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言语上下了个套，骗得今泉百合自己承认了费时间的鳞甲她不是不会，只是不想画的事实，喜怒形于色的她醒悟到上了我的当，当然也在第一时间就赌气挂上了电话。
放下电话，我微微一笑，开始了下一批人物资料的整理。原本，我可以利用嘉茂家在史学研究方向的人脉，延请更多、更专业的人才更好完成这项任务。但我们所做的工作都是为几个月后的游戏更新服务的，现在不能对任何外人说起，并且我和今泉百合都签了保密的合同文件。若是我找了外人，把“整理特定的几个人的资料”的消息透露出去，哪天要是让近藤电子的人打听到，对我可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我依然坚持此前的做法，也就是一个人浏览各类线上和线下的资料，再把它们做成辑录。
对于我手边拥有，和可以购买到的资料来说，可以慢慢观看、择宜抄录，时间相当充裕；但有一些没有出版、只有孤本珍本独家收藏到现在的资料，这些就必须自己去图书馆或藏书者那里先大包大揽地全抄下来了。好在现在已经有非常便捷的拍照和文字提取技术，只消能够一睹书的内容，我们也可以迅速地把内页信息拍照，再提取照片中的文字，同样能快速形成文字资料。
图书馆是不禁止拍照的（当然，会干扰到其他人的闪光灯是禁止的），所以这一招非常有效；但也有这么一些乖僻的孤本书籍拥有者，他们固执地认为年深日久的书籍必须着意保护，翻动已经是对书籍的损毁，更不用讲拍照了。这些人对书籍的价值观和我并不一样：他们似乎认为书籍的价值取决于它自身作为一个历史久远而不可复制的存在；而我则认为书籍的价值大半要由其内页中文字的价值来决定。
虽说理念不同，但我现在到底是有求于这些藏书者，所以还是得放低身段，以嘉茂家末学后进的身份去拜访这些藏家，请求借阅相关的书籍。而这些乖僻的藏家既对书籍有着近乎怪异的执着，也不难想象他们在待人接物上也有着诸多不近人情的地方。就比如说，我现在造访的这么一位藏家，他姓四谷，家中有一部在关东地区算得上是孤本的《青松白榉录》，讲述彼时武田信玄围绕上野国箕轮城展开攻略的若干故事。这本书多是辑录民间传闻，史料价值不高，但由于民间故事被加工后具有鲜明的传奇性，对我挖掘人物设计元素倒是帮助不小，这才使得我不得不探访他。
这位藏家四谷，客观地讲，他的家世很普通，无非是靠着在当地做生意发了家，便开始附庸风雅起来。他并不懂收藏，入行之后很快就被懂行的人当成了摇钱树。举例来说，一件藏品的价值是由它的存世价值、文学价值、艺术价值、历史地位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决定的，但四谷显然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认知。这些懂行的人往往便会用一件稍微有些年代的器物来忽悠他开高价买下，比如说三百年前的梳子、五百年前的水桶等等。虽说也有“初花”这种从杨贵妃的油壶转为和国名茶器的例子存在，但这样的例子到底还是稀少。我个人认为，就算是三五百年前的梳子水桶，放在今天也卖不到三千元以上。
四谷的藏品就像我说的这样，并没有多少有文学或艺术价值的珍品，反倒是这种毫无营养的笨重东西占了大多数空间。但他显然没有从多重角度衡量古物价值的眼光，观念只停留在“越有年代的东西越有钱”“越稀罕的东西越有钱”这两条上。他的藏书也是如此，虽说他请人打造了沉香和榆木的高档书架并时常打理，但放上去的书本都是些稗官野史，业内的经史研究者们毫不会看上眼。争奈何我这次的要求极为特殊，这才不得不向他借阅其中的一本特殊书籍。
说完了四谷的收藏品味，也该说说他本人的性格：四谷其人暴发户思想严重，换句话说就是过分的“得意忘形”。在我向身边学术界的朋友们打听《青松白榉录》的存在时，就听到了四谷的若干劣迹，比如他在事业有成之后，就把和他一道筚路蓝缕的创业伙伴给踢出了队伍，以保障自己在小山头里的绝对资历和绝对地位；又比如他现在有了锦衣玉食的资本，就整日里围着各界名流交际，自己的老乡、穷亲戚一概拒之门外。
好在嘉茂家多少算是文化界的名流。四谷大概也对自己大老粗有自知之明，非常想让自己也跻身文化圈当中。基于这么两重条件，我总算也和四谷搭上了线。但四谷显然不会单独照拂我这位自称的“末学后进”，还是其他一些嘉茂家在文史研究一道上的同道，以“文化界季度例会”的名义邀请四谷参加，这才将他说动了身。
这个“季度例会”说来也是很普通的学术研讨活动。但在四谷这边，却可以作为“赋予他参与文化界学术讨论资格”来解释，也就是“业界认可了他文化人身份”的暗示。这对四谷来说自然是乐意的。顺势，邀请四谷的例会工作人员提出让他携带若干书籍作为文化身份的证明，其中就不着痕迹地提到了《青松白榉录》这本书。
得到通知的四谷如约带了这几本书来到了例会现场。但他本质上到底是个粗人，哪里接得上学者之间关于学术观点争辩的话头呢？他这几本书本质上是为我的需要而诈来，其他人对它弃若敝屣，他也无法向人吹嘘这些书籍的来历有多么“难能可贵”。此时的我作为参与例会的学者之一，倒是和几个同样研究东亚文化圈的人聊得热切。见他提着书进入会场，并且由早已准备妥当的自己人引去候场区休息，我便匆匆脱离讨论，去那边接应。不多时，我认识的另一个年轻人提着一摞东西出来，向我道：
