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洋三郎夫妻见鹰司家的“女儿”从一幅画中还原了那起事件，态度便陡然恭敬起来，他们双双深鞠躬，恳请借重鹰司家“女儿”的智慧，来为他们洗刷冤屈。他们的解释是，山本弘斋其实就是当时袋田瀑布的管理方负责人。在发生那次事故后，其他赔偿额度在合理范围之内的遇难家庭已经调解完毕，唯独一户提出了“一千二百万元”的赔偿并拒绝任何形式的协调。最后双方对簿公堂，败诉的是山本一方，他们只能执行了这个天价的赔付并因此引咎离开了袋田瀑布的管理组织。山本弘斋含着冤情与怨怒画下了这幅画，指明要价一千二百万元不得有任何增减，就是这个缘故。
鹰司将嗣作为局面的掌控者，倒是很慷慨地答应了山本一方的请求——毕竟对鹰司家而言是惠而不费的事情。费神费力去思考的是嘉茂渊子，人情却是鹰司家得，这种好事当然要做。于是，他便轻描淡写地吩咐：“既然山本先生看得起，那渊以，你就为山本家参详参详吧。”
我心下暗自不快，却又没法当场把身份挑明，惹得周围所有人敌视，只好低声应承了一声“是”。鹰司将嗣更是得意，他以“好生伺候二小姐”的名头将一位使用人留在了这里（我当然明白他的实际用意是进行监视，并阻止我说明身份），然后带着其余人以“别有要事”的由头告辞。胖子富山自然要迎出去，然后这间包厢很快又要充作他用。接下来，山本洋三郎本来没在霞浦做停留的打算，但事态既然有变，他们也不会吝惜另找一处居所的花费。于是，我们移到了临近的一处平价茶楼的雅座。
通过山本洋三郎的介绍，我们可以把背景故事再说得具体一些。1980年深秋，袋田瀑布的踩踏事件一共有6人遇难，29人受了不同程度的伤（这29的数字是把划个口子这种简单外伤也算进去了），其中6位逝者和14名伤者要求袋田瀑布的管理方面负责赔偿。在1元的购买力还相当可观的1980年，袋田瀑布方面最终给予每名逝者八万元赔偿，伤者根据伤情依次递减，这个标准是经过协商后，6名逝者和13名伤者都接受的，后续的给付也没出什么岔子。
然而，有一名伤者却坚决不接受赔偿，他认为“赔偿太少”，并提出了那个“一千二百万”的赔偿数字。后续结果之前也已说了，在诉诸法院之后，法院反而支持了在当时算是天文数字的一千二百万赔偿额。现在来看这个故事，我们最为好奇的自然便是“法院为什么会支持那个伤者。”
“这起诉讼是次年，也就是1981年的事情了。我在当时也不过是个七八岁的孩子，家里根本没让我知道这件事情。然而现在，我祖父、父亲都不在了，当时参与了诉讼的当事人，站在我这边的已经是一个都不在世了。去法院找当年的出庭记录，也因为年代久远，早已超出了保存义务年限。”山本洋三郎这样解释自己的处境。他其实和我们的思考方向一样，都从“为什么法院支持伤者”的方向去搜索当年的记录，然而时过境迁，他的搜索并不能奏效。
“这条路既然因为时间关系无法走通，我们也还有别的路可以走。”我安慰他道。“袋田瀑布虽然是个名景点，但终究没法富裕到当年能一下拿出一千多万现钱的地步。其他人的赔偿给付好说，加起来总归不出一百万的范围，景点的流水理当可以应付。那一千二百万既然法院支持，后来自当是给付过去了。这些钱当时是怎样调度的呢？”
