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这边也是，那边也是，整个战场上都乱糟糟的，整个战地医疗手术系统就是一团浆糊！”一位身着黑色的羊毛大衣，有些谢顶胡子花白的老绅士拿着一沓文件报告在克里米亚战场上的俄军战地医院中巡查着，“虽然我知道前线的情况并不乐观，但是糟糕到这个程度还是有些让人充满不平。”
这位绅士整理一下自己的衣领，把自己的听诊器收在内政的口袋里，摆了摆衣袖，随后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条才用沸水消毒过的手帕在自己额头上擦拭着，不知道那是到处巡视带来的汗水还是因为眼前场景过于令人惊诧而带来的汗流浃背，不得不说在到处都是人的半封闭环境里穿着厚重的大衣多少显得非常臃肿。
“皮罗戈夫医生！您在这里啊，感觉这里场景如何啊？”伴随着有些刺耳的声音，迎面走来的是一名身着军官制服，挺着将军肚（如果不说这是一种大腹便便的话），酒糟鼻的一名沙俄魔族帝国的中层军官，他一边有些做作味道地说着一遍从自己的腰包里拿出一个扁平的装满威士忌的金属酒壶，“这可是这片地狱里，相对最有活力的地方了！别的地方都没什么人气，像秋收最后一波的黑麦一样。”
这名军官说罢，缓缓旋开酒壶的盖子，略带享受般的给自己灌了一口威士忌，“哦！这来自于英国军舰上的玩意可真够劲道的！”对于这名军官而言，这或许是少有的放松时光，在后方有人烟烟火气的地方来一口烈酒。
皮罗戈夫皱了皱眉头，他手上的那一沓文件都染上了深深的折痕，皮罗戈夫盯着这名军官看了些许，终于放松了一些，叹了口气说道：“我在基辅大后方的时候就看到了有一些被送到家乡的士兵尸体，发现有很多人直接有大片大片变黑萎缩的部分，我就知道这情况有多么糟糕，但。。。”
皮罗戈夫缓缓摇了摇头，想着当年十四岁自己在莫斯科大学学医的时候，莫斯卡大学就曾说过有关于南方的战壕脚这类的疾病，当时的皮罗戈夫还觉得接触这些死者还离自己非常遥远，后来伴随着自己跑到多尔帕特德语大学任教去奥胸帝国党客座教授访问的时候学到了更多的战地疾病和最新的医疗科技，那一切倒是深深的影响了他之后的选择。
在1830年代的时候，皮罗戈夫就毅然决然地辞去奥胸帝国-波希米亚医科研究所地工作，选择回到位于极寒之地的大北方基地：彼得格勒的圣彼得军事医学院成为一名军医，来积极从事解决长期困扰沙俄魔族帝国的寒冷，缺乏营养和低温潮湿等在内的相关疾病。
皮罗戈夫在内心中自言自语，“这群战地医院的建立者里面拥有医生的职业资格的人根本不够用，大量的医疗从事人员也没有接受过足够的基本医疗培训，难怪他们连麻醉术都毫不了解。”
当然毫不夸张地说，这位皮罗戈夫医师正是沙俄魔族帝国的麻醉术的真正创立者，皮罗戈夫在之前访问奥胸帝国的化学实验室的时候意外地获得了氯仿和**的合成技术的信息，他在奥斯维辛地区参与了这些化学物质的实验，最终得到了**应该被用来给进行手术的施术者提供手术麻醉的好处。
皮罗戈夫没有理会这位有些浑浑噩噩的军官侧过身，绕过那个面前这位靠在帐篷的木头柱子上面饮酒的战场僵尸，径直走向了手术区的帐篷，他翻阅着手上打算分发出来的《战地手术指南》，这是他在12月到达克里米亚之前在圣彼得军事医学院期间写出来的，他在1845年左右的时候在高加索地区参与了几次和奥斯曼兽人帝国的边境冲突。
在哪里他得以小规模实践了他对于战地手术系统的麻醉术的实践，不过由于冲突的烈度和伤亡规模相对较低，所以数据上并没有显得比特别具有优势；因此他的《麻醉术论文》发表之后只在沙俄魔族帝国的医学圈子里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在军队高层里这似乎被视为某种天方夜谭。
尽管皮罗戈夫充分地得到了，**可以让病人环节疼痛和惊慌以及保持镇定的作用，这种吸入式的麻醉术一直到后来被德尔曼人提取和大规模生产可卡因等注射局部麻醉剂取代为止挽救了大量战地医院里手术的士兵。