“嘉茂小姐，你需要的东西我们拿到了。”
“多谢你了，绛川先生，我这就去复制下来。”
“但事情好像并不如我们预料的那般顺利，四谷是在一个特殊的前提条件下才把书交出来的。”
“什么特殊条件？”
“招待他的棉贯先生按照我们的计划跟他戴高帽子。棉贯先生本就会奉承、会逢迎，很快把四谷哄得开心。但当棉贯先生提出把书拿给‘我们在座的其他专家鉴定’的时候，四谷也把书拿了出来，但这些书每一本都被封在了一个盒子里。棉贯先生知道你要看的是内容，就问四谷说‘能不能把盒子打开来？’但四谷对这句话大为光火，他说，他的书籍都是方圆几百里，纵横几百年就这么一本的珍品，决不能让我们随随便便就打开来看。并且他还指责说，我们都是专家，应该是隔着透明的盒子看到书本名字，就应当明白书本价值。棉贯先生没奈何，只好应承了他的要求，这才让他交出了书籍。”
我从绛川先生的手上接过他拿来的四谷藏书。我一目之下便已了然：四谷给自己的藏书全都设了一个外包装，类似单位办公中使用的文件盒，只不过大小长短都是依照书籍长宽厚特意打造的。这个外包装是硬质透明塑料制作，有一个塑料片套口作为封口。这个套口是一次性封装的，就像卡齿皮带那样设定了具体的卡齿方向，可以很轻松地将锁舌向里推进，但很难反方向**。这就很明确地证实了四谷对书籍完全不打算阅读，只是把它们当做藏品的心思。此时，我需要把外面这个塑料盒拆开，才能阅读到书中的内容，但我若是反向拆开这个塑料卡齿，显然会在锁舌上留下痕迹。
我原本以为，只消他交出了书籍，我就能在另一个地方迅速把我所需要的内容拍照。装模作样地还给他之后，就说书籍得到了认可，再装模作样地邀请他加入正式的例会，这就算功德圆满。但四谷现在提出了“不得破坏外包装”的要求，这就让问题变得棘手起来：一旦在锁舌上留下痕迹，四谷这种不懂文字价值却又喜欢借题发挥的人便会闹得我们鸡犬不宁，到头来对协助我的棉贯、绛川等先生也不好。
但我却也肯定，四谷对自己的藏书终归并不是特别爱惜的。因为这种塑料保护盒只能阻止外人借阅翻动的请求，并不能阻止外界空气的进入对经年书籍的损毁。我从这里猜想出四谷对这些自己也懒得翻阅的书籍内容并不知情，加上他对书籍品相也不上心，我心下已经有了主意。于是我对面前的绛川先生说，请他回到那头，和棉贯先生一起继续应承四谷，而我这里已经有办法在不留下痕迹的情况下看到书中的内容。
“到底是嘉茂小姐，一时间就想到办法了。不过嘉茂小姐你最好快一些，棉贯先生虽然能说会道，但四谷这个浑人着实”我的思维能力，似乎也在我认识的这群学术界人才当中有了若干名声。绛川先生向我挥了挥手，便转身返回了棉贯和四谷所在的会客间。
我带着书籍来到了另一处僻静的房间。因为我本也有“四谷会对书籍设下什么不必要的保护”的考虑，所以也在这里备下了若干用具，包括“倘若他寸步不离跟着藏书来到这里”时使用的障眼法布块，用于快速拍摄的连拍摄像机，用于修复可能存在的火漆印等等的封蜡、毛笔和针脚等等，当然也有应对这种场合使用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全都囊括在古籍修复的一套专业工具当中。这次例会本也是藏家带着自己的古籍，请求我这样的修复者对其进行修复的机会，我带着古籍修复的工具出现在会场上，也是再正常不过。
要怎样才能做到不破坏塑料卡齿打开这个盒子呢？其实也很简单：把塑料盒的另一条封口线拆开就好了。因为任何六面、长方体的塑料盒的生产都是从一块平面塑料片上裁下适合的大小，再根据设定好的折痕刻一刀给出空间，再顺着折出六个面的形状，最后再在粘合的一面涂满强力胶实现固定。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六面、立方体的盒子，它有十二条棱。若是要让它剪开后各面至少有一条边与其他面共棱，又可以通过以公共棱为轴旋转最后形成一个平面图形的话，至少要剪开几条棱？答案是七条。所以说，尽管眼前这个盒子做得很规整，初看上去很难显现破绽，但它的十二条棱中，至少有七条是拼合的，这个概率足够让我有把握一次尝试到位了。
我所做的尝试，就是戴上厚手套，将盒子置于老式热水壶的壶嘴。壶中的水烧开后，滚烫的水蒸气就会不断从壶嘴冒出，我用它去炙烤盒子的一条最短边。由于《青松白榉录》是本古代民间故事集，一来古代的传播能力有限导致作者收集能力有限，二来造纸技术不发达导致作者必须惜纸如金节约篇幅，这就使得整本书籍必然不会有多厚，根据书本长宽高量身定做的塑料盒的最短边也一样很短。所以，炙烤这最短的一条边，等于同时给三条棱加热。用于拼合各面的强力胶质在九十余摄氏度的水蒸气之下会被融化，但不到百度的温度绝不会让塑料盒烧起来。这样一来，我便可以融开若干条边的胶质，从而打开一个口子取出其中书籍。把书中页面拍照后，用干纸巾擦去盒子上冷凝的蒸馏水，再将书本放回盒子里，最后用类似的速干胶封好口子。这样一来，便在不破坏锁舌的情况下，取出了其中的书籍。
当然，把这些书籍还给四谷后，他听到的依然是谄谀和奉承，但向他说好话的人都知道，他马上就要现出原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