“还能怎么调度？我们把所有家业都变卖了，加上四处举债，好不容易才把这笔钱给凑上！”山本洋三郎愤愤道。原本，山本这一家是个富庶家庭，洋三郎自己对七八岁之前锦衣玉食的生活还有清晰的记忆。只不过这一遭变故让他们家陡然跌落谷底，一千二百万元支付出去之后，家里一贫如洗，洋三郎的祖父有些绘画功底，去了一家画室谋生；洋三郎的父亲做力气活并因此透支了自己的身体，也过早地倒下；洋三郎自己则从贵族学校转到了平民学校，从普通的会社职员一步步走到今天，终究也不过是个平凡的公司部门小头目罢了。
家道中落的无常当得起世人一声喟叹，但感慨终究不能解决问题。山本洋三郎还说，对方在接到这笔款项之后便销声匿迹。自己祖孙三代几十年来一直在察访，除了知晓一个“宇治氏”的姓氏之外，别的一无所知，也可说是颟顸已极了。
“也就是说，你们除了知道和你们站在庭审对侧的贪婪人姓宇治之外，其他别无所知。”
“您想责备我们无能也好，说我们是蠢人也好，只要能为我报这个仇，我山本洋三郎哪怕被鹰司家和渊以小姐当猪狗驴马，我都没一句话！”
“我可没有责怪您的意思，山本先生。”我摇了摇手。“尽管我们的已知情报少得可以，但我们依然有道路可寻。我们不妨这么想，在收到山本家交付的赔偿之后，‘宇治’或者作为中证的法院肯定要出具证明性质的文字，留存在山本家。这个凭证现在在哪里呢？”
“我就贴身携带着。”山本洋三郎从西装内侧的衣袋中拿出了一个纸封。他从中倒出内容物，那是成色已经泛黄，折痕纤维已非常脆弱的一些纸张。他小心地摊平折痕，让我看到纸张上的字迹。这确然便是当年由袋田瀑布所在的袋田区法院所出具的交割证明。一边是山本家祖父的姓名，一边便是“宇治氏”，这两方签名上各自按着手印。仔细观察，还能看到痕迹已近乎消退的印章图样，这应当便是法院的公事用章吧。
看着这份笔迹和印痕都已经明显褪色的交割证明，我不禁感慨时光的飞逝。然而换个角度来看：这份证明不就是一个极好的，可供追索对方信息的证据吗？也不知山本家是否将它进行了充分的利用——恐怕并没有，若是充分利用了这份文件上的信息，恐怕山本洋三郎也不至于屈尊来向一个后辈女性讨教了。
“这种客观的文字肯定会留下对方的全名。既然这里写的是‘宇治氏’，那就是真的姓宇治，单名一个氏字。可真的会有这样，姓读‘うじ’，还取名读‘うじ’的人吗？虽不排除故意有取这样名字的思维，但这种叛逆思维大抵还是近来才出现，在几十年前着实是不太可能。纵使真就有这样特立独行的一个人成了我们的当事人，他在留字据为证的时候，也会被其他两方出于社会共识而额外问上两句。
“‘这宇治氏就是你的真名吗？’‘那是当然。’为了回应他人出于正常考虑而提出的质疑，这位宇治氏肯定要拿出能够自证身份的东西。要不然，山本家的先君也不会放心让他在交割证明上留下这个名字。所以，既然您的先祖父已经确认过，那这个奇怪的‘宇治氏’就不单单是一个姓氏，而是一个特殊的连姓带名的完整组合，并且这也是我们找寻的方向。
“うじうじ，这个姓名即便是放到现在也很容易引人注目成为谈资，更何况是在几十年前。虽然您说，这个宇治氏在收到山本家交付的赔偿后便销声匿迹，但这个名字和这个事迹是藏不住的。虽然时过境迁，但依然有帮得到我们的东西，那就是指纹。”
山本洋三郎猛地一拍脑袋道：“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显然，几十年来这张带有“宇治氏”最确切的身份信息的证据就在他的身边，但他一直没有想到应该这样去利用它。我既已为山本洋三郎点明这个关键，后续似乎都用不着我说明，山本洋三郎自己就哗啦啦地倒出来一长串的计划，比如伪造一起诈骗事件去报案，或者利用某些人脉指向能调取指纹数据的警视力量，总之他想到了不少办法去核实这个指纹的身份信息，其中不少都比较可行。