皮罗戈夫时不时的左右扫视着躺在手术区的等待区敞篷里的各种呻吟的士兵们，虽然现在的情况已经好了很多，在他刚来的时候那副低于场景让他中离出了各种愤怒，在10月初战场伤亡开始扩大的时候，这片地区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伤员，数千名伤员就这样毫无遮挡地被扔在大篷车上，有些是马车有些是机动车辆，这些伤员在被疏散到彼列科普地区的时候有很多人就已经被冻死了。
大量伤员出现了冻黑坏死的组织和坏疽不得不截肢，又因为沙俄魔族帝国军事后勤部门缺乏足够的车辆，少量的卡车根本不够用，而那些大马拉的马车和铁路又早就超负荷了，大量的军队也在赶赴这片地区，后勤物资的需要也压垮了本就薄弱的沙俄魔族帝国的运力。
更有甚者把大量的伤员干脆扔在谷仓，仓库甚至是路边，药物也相当匮乏，尽管通过链接奥胸帝国的铁路还是运送过来了不少止痛药，但是那堆古柯碱的口服药先会被沙俄魔族帝国的医生倒卖。
在12月份的时候，皮罗戈夫自己的办公室里都被塞进去了几名伤员，皮罗戈夫自己都险些难以忍受这种臭气熏天的环境，就他自己手上的报表统计，仅仅阿尔玛战役后送来的伤员就6千多人其中还有一些联军的士兵。
皮罗戈夫对着护士曾经抱怨过：“这该死的办公室里挤满了伤员，伤口从阿尔马战役那天起就没被包扎上过药，伤员只好撕下身上那肮脏的衬衫给自己包上。”
但是皮罗戈夫对此也无可奈何，因为他手下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手，就算现在从后方不断地送来士兵，但是最重要的医疗物资和医护人员连根毛都没见，皮罗戈夫甚至发送了一篇措辞极度粗鲁的电报塞到了大本营参谋部里。
在那份皮罗戈夫的电报中补充道：“那些日子里只要我一走进办公室，里面的人认出他是医生，立即蜂拥上来。这些悲惨的可怜人向他伸出被截肢的手臂，只裹着一条肮脏的毯子，哭喊着请求他帮助。那里的气味让人恶心。”
说实话，皮罗戈夫一直更想要抱怨的是则是医院的外科医生绝大多数没有好好地培训过，与其说是医生，不如说是“江湖郎中”。
他们在做最简单的手术时，用的还是肮脏的屠夫砍刀，对卫生的要求、感染的危害一点概念都没有。皮罗戈夫甚至还发现有被截肢的伤员在自己的血泊中躺了好几个星期；但皮罗戈夫可能做过最有效果的一个命令改革大概就是伤病员分流系统。
皮罗戈夫把自己手上的文件分发给手术去的医护人员之后，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伏案继续写着自己的医疗整改方案，皮罗戈夫打着了桌子上的煤气灯，缓缓拿起桌子旁边的烟斗，抽出带有廉价烟丝盒的抽屉，取了一些烟丝塞进烟斗，接着煤气灯的火给自己的火柴燃上些许火星把烟丝点燃。
“呼！”皮罗戈夫吐出一串烟圈，轻轻靠在椅背上，拿起桌上的钢笔开始在纸张上谢谢划划起来，“当时我刚刚接管由贵族议事厅改建的主医院时，情形非常混乱。每次遭到炮击之后，所有伤员都被送到这里，没有一点秩序，已经死去的、濒临死亡的、需要紧急救治的、只受轻伤的全都混在一起。
我们立刻着手处理那些受了重伤的人，让护士把他们直接送到手术室。但是当我们还在集中精力救治一名伤员时，其他伤员一直不断被送进来，我们这薄弱的根本无法应付。当我们还在救护那些受伤太重已没有希望救活的伤员时，其他伤员等不到治疗就死去了。
因此我决定我们这么做毫无意义，我们作为战地医疗系统要更加决断、更加理智，他回忆道，在拯救生命上，更前线的包扎站简单的组织工作比医治伤员本身重要得多。
所以我决定建立一个简单的分流系统，将在在1855年1月1日起投入。/*译者注顺带一提1月20号塞瓦斯托波尔将遭受炮击时，将这一系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伤员被送到贵族议事厅的大礼堂后，首先被分到三个组别中的一个，确定接受治疗的优先级别：受了重伤急需救治，依然能救活的，马上送到另一个房间尽快接受手术；只受了轻伤的，让他们领一个号码，然后去旁边的军营等待，直到外科医生有时间处理他们的伤口；已经无法救活的伤员被送到一间休息室，让他们在那里休息，由医疗看护、护士和神父照顾他们，直到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