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说，可疑的记录一条都没有出现？”我原本对自己的判断有相当的成算，但山本洋三郎再次动用自己警视的人脉去找寻后，得到的却是这般令人沮丧的结果。
“是的，我们按照嘉茂小姐的分析，着重去调取了我所生活的城市的所有金融机构的，1981年前后的大额存款记录和1984年前后的纸钞兑换记录。但并没有什么疑似的结果。”山本洋三郎在电话里向我报告的诚然便是这样的结果。
警视作为不参与事件的第三方，应当是专业且中立的。他们调阅资料的能量也更强，加之又不涉及那些大鳄，金融机构倒也不至于阻碍。警视既然查阅不到资料，那我们也不必再在这个视角上多作纠缠——换句话说，这就说明这个思路出了问题。
否定了之前“小间伦次必然手握着一大笔纸钞”的想法，我的第二个思路随即产生。而验证这个思路，我就必须前往山本、比田、小间等人所生活的，那座陌生的城市一探究竟。我也担心山本洋三郎其人本性未明，不愿意让他陪同，于是便一个人在周末前往了异地。我查探的目的很简单——既然山本洋三郎已然锁定了小间伦次世代居住的大宅，而我又想从这个故人身上撬开调查的一道口子，那我去实地查探一番，总比从山本洋三郎这个二传手手里得到情报要来得真实而有效。
我事前已经向山本洋三郎打听好了小间伦次那栋房屋的具体方位，并在事前准备的地图上做了标定，同时规划好了交通方案。我挑了一个阴天上午乘车前往，经过了新干线、城市公交和远郊班车，我离目的地已经很近了。最后还剩下的一段路线，只能由步行来完成。车到远郊，沿路已不再是鳞次栉比的高楼，而是回归纯朴的自然风貌：远处的金黄色是无边的稻田，极目之处的金碧模糊令人生出视觉上的别样感触；色作黄绿的菜畦，长势正好的般般青菜蔬菜一排排从土壤中长出；田埂边的绿意将不同功用的土地勾勒出边框，一眼便知下地耕耘的路径；近处的植株历历在目，甚而能看清叶脉与花瓣的纹路，使这一片农野景致愈发鲜活。
顺着被千万次行走所压实的土路，我来到了平房或楼房所拥围的村落中心。这里的景致又不比城市里楼与楼间的道路，而是唐土文人笔下那般“鸡犬之声相闻”的田园生活。城市的道路上，两边是森严的楼宇与紧闭的门窗，行走在高楼的阴影中难免是肃杀与寂寥；而在这乡间的屋宇间穿梭，遥遥听到一些老年人的对坐呢喃，又或是追逐嬉戏的孩童与我擦身而过，传递出的分明是祥和融洽的人际。
穿过乡人集住的村中心，再往高埠处走得些许，便可望见若干依山而建的大宅。这些大宅是更早（至少是百年以前）安居于这片土地的人们的居所，因为当时人口不多，宅基地划得宽敞，宅子便也建得甚大。在幕府到明治，底层多以竹木建房的年代，房子起大起小，也无非便是木头多砍少砍的区别罢了，倒也未必就能断言这些大宅的所有人就比下町的住民们家境更富，又或是地位更高。
高埠处的大宅之一便是小间伦次世代居住的地方。从风水和堪舆的角度来看，这些人也没按照什么刻意的安排去建房，单纯是就着生活方便，历代形成的房屋格局。我先走近一栋类似的大宅，看了看它的构造：这栋大宅外面是水泥石灰的粉刷，年深日久斑驳脱落，露出了里面的红砖；整体亮白色的墙面在日晒雨淋和灰尘的侵袭之下，呈现上半粗黄，下半灰黄的颜色；排水管道大刺刺地从墙体伸出一个开口，开口下的霉黑与青苔也证明着过量的脏污与时光的蹉跎。