然而，正当他兴高采烈地筹划接下来的步骤时，眼神一下子又落在了那张摊开的公证文件上，随即兴高采烈的神情又一次变得黯淡。他耷拉着对我道：“可是您看，我们家几代人终归还是不中用，这么一个线索放在身边不去利用也就罢了，还让它给荒废了。”
我再细看那个手印，发现山本洋三郎之所以沮丧，是因为它已经和印泥一样，因为时间侵蚀而变得几乎无法辨认出明显的指纹。在1980年，印章都是古典的蘸泥盖戳，和我们按手印时使用的印泥定然同源。普通的古法印泥主要以朱砂和蓖麻油制成，年深日久，油分挥发，朱砂便会有剥离纸面的可能性，进而也就减淡了印痕。既然印章已经褪色，那手印指纹的褪色也是可想而知。不过，这倒是难不住我。
在古书、古画的修复时，补全印章便是一个常见的工作。有的印章因保存不善，印痕被摩擦带出了抹痕；有的因纸片被虫蛀碎裂而导致印面被破坏；有的因盖章时蘸泥不够或施力不合规格导致印面浓淡不均或印文不清。这些情况都需要由从事修复的人来进行填补。而我在之前便有过不少次古籍修复的经验，比如前一阵子就在会津若松为一户姓永间的人家修补过古本《若菜集》。得益于这一道上的经验，我自然知道要怎样去挽救因年代久远印泥褪色而减淡的印痕。
在我们的想象中，一滴油落在纸上，会形成一个圆形的油迹，并且油迹似乎让纸变得“透明一些”。但含了过量朱砂的蓖麻油就不会如此，它受力才从指端（印章上）沾上纸面，并且只会被朱砂限制在沾上纸面的范围。换句话说，一滴油落在纸上之所以扩散开来，是因为油在起始的小范围内过量；但印泥上的油从起始来说便是不足的，所以油迹不会扩散开去，就在印痕之内挥发。
我们同样知道，一滴油扩散开后，即便是拿去太阳底下晒个几天充分挥发，拿回来看也还是有痕迹的，时隔几十年依然如此。在古籍修复工作中做到“修补印章”的活计时，就要由修复师傅戴上头戴式放大镜，仔细观察纸面上的纤维，进而分辨出原生和有过印痕覆盖的痕迹（印油的挥发和朱砂剥落也不会干干净净一整块就这么掉下来，在放大无数倍的纸面之下，依然可以观察到若干零星的朱砂印）。在确定之后，再用针管细的笔尖勾出轮廓，然后再试着调和朱砂，用棉签一类的两根棒状工具“做旧如旧”，一点点将印泥还原上去。若是无法还原，就将原来的朱砂印子整个清理一下，做好定位，然后照着印面翻刻一个木印子（比原来的印痕小一些），对着定位翻盖一个上去。
这些手法我倒是不用向山本洋三郎介绍，因为我现在不过是以鹰司“家人”的身份为他提出建议。即便是提出修复手指印的建议，我也只是单纯介绍了这个手法的确存在，并向他推荐了嘉茂家的伯父在内的，霞浦精擅古籍修复的人才。
“那么，假设我们按照您的指点，成功找到了姓名为‘宇治氏’的这个人的下落；或者说我们就算复原并提取了指纹，也没能找到他的下落，这时候又该怎么办呢？”山本洋三郎依然有些不安。
“那时候，鹰司家依然愿意接受您的来访。”这一回，我就把皮球踢还给了鹰司将嗣：只消山本家众人一走，我便可回复嘉茂渊子的身份，届时鹰司将嗣可没有理由再让我去充她的女儿了！我越想越得意，甚至脸上都露出了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