无疑问地属于一个新生事物，但即便是在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上也与1908年阿卡姆镇上一个奇怪的病人口中的一个令人困惑的词语完全吻合。 与此同时“我”的体力也逐渐开始恢复，但是他却需要再通过一种古怪的方式来重新学习去使用我的双手、双腿以及身体上的其他部分。因为这些奇怪的行为以及一些由于失忆带来其他的障碍，在一段时间内，“我”仍然被给以了最严格的医疗看护。

当“我”发现他企图隐藏自己不同于常人的尝试失败后，“我”很快放弃了继续努力，不再隐瞒，同时变得开始渴求一切任何种类的他所能接触得到的信息和知识。事实上，在医生看来，这是因为“我”已经接受了失忆这一事实，并且变得对自己原来的身份毫无兴趣了。 他们很快地发现其实我主要的精力只是集中在历史的某一段时期上。关于那个时期的历史、科学、艺术、语言、民俗等等各个方面，不管那些东西是人尽皆知的事实还是艰涩难懂的知识，统统都被“我”记录了下来。有些时候，事情显得更加奇怪，“我”甚至是无意间就记下了那些知识。 与此同时，他们也留意到，“我”还具备一种知晓那些几乎不可能被知道的知识的能力——虽然“我”似乎更愿意把这种能力隐藏起来，而非展示给其他人看。但是有时他会无意间偶然提到一些超出人类认知范围外的遥远的黑暗时代的一些事情。但是当他留意到听众流露出来的惊讶的表情时，他又立刻会声明这只是他编造一个笑话而已。甚至有两三次，“我”的这种谈论未来和过去的事情的习惯给其他人带来了不小的恐慌。 但很快的，这种奇怪的不经意间的举动就不再发生了，但是仍然有一些人注意到，与其说这是那些奇怪的知识渐渐消失遗忘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我”在这些方面变得更加小心翼翼罢了。事实上，“我”仍然异常贪婪的学习着这个时代的谈话、礼节、观点等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就好像“我”是一个从遥远的其他国度来的勤奋的旅行者。 在那之后，当“我”一得到大学图书馆的允许后，“我”就几乎把我全部的时间花在了大学的图书馆内。不久之后，“我”又开始给自己安排一些古怪的旅行，以及在欧洲和美国的大学里参加一些特别的课程，这些举动在那几年里给我带来了不少的非议。

庆幸的是，这段时间里，“我”从来没有为缺少学术上的访问与接触苦恼过。我的案例在当时的心理学家之间广为流传。在课堂上，我被当作了双重性格的典型案例，只是偶尔“我”显露出的一些怪异的症状或者一丝偷偷地嘲笑的神情仍然让那些教授们有些迷惑。 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结交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会面者总是会从“我”言行间感到一种模糊的厌恶和恐惧，仿佛“我”已经不再能和正常或健康划上等号了。这种恐惧和不祥的想法在我会面者之间产生了宽泛而巨大的隔阂。 甚至连同我的家人也不能幸免。从“我”开始用奇怪的方式练习走路的那一刻起，我的妻子就一直用一种极端厌恶和恐惧的眼神盯着“我”，发誓说“我”不过是一个篡夺了她丈夫身体的十足的异类。终于在，1910年忍无可忍的她向法庭提出离婚，得到批准后，她就离开了，并拒绝在任何情形下与我见面，即便1913年我已经恢复了正常。我的长子和小女儿也是如此，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们。 只有我的小儿子，温盖特, 似乎克服了我的转变带来的厌恶和恐惧。虽然他的确察觉到我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但是当时只有八岁的他很快就坚信原来的那个我很快就会重新回来。而当我再度恢复正常后时，他立刻找到了我，同时法庭也许可了我对他的监护权。在后来的那些年里他一直协助我进行关于那段时间里我到底被带去哪里的研究。而现在，35岁的他已经成了密斯卡托尼克大学的一名心理学教授了。 但是我却对这可怕的一切一点也不感到惊讶。这是肯定的，因为我知道，1908年5月15日醒来的那副躯体里的思想，声音，甚至面部僵直的表情都不属于我，都不属于纳撒尼尔·温盖特·匹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