走近垣根，白墙皮和红砖的界线更近距离地呈现在了视界之内。观察墙体与墙皮的缝隙，可以确认这栋楼房经历了数次翻新。新近的翻新为这一户人家带来了便于行走的水泥地面，我行经水泥路面，来到他们敞开的门前，望了望这一家的厅堂。厅堂不算宽敞，大约十数平方，中间是贴着承重墙的大柜，柜上柜里被各种生活用品所占据，柜上的墙面挂着白底与黄十字图样，表明这是一户信教的家庭；大柜的一侧是被碎瓷片垫高的冰箱，成色尚新；另一侧是通往后屋的甬道，远望去可以看见甬道处通向上层的楼梯，以及甬道上类似于厨房的一层矮房结构。柜前是一张八仙桌和几条高度还凑合的板凳，分明看得出八仙桌的漆也掉得差不多了。此时屋里看起来也没有人，屋后传出劈柴时斧头带起木头落在柴墩上的沉闷撞击声。屋内只能说“算得上干净”，实则依然是城里人不愿意长留的灰蒙蒙的空间。
其他大宅远远望去，也和这一户的情况相若。但我依然绕开这一户，拔足前往最重要的目的地小间家。远望小间家的大宅，和我方才近距离观察过的这一家也没什么太大区别，一样是立方体住宅、两层高、若干耳房，有区别的是小间家主要建筑的外层墙皮甚是鲜白，比之前这一家的斑驳和灰尘积聚要好出许多，料来是近年刚修葺过。不比方才一户正门口的阒然，小间家的院落里停着两辆摩托车，并且几个孩童正在铁栅栏圈出的水泥地上玩耍。我留意到其中一人，一个十岁出头的男孩的右腿果然也有些行动不便，这应当便是山本洋三郎提到的那件事情——小间家宁可将自己当时的一点余钱借给不知道啥时候能还上钱的邻居，也不愿用这笔钱给自家刚摔折腿的小孩子买些营养品补补身体。这个孩子应当就是右腿虽然得到治疗，却缺乏恢复所需的营养，因而落下了若干后遗症吧。
院落周围都是铁栅栏，我就不太方便直接推开栅栏进去了，不过办法依然是有。我此时的装束是一套摄影的行头：头戴遮阳草帽，身穿白色长袖，外套粗布背心，肩挎黑色镜头包，相机用挂带挂在颈上，下身是便于行动的牛仔裤和旅游鞋。这套行头能让我轻易地步行出相当的距离，我既然发现了大宅是取其地势依山而建，那我自然也想到了“站在高处拉近镜头拍摄”这样窥视大宅内动静的做法。
但我不是摄影爱好者，自也没有专业的摄影设备——比如这时正需要的高倍摄像头。我试着又走得高了些，对着周围假意拍了几张，在镜头对着小间家的住房时我又特意拉近了镜头。然而我的相机甚是落后，拉近到足以观察窗口、门中动静的时候，画面已经非常模糊无法辨认其中人物的形状，顶多能看出其中物事纷多，空间显得逼仄，留给人行动的空间被挤压得有些过窄。也难怪这些孩童，包括跛了脚的孩童都宁愿顶着太阳在外面院子里玩耍，屋内的空间毕竟不开阔，根本不适宜让他们追打玩闹。
接着，我又借助站在高处的便利，对小间伦次这一间大宅的整体结构大致掌握了一下。这是个世代务农的人家，住房设计也完全本着实用出发，浑没有考虑美学或艺术的成分。比如这主宅通体造型就是个标准立方体，若干矮屋延伸出去排成一排。一层中间是厅堂，周围是以供农家劳作为主（比如磨豆腐的磨坊、编笸箩竹编等等的空间）的几个大房间。屋后侧的耳间伸出一架楼梯通向二楼，二楼的几个外挂空调表明这里是住人歇宿的空间。耳房又在大立方体之外延伸出一排房间，应当是制作饭食的厨房，存放杂物的储物间，存放农具、小型载具的仓库间等等。铁栅栏圈出的地块上，屋外的院落面积和楼宇大约各占一半。在孩童嬉戏打闹的院落，水泥涂底的地面上，还有若干个晾衣架，一排排晒衣杆上挂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样式大都显得过于老气。
