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视生怕挂一漏万，将大量的资料簿册都带回去翻阅。然而他们在费尽劳力，搜寻到了所需的信息后，就没有再花精力去将这些簿册恢复原状。而这一道使用痕迹，却给旋踵而至，追寻同一事物的我们留下了便利。推想警视的行动，我们便可以大概率地将目标锁定在一小块区域，不再需要拉网式的检索。山本洋三郎虽然也动了心思，但他的方向终归是错了一截。好在我及时进行了纠正，他也乐意再花一天去重新找找。
果然，在锁定了目标和采取特征检索的手段之后，山本洋三郎翻资料的速度大大提升。这一回他同样是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来到袋田医院，但第一节课下课后我便收到了他的邮件，说“找到了”。发件时间是课中，看来完工时间还要早上一截。山本洋三郎痛快地搜罗了一整套袋田医院留存的记录，很快确认了小间伦次在医院里的行动轨迹：
他因为踩踏事故而在1980年的11月送医，办理了事故入院的手续并被安排住院。经诊断，他的伤情主要是在事故当时因受力不稳倒地，全身被多处踩伤。但这些伤势大抵是皮肉轻伤，稍加调理就能养好；唯独左腿小腿骨在事故中被踩出了断裂，需要长时间的愈合，这才让他在医院里待上了好一阵。在医院调养了一个多月之后，他伤势基本痊可，便于1981年1月办理出院手续离开。
这个时间段的记录只说明了这么一些问题。这也证实了我此前的推断，这个人的确就是伤了左脚的。但我们看到的医院记录说明，这个人顶多就是骨折，医院连“重度”“粉碎性”一类定语词都没加，并且治完后落下个跛脚的后遗症，也大抵是因为此前常年在田里劳作，腿骨过度使用所致。虽然是伤筋动骨的大事，但这样的伤情放在所有的伤痛中，到底也算不了什么。我又请法学研究者们对比“身体伤害赔偿”的相关案例，得到的结论是，这一类赔偿的数额在全部案例中只处于中低的一档。
换句话说，在当年伤者的赔偿普遍在六万元以下的上世纪80年代，一条腿的一般骨折，赔偿顶多也就在两三万元上下。这样一来，一千二百万元就实打实成了个不合理的高额。不合理的东西成了事实必然有其缘由，可能是主审的那一庭上下集体被小间伦次所打点，也可能是小间伦次在庭审时做了精彩的辩护。
“洗刷冤屈”是山本家几代人的宿志，当年的当事人山本弘斋甚至自己留下一幅袋田瀑布的画作，遗命将其作价一千二百万元出售，以铭记这一段苦楚（当然，这幅画的画工画技的实价也就是泛泛）。可现在，法院的庭审记录已作罢论，小间伦次也已作古，哪怕是当时参与庭审的人，到了山本洋三郎的年代也是大多物故。山本洋三郎在袋田的法院前后打听了数遍，得到的也只有这样的结果，他失望已极。
然而我却不这么想。毕竟我们凭借现在能够找寻到的信息，已经思考出了不少的结论，走得比山本洋三郎自己乱打乱撞已经远得不少。虽然我们找不到法院留下的记录，也很难找到当年的当事人，但“找到法院当年的审判记录”这件事，却也并不是无路可寻。
“在一审宣判后，当事的任何一方都有上诉的权利。面对一千二百万元的判罚决定，山本家不可能不上诉。既然要上诉，那就有二审环节。涉事的赔偿数额上升到这个量级，二审必须到茨城县级的法院才能进行。既然在袋田这边找不到当事人，为什么山本洋三郎没有去县一级法院找寻记录呢？”
山本洋三郎的妻子道出了其中原委——山本洋三郎其人思维僵化而憨直，很容易就钻进牛角尖难以抽身。比如说，他从手上的执行公证了解到，赔偿决定是袋田当地法院负责执行，他就盯准了这家法院找寻，完全不知道从更高处进行变通。
好在，山本洋三郎虽然认死理，眼界不开阔，但总还是能听得进别人话的人。依照我的建议，他又一次动身，前往茨城县的法院找寻答案。县一级的法院设在茨城县的治所水户，山本洋三郎又要重新寻觅那一头的人际关系，这下就又耽误了一阵。不过反馈的结果终归是可喜的——茨城这边虽然文书也过了保存年限被清走，但好在当年这桩事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山本洋三郎现在这么一提，还是有一些老人记得这件近四十年前的旧事。更加幸运的是，现在茨城县法院有一名职工，正是当年二审时的书记员。尽管他现在已经是坐办公室等到龄退休的无所事事的状态，但他到底还是记得当年这个情形的。他还特别说“当时在速录机上打下‘一千二百万’这个数字的时候，自己都怀疑是当时的主审法官念错了数字”。在二审结束后，他还专门去向法官确认过，才敢把这个数字留在正式的文书记录上。
而对“为什么法院会作出这样的决定”这个核心问题，他的回答是：“过去四十多年，我记得的也不太清了。我只有大概的一些印象：
“当时双方到场之后，山本家这边请的是当时业界很出名的律师进行辩护。那位律师也认为，对一个伤员进行一千二百万的赔偿无异于漫天要价，地方法院定然是收了好处才会作出如此荒诞的判罚。所以他自己对这场上诉的官司踌躇满志，认为胜诉是手到擒来。我们在庭审时见到山本家请了这个人出来，均想，山本家不惜请出这么一尊不太出山的大佛，自是志在必得。然而在实际庭审时，我们又发现，原告方根本没有延请律师，等于说是自诉。我心里想，没听说这个原告在法律界混出什么名头，那么就是外行或者新手了。让一个业界知名的老油条律师跟一个外行自诉来搞庭审辩论，恐怕是县法院当即就能作出撤销判决的决定。然而事实又让我想得岔了，我已不记得他们当庭辩论的话，但我清楚得记得，这一次就是这个名律师的声名扫地的一案——他完全落在下风，根本不是对方对手，法院也按照对方的坚持，作出的决定是维持原判。”
