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开大门，眼前的景象和空气中的味道就向毫无戒备的你直扑而来。这里有四五十名被截肢或是受了重伤的人，有些躺在野营床上，但大部分都被放在地上。
现在，如果你神经坚强的话，那么请穿过左边的门廊：那是包扎伤口、进行手术的地方。在那里你会看到面色苍白、神情阴郁的外科医生。他们的注意力正高度集中在眼前的伤员身上，躺在手术台上的伤员吸了氯仿，睁着眼，却如同痴呆了一样，发出没法听懂的声音，有时夹带一两个简单的词语或是发出激动的声音。
而外科医生们做的是截肢工作，令人厌恶但对伤员有好处。你会看到锋利的弧形手术刀扎入白色、健康的身体；你会看到伤员忽然恢复知觉，发出一声可怕又让人难过的尖声诅咒；你会看到手术助手把截下来的手臂扔到房间的一个角落；你会看到房间里的另一个伤员正躺在担架上看着面前的手术，扭动呻吟，不是因为身上的痛楚，而是因为心理上的惊惧。你看到的恐怖景象会让你内心最深处都惊颤起来；
你会明白战争不是一个漂亮大方、井然有序、闪闪发光的阵形，不是音乐和鼓声、连串的旗帜，也不是坐在前蹄腾空的战马上的将军；你看到的是战争最真实的一面——鲜血、痛苦和死亡。”
这是列夫托尔斯泰在描绘皮罗戈夫的大礼堂工作所达到的创举的景象，这被记述在《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一书中针对外科医生的手术培训和手术的标准流程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积极影响，很多伤员身体上受到的伤害和疼痛相比他们看见了恐怖景象而言，可能精神上的痛苦会更大一些。
皮罗戈夫看着自己手上的记录报告，不单单是医疗报告也是整个医院的死亡率的统计报告，皮罗戈夫的额头上数颗汗珠似乎说明这他刚刚从手术台上下来，那截肢手术混杂着血肉和腐败肢体的气味沾染在了皮罗戈夫，皮罗戈夫咬了要嘴唇，抬起右手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珠，这几天他几乎就没怎么合过眼，“我要来点提神的玩意！”皮罗戈夫又拉开了自己放烟草的抽屉，取出烟丝和烟斗，借着煤气灯点燃了火柴给自己的烟草嗨了一下。
“我可能需要睡一觉！”皮罗戈夫脑海里想着，但他实在是停不下来手头上的工作，虽然报表的数字让他稍微好受很多，但还是有很多工作要继续做。
作为皮罗戈夫的努力，报表和报告或许能说明很多现象；使用麻醉术极大提高了皮罗戈夫和他手下外科医生的工作效率，通过同时在三张手术台上做手术，每天工作七小时，他们可以完成超过一百个截肢手术（当然这种效率也让很多批评者说他运行的是一个“工厂系统”）。
在截肢技术上，他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技术-在脚踝处截肢，留下部分脚跟骨，给腿部一点支持。一般来说，他在做截肢手术时，截口都比其他医生选得更靠下，尽量把创口和失血降到最低，他知道手术后失血过多是最严重的一个威胁。
最为重要的是，皮罗戈夫清楚感染的危险（他以为是来自被污染的瘴气），特地将那些手术后伤口干净的伤员和另一些伤口化脓、有坏疽症状的伤员分开。通过这些首创的措施，皮罗戈夫实现了比英军和法军医院都高的存活率——手臂截肢的伤员中，65%能活下来；大腿截肢是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最危险也是最常见的手术，皮罗戈夫的存活率是25%，而在法军和英军医院里，只有十分之一的伤员在接受手术后能活下来。
