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某个英国来福枪旅的列兵的日记来说英国基层士兵的情况可能更加糟糕，他如此写道：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们在营地就靠饼干和盐过日子，时而会给我们鲜牛肉，还有一两次羊肉，酒类的供给已经没有此前那么充裕乐，但是东西都非常糟糕，在英国扔给狗都不吃。但这已经是我们能吃到的最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为此感谢上帝。
米丽娅姆告诉我许多德国香肠正被送到部队手里。我希望他们动作快点，因为我真的觉得现在我就可以吃掉一两磅香肠。/*译者注：但与其说是德国香肠，更准确的说法是按照德国熏制方式制作的香肠，有不少是曲奇王国生产的产物。*/
在过去的五六个星期里，我真的一直都很饿。
亲爱的父亲，如果您能随信寄来些治败血病的药粉，那我就太感激了，因为我一直受着败血病的折磨。以后我一定好好报答您，请上帝饶恕我吧。”
从这篇日记来看，英国军队依旧试图维持给军队提供鲜肉和朗姆酒，有关于维生素在内的新鲜果蔬变得非常不可能，但是由于后勤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英国军队的战地料理的糟糕，英国军队并不能充分地得到给养。
伴随严重的非战斗减员和伤病问题，很多英国士兵被送到君士坦丁堡附近库拉利的军队医院，其中有不少人先后在不到数个月内就病死在那里。
在此之上的是英军的管理工作非常混乱，连一部分士兵的死亡记录都没有，他们的家人一年之后才从他的一位战友那里得知他的死讯。
由于这种显而易见的原因，没过多久，英国部队的士气就一蹶不振了，官兵们开始批评军事当局的无能。“我们这儿的人都非常希望和平能很快到来，”第三十三团的芒迪中校在2月4日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后方的人可以对军事秩序什么的夸夸其谈，但是在这儿，看着成千的战士因为疏于照料而死去，每一个人都受够了。”
这种糟糕的情绪也传导到法国人那一边，联军的战斗意志遭到严重的负面情绪影响，有的时候会发生零星的逃兵，之所以没有大规模的叛逃的原因很大程度依赖于这里对于任何脱离军队的个人来演，环境都是致命的。
倒不如说这个危机时刻，沙俄魔族军队没有发起一次致命的攻击对于联军来说是件好事，很可惜的是，沙俄魔族军队也遭受着后勤问题的困扰，因为联军的海军封锁和对岸炮击，沙俄魔族军队的后勤补给线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虽然总体而言不算严重，但是沙俄军队缺少机动化补给能力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沙俄军队的补给效率。
对于英国人而言，这场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厌战情绪是显而易见的；一定程度上和战前英国社会普遍的恐俄和反俄情绪造成了鲜明对照，英国社会一方面对沙俄魔族军队的战斗力虚胖感到震惊，另一方面对于英国的军队建设和后勤系统的脆弱感到不满；后面这一点在一战和二战中依旧长期困惑英军。
英国《每日邮报》刊登了这样一份消息：“我很难过地看到，在我们抵达前，驻守这里的战士们已经有两个月没有一件干净的衬衫换了。家乡的人们以为这里的士兵配给得很好，但是很抱歉，我得说他们受到的对待还不如生活在英格兰的狗。
我能向英格兰的人们保证，如果这些人回了家，要再让他们出征就不那么容易了，他们不是害怕打仗，而是受到的恶劣对待让人心寒。”
英国人不害怕打仗是因为他们的对手太弱了，但是他们对于战场环境的恶劣感到恐惧或许是厌战情绪的主要原因。
而《泰晤士报》或许表现得更加露骨：
“所有的破坏性因素都针对我们而来：疾病与死亡、衣不蔽体、咸肉的不稳定供应。两天没喝上一滴朗姆酒了，这可是唯一还能让战士们站起来的东西。如果连这都没有了，那么我们就完了。向巴拉克拉瓦传递消息是不可能的，六英里的路程积雪深至膝盖。
车轮转不动，可怜的拉车牲畜已经饿得连拉空车的力气都没有了。马匹——骑兵的、炮兵的、军官坐骑和拉车的，每天晚上都因冻饿而死掉一批。更糟糕的是不断有士兵倒地身亡，让人感到恐惧。
到今天为止，我看到皇家团第一营的一个帐篷里就有九名战士去世，还有十五人已经奄奄一息，都是因为霍乱，那些可怜的战士们后背从来就没干过，他们身上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每晚下堑壕时已经全身湿透，躺在雨水、泥泞和融了一半的脏雪中直到天明。
全身抽搐地找医院，但是医院的帐篷已经被暴风雨破坏，他们只能躺在恶臭的环境中，痛苦挣扎，这儿的条件本身就足以让疾病蔓延。这不是什么浪漫的事。我作为一名军官的责任是努力保证我手下勇敢而谦卑的战士尽量少受苦，但是我做不到，我手中没有权力。
医院几乎什么物资都缺，因为战地医院在建的时候就没有好好地计划。团部医疗官的意见最大，许多随军医生也很有看法。”
至于发出这份文章的信息来源者是一个叫做贝尔的中校军官，一定意义上他认为这份信件摧毁了他将来的军旅生涯。
英国公众是通过《泰晤士报》的报道才第一次了解到英军伤病员所处环境之恶劣的。10月12日，《泰晤士报》的读者在早餐看报时，读到了一则触目惊心的报道，作者是《泰晤士报》驻君士坦丁堡记者托马斯·切纳里，
报道中说英军在克里米亚前线的伤病员必须被送往五百公里远的斯库台，“医疗准备不够充足，无法给伤员提供适当的照顾，”他写道，“没有足够的外科医生，这也许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没有足够的包扎员和护士，这也许是系统的错，谁也怪不着；但是连做绷带的亚麻布都不够，这还能怎么说？”
第二天的《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主编约翰·德莱恩一篇语气愤怒的社论，读者纷纷给报社写信、捐款。在此基础上，前首相之子罗伯特·皮尔爵士创立了《泰晤士报》克里米亚伤病员救治基金。
大量读者来信关注英军在克里米亚竟然没有护士这一丑闻，许多热心做善事的妇女发出倡议进行补救，其中之一是弗洛伦丝·南丁格尔，当时她是哈利街上的淑女医院一名不领工资的监督，还是军务大臣悉尼·赫伯特一家的朋友。她向赫伯特夫人写信，主动请缨召集一批护士前往近东；而就在同一天，悉尼·赫伯特也给她写了信，向她提出同样的请求，两封信就这样擦肩而过。
说到战地医疗系统，英国军队同样远远落后于法国军队，克里米亚的战地医院和君士坦丁堡的综合医院的环境比英国人好很多，至少干净整洁、而且拥有充足的护士和医生；其中很大一部分护士是来自于圣温特森·德·保罗修会的修女，任何一个英国军官都要承认这比英国人的斯库台战地医院要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