整个地块与建筑的外形大抵便是这样。显然给这栋大宅打下构造底子的人并不懂风水与布局，顶多只知道“依山傍水”这样一些浅显却说不出个所以然的道理。在我风水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布局着实平庸。一个作为支持的例子便是他们的生活空间显得非常逼仄：两层的大宅，厨房和储存粗笨物事的空间已经建在主体结构之外，内部按墙体一圈估算理当有二三百平方米，这般大的生活空间就算是不分家、几代同堂的农人家庭来说也是绰绰有余。而事实上，小间家的孩子不愿意在屋内玩耍，这是无可置喙地证明屋内自由空间狭小的明证。并且小间家自家的操作也说明这一点——他们选择将衣服晾在院子里而非二楼阳台上，这便能让我大抵估计他们家常住的人数，也能说明他们家里生活空间狭小的局面是众人之所公认。
接下来，我又开始思考下一个问题：小间伦次在当年把一千二百万元的赔偿款拿了回来，这里又会有哪里是适合藏匿它的地方呢？屋内生活空间很小，加上小间家世代居住于此，历代人都由孩提时代成长成大人，这四十年来，这座大宅自然被每一代成长起来的人翻找了个遍。小间伦次出手则已，若是他没有将这一千二百万元出手，我还真想不出这座大宅中有没有供他藏起巨款的地方。
忽地我又想到，会不会是小间伦次这一家是世居于此的先民，进而在山上也有若干根据地呢？我暗自发力让脚跟下压，试了试土质之后，还是否定了刚才的猜测。这一带的土质比较潮湿（因此也肥力深厚、利于农事），无论把什么东西埋到地下，只要过得几年没有通风透气，必然会被小虫蛀穿。同理也不可能埋在田间地头的哪个地方，甚或是说，就连埋在这片用铁栅栏围起来的宅基地下都是没办法保证巨款安全的。
所以，可能性只剩下一个了。
从高处、远处看起来占地面积很有规模的大宅，到头来生活空间反而捉襟见肘。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要么是屋主人的囤物癖比较严重，一直在家里囤积一时用不上的东西（不过以小间家历来只是用度堪堪支撑的评价来看，这样的癖好不太像会出现在这样的家境当中），要么便是房屋设计结构不合理，让墙体、过道等等占据了过多的房屋空间。
这种独栋式的住宅几乎不会涉及到过量的过道，更何况上下二层的楼梯都是设在主体结构之外，我站在高埠处便能一眼看到。所以问题的关键便只能落在“墙体”当中。换句话说，墙体过厚，挤占了本该是室内空间的份额。这里并不是如唐土西疆那般酷热而干燥的气候，不需要双层墙那般特殊的墙体结构，所以这过厚的墙体是不寻常的。柯南道尔先生在他笔下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中，也有一篇便是使用了双层墙的诡计。双层墙作为一个隐秘的空间，要挤出住下一个人的空间，那必然会在构造上形成明显能察觉的差异。
但若是只为了藏下一千二百万元，几千张纸钞的话就只需要一面墙，甚至一个房间的额外夹层加上一个就手的存取口就能完成，也不需要让生活空间表现出如此的受挤压。我又顿了一顿，想清了事情的原委。
1982年，这个国度新发行500元硬币。小间伦次将所有的一千二百万元都换成了硬币，填塞在了这个大宅墙体间的巨大空间中。小间伦次在1981年进行诉讼，经历漫长的诉讼流程，在1982年获得赔偿也在情理之中。而没有任何兑换的记录，是因为之前，这个币种根本就没有发行过，自然也谈不上任何兑换的行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