这倒奇了。我不由得在脑海中对以往的“律师”形象产生了一些怀疑。在我有限的认知里，律师给我的印象便是精通法律，知晓怎样最大化地运用各种规定为当事人争取利益。“最大化”的能耐就依赖对法律的精通，而这就产生了极高的专业要求。绝大多数情况下，如果让一个外行当事人和对方律师辩论，都会被专业技巧所压制。这个结果，自然大出我意料之外。
“律师收钱办事，加上他自己也要为自己的名声负责，我愿意相信他不会因为对方的打点而放水。所以必然是小间伦次真刀真枪地胜过了律师。然而，小间伦次我们已经打听到他世代务农，农家虽然能够培养出口才伶俐的人，但‘精通法律+口才伶俐’的人就很难满足农家且未受过法律教育的条件了。我只能这样来设想：他们在庭审过程中的交锋并不是辩论——反正书记员已记不得二人交锋的具体内容。”
刚才也说过，出身农家并不代表这个人就不可能言辞伶俐。在非专业领域，他倒是可能和律师一较短长。而这，也是我所认为的突破口所在。
律师为当事人争取利益，是在自身所擅长的法律一道上做文章。比如对事实上发生的行为，律师可以从不同的行为心理去解释，从而改变一个具体行为的定性。比如说甲乙双方就“甲打乙一掌”的事实展开争论，甲方律师提出“甲是看到乙脸上有蚊子才动的手”，乙方律师则提出“甲是蓄意打乙这一掌”。最终法院采取哪边的判断，最终的判决结果自然就对哪一方有利，这就是律师的功力较劲。然而，律师终究是从法律的角度来锱铢必较的，换句话说，这个职业也和山本洋三郎的性格一样，容易钻进牛角尖。还是拿甲乙这桩事来说，假设甲提出的观点是“我本在给乙做肌肉按摩，结果乙认为收费不合理，就诬告我在打他”，这就不是律师的法律知识所能解决的事情了。
“所以，小间伦次索赔的突破口就在这里。他并没有和对方律师正面交锋‘就此事的一千二百万赔偿有什么法律依据’，而是用自己的实际情况来争‘怎样让法院认为一千二百万是合理赔偿数额’。”
“这个数额还能被认定为合理数额？法院所有人的脑子是被烧坏了才会这么认为的吧？”
“倒也不至于。有一个故事就能解释这个问题。”
在美国有这么一起判例：一位因车祸而致残，胸部以下感知完全丧失的女性起诉了肇事者要求高额赔偿。但她的律师这样对她说：肇事者自己的财产肯定是赔不出这种赔偿额的，并且肇事者的律师肯定也会去争，最终你拿到的赔偿额肯定远小于要求额。然而你可以把肇事汽车生产商也一并起诉，他们则有能力赔付这个额度。最后，凭借律师这一招妙计，她到底拿到了高额的赔偿。而高额赔偿的计算理由，律师则提出了这么一个主张：赔偿不应只从伤势评估、治疗及营养费用、精神损失这几点来计算，而应考虑到她下半身失去知觉而瘫痪，后半生的生活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丧失。法院有藉于此，便确然判决汽车公司连带赔偿一笔天文数字的赔偿。
“或许，小间伦次就是采用和这个案例类似的手法来计算赔偿额的。比如说，他被踩踏得骨折，落下了跛脚的后遗症，等于说是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了。这样一来，他再提出自己家里的实际情况，有妻子儿女需要养活，之前家里也才堪堪够开支，自家又没有除了务农之外的其他收入。赔偿额像这样算上了往后几十年的生活的话，这个数额自然就相当的高了。”
以今日信息传播的速度来看，这样的故事无疑是匪夷所思——今日的律师见多识广，这样的招数怎么就拆解不了？但在当年的环境条件下，信息相对闭塞，就算是精研业务的律师，也未必就能料到对手能从一个更高的站位上来发动攻势。并且，这个判例在当时也是凤毛麟角，换句话说，当时一贯的判决都是援引成例，单纯从伤势来计算赔偿，而这一招“附带后续影响”的手段的确是出其不意。
“小间伦次当年用的这一招，在今日看来虽然没什么大不了，但在当时诚然是石破天惊，攻其不备。因为当时信息的匮乏和跨洲、跨洋交流手段的欠缺，小间的诡计能够在当时得逞。”这样一来，山本洋三郎算是知晓了我们当前需要弄明白的核心问题——法院为何作出一千二百万的赔偿决定，但他的最终目的显然不止于此。
“现在，山本先生打算怎么做呢？一千二百万是法院作出，已经生效的赔偿决定，是有法律效力的。而今四十年过去，早已过了不服终审判决的申诉期限。再加上今日物价已经远出于四十年前，今人的观点来看，一千二百万元已经算不得什么性命攸关，非有追诉必要的大事。再加上小间伦次和山本弘斋都已谢世，找人申诉也无从找起。山本先生，您还准备怎么做呢？”
“我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尽管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山本洋三郎的感情依然不能平复。然而他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四十年前的这一切，都是严格按照当时的程序合理进行的，没有任何作弊或串联，他要颠覆，也是无从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