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什么是皮罗戈夫所没有意料到的话，那就是东正教和俄罗斯精神在克里米亚前线发挥了很强大的凝聚力，在克里米亚当地，来自不同社区的女性居民自发组织起来，组成护士队前往塞瓦斯托波尔周围的包扎站和战地医院服务。
皮罗戈夫这天如同往常一样在巡视战地医院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姑娘，那名姑娘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年轻，还因为这名姑娘的来历。
皮罗戈夫在写给后方军区的信件中记述道：“这名姑娘叫做赛达·塞瓦斯托波尔斯卡娅，正是塞瓦斯托波尔当地的一名女孩，早些时候他在阿尔玛战地医院照顾我们的小伙子们，现在我特地邀请她到贵族议事厅（就是现在的手术室）来协助工作，另外一名我刚邀请过来的姑娘叫做伊丽莎白·赫洛波京娜，她的丈夫曾在阿尔玛战役中的炮台服役，是一名军士，战斗中头部负伤后也在阿尔玛医院接受治疗。
她是追随着丈夫上战场的，上帝保佑俄罗斯拥有着这样的灵魂和战士。”
另外皮罗戈夫对这些女性除了表达过惊讶同时也非常敬佩这些女性的勇气，作为战场上医疗系统的中枢，他为了不单单是这些女性的光芒也是为了俄罗斯战士的生命而同那些脑子多少有点迂腐的不喜欢女性出现在战场上的军事当局进行对抗。
这直接导致了当地社群的女性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加入了战地医院的护士体系当中，当然大公夫人的功劳也功不可没，作为高层官员对沙皇本人的影响也导致了沙皇本人倾向并认可了圣十字架社团和女性加入军队后勤的工作方式。
这里稍微聊一下这个大公夫人和圣十字架社团的关系。
圣十字架社团在克里米亚的工作，最早是由大公夫人出资的。她通过家庭关系从英格兰，法希兰和德尔曼等地购买医疗用品，其中包括珍贵的奎宁，这些大量的药品储藏在圣彼得堡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宫她家的地下室里。
在得到了德尔曼更多的医疗援助和社团工作被沙皇肯定之后，俄罗斯贵族、商人、政府官员还有教会纷纷捐款支持；进入沙俄魔族帝国政府的德尔曼新药也新配给给了圣十字社团和她们所属的克里米亚军区的战地医院。
1855年1月又有两支由圣十字架社团组织的护士队抵达塞瓦斯托波尔，其中第二支由叶卡捷琳娜·巴枯宁娜带队，她是圣彼得堡市长的女儿同时也是那位无政府主义革命家米哈伊尔·巴枯宁的表亲，巴枯宁当时正被囚禁在位于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顺带一提。
和许多俄罗斯上层社会人士一样，她童年的夏天都是在克里米亚度过的，她喜欢的度假胜地竟然遭受联军的侵略，这让她惊吓不已。
“我无法想象我们伟大帝国的这个美丽小角落竟然变成了残酷的战场。”因为这个很朴素的想法，巴枯宁小姐决定亲自参加这支医疗救护社团。
和大公夫人一样，弗洛伦丝·南丁格尔在管理事务上也有一种类似的强烈动力。她出生在德比郡一个成功的工业家家庭，接受的教育比同一时期英国政府中绝大多数男性都好。她家与英国政府有诸多渊源，但因为是女性，她只能做一些慈善活动。
由于受到东正教精神的鼓励，在二十五岁时，她不顾家庭反对，成为一名护士，先是在英国穷人社会进行医疗工作，然后在德国杜塞尔多夫附近的莱茵河畔凯撒斯韦特做一名社会改革者。在德国，她目睹了特奥多尔·弗利德纳牧师和他手下女执事们照顾病人的情形。
1851年她从凯撒斯韦特毕业，把那里的护理原则带到了哈利街的医院，并从1853年起在那里担任监督工作。这些护理原则，即基本的干净整洁和良好的病房管理等后来被南丁格尔带到了克里米亚。
不过这些观念并不新颖，毕竟只要是一个医疗人员，不用说克里米亚的英军医疗官，都知道保持干净、管好医院的好处，但是他们的主要问题是缺少人力和资源——而南丁格尔也仅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在皮罗戈夫这里，通过了当地社团和NGO组织倒是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了缺乏人手对于沙俄魔族帝国本就虚弱的战斗力的消极印象影响；而南丁格尔则远没有皮罗戈夫的地位稳固。
至于南丁格尔，这边要稍微说几句，她和皮罗戈夫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在权力上和协助者的力量上，南丁格尔只能望其项背了，南丁格尔一开始并不在克里米亚，尽管军务大臣赫伯特仍将她任命为土耳其英国综合医院女护士馆总监督，然而一直到1856年春天，南丁格尔才获得对克里米亚地区护士的管辖权，那时战争已接近尾声。
南丁格尔的地位并不稳固，在名义上她必须听从军队的调遣，但是赫伯特给了她直接向他汇报军医部失误的特权。军医部从来都反对派女护士到前线或是接近前线的地方，在南丁格尔的职业生涯中，她一直与军医部做着针锋相对的斗争。（/*译者注：蕾蒂娅一直认为作为同样对抗脑子里全是迂腐臭不可闻的乐色僵尸的人，南丁格尔算是非常强硬的女性*/）
南丁格尔个性强势，而同时也只有大权独揽，她才能够设法推行机构改革、争取军方尊重。在土耳其，受到认可的职业护士组织并不存在，她在那里召集不到护士，只好在赫伯特夫人的协助下自己建立一支护士队伍。
诚然，她的选择条件非常现实，完全不带感**彩：她喜欢招收来自社会底层贫困家庭的年轻姑娘，因为她觉得这些人吃苦耐劳，能够适应艰苦的生活条件。她还招收了一批有护理经验的修女指导这些姑娘，在她看来，招收修女实际上是对爱尔兰天主教会的让步，因为英军中三分之一的战士是爱尔兰天主教徒。
但与此同时，她拒绝了几百名热心服务的中产阶级家庭妇女的申请，认为她们的敏感性会让其“不好管理”。
南丁格尔和皮罗戈夫的医疗体系的建构战争算是在这个冬天正式打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