皮罗戈夫先生对这些评价颇为不屑一顾，倒不如说他更希望媒体多评论一下哪些药物值得沙俄魔族帝国购买或者仿制，皮罗戈夫的医疗企划不可避免的和法国医疗系统一样，要求更多的护理人员，皮罗戈夫对护士颇为重视，护士帮助分流伤员，给予安慰。她们还负责分派药品、端茶送酒、替伤员给家人写信、给濒死的人精神上的支持；护士们的慈爱赢得了许多伤员的心，把她们比作自己的母亲。
皮罗戈夫抽出一张信纸，用自己右手边的钢笔醮了醮墨水，铺开了一份信纸，“我倒是有2周多没给妻子写信了吧，不知道她现在过的怎么样。”皮罗戈夫用左手托着自己的下巴，他刚刚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睡了2个钟头，稍微清醒多了。
“亲爱的，
您知道了最近医院里面出现了很多雅致的女士她们给我们的患者带来很多美好，
缓解那些伤者的紧张也可以减低苦楚的功效，她们是来自俄罗斯的贵族女性发起的护士征召运动。。。
她们被叫做圣十字架社团，是由沙皇的弟媳、在神圣血族罗马帝国出生的叶莲
娜·帕夫洛夫娜大公夫人所建立的，这些女性从圣彼得堡出发行进了1000多公里，辗转火车，卡车和马车到达了这里。
终于在12月1日抵达辛菲罗波尔。她们中许多人是军人的女儿、妻子或是遗孀，
有些来自商人、教士或小贵族出身的官员家庭，本身没有经历过战场的艰苦条件。
有一位护士跑过来和我说她刚经历了一场我主持的两个手术。我们给其中一个截了手臂，另一个截的是腿。上帝恩典，她没有昏过去，因为在第一个手术中，当我们截掉他的手臂时，那名美丽的护士得按住这个可怜的人的后背，然后包扎他的伤口。
他成功地做到了开始变得什么都不害怕。如果你能明白帮助这些受苦的人是一件多么让人高兴的事就好了——你没法想象那些患者和我们这些医生是多么感谢那些女性来到这里。”
皮罗戈夫写完，仔仔细细地把信件叠好塞在信封里，用烧熔的蜡烛火漆按在信封上盖上了独属于他的印，皮罗戈夫笑了笑开始想象自己的妻子受到信件后是什么样子。
说回联军这边，跟俄罗斯人和法国人相比，英国人对麻醉的使用远不是那么热衷。在即将从瓦尔纳启程前往克里米亚时，英军军医总管约翰·霍尔医生（Dr. John Hall）签发了一份备忘录，警告军队外科手术医生“不要在治疗严重枪伤时使用氯仿……因为不管看上去多么野蛮，受到刀扎是一种强大的刺激；听到一个人狂喊比看着他静静地沉入坟墓好得多”。
比较幽默的事，对于麻醉这项新技术，英国医学界的观点有分歧，有些人担心使用氯仿会松懈病人的斗志，另一些人认为在战地手术期间使用麻醉不现实，因为缺乏有资格的医生来监督实施。这些态度还和英国人将忍受痛苦作为男子汉气概表现的奇特想法（所谓保持一个“僵硬的上嘴唇”）紧密相关。
这种想法堪比沙俄魔族帝国的保守军事官僚对于列兵射击或者刺刀训练的重视程度，这种想法体现在与认为英军士兵更能够忍受痛苦，像一个男子汉一样，这种“好男子汉”的想法在英军里面是非常常见的。
英国军医在克里米亚战场对这种现象做过比较具体的描绘。
“还没有人真正描述过战士们的胆量。他们笑对痛苦，极少会因面对死亡而屈服。精神战胜身体，真的极不平凡。如果在家里手脚被拉断或是压坏，被送来时肯定就已经晕倒，或是恐慌得六神无主了；
但是在这里，当他们带着一只晃荡的手臂，或是被打烂的手肘进来时，他们会说：‘医生，请您快点，我的情况还不太糟糕，我还能再回去！’这些勇敢的人，许多只用一条浸了冷水拧干的毛巾裹上残肢，就爬回战场，不管炮弹在他们周围爆炸，弹丸掀起脚边的草地，继续观察战事进程。
让我告诉你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我曾经截下一位军官、某上尉的脚，手术完成之后，他坚持要我把他扶上战马，宣称他可以继续作战，因为他的‘脚已经包扎好了’。”
可能在沙俄魔族帝国的保守派军人看来这都是非常离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