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人类世界的历史社会发展，有两大趋势。
第一：生产能力的提高。
第二：消费能力的提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各种人类活动，其变更的趋势，实质上是这两大社会发展趋势的外在体现。
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这样一句话来描述这一现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下面笔者来分析一下。
第一，生产能力的变更，或者干脆点说，生产力的发展（总体来说生产力是前进而不是后退的）。研究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假设：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个体在其从事的劳动所涉及的相关知识越富足——这里提到的知识并非是科学理论，原始的经验也应该属于相关知识的范畴——个体在其从事的工作领域内的工作能力越强。
这个假设是很容易理解的。专业的人才，在其专业领域之内表现比非专业人才强。比如让一个文科生和理科生比赛谁在建筑设计方面强，在一般情况下（即其他影响因素相同且适宜），胜者定然是理科生。搞流体力学的理科生和搞土木工程的理科生比谁在建筑设计方面的能力强，一般情况下，胜者定然是土木工程专业的理科生。若是让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和一个从事了十几年工作的建筑师比，胜者在一般情况下也是有工作经验的建筑师。
这是为什么呢？原理很简单，理科生拥有从事建筑设计这一劳动所必需的逻辑思维，而文科生多半没有。土木工程专业的理科生拥有从事建筑设计这一劳动必需的专业知识，而流体力学专业的理科生没有。工作了十几年的建筑师则是拥有刚刚毕业的新人所没有的工作经验——总而言之，这些胜利者都有共同的获胜原因：他们都在“设计建筑”这一工作涉及的相关领域之中拥有更多的知识。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必然的结论，一个社会，在其他条件相同且适宜的情况下，如果其内部成员平均知识水平越高（再次声明，知识水平中所涉及的知识绝非单纯的狭义上的那种书本上的知识，亦包括非狭义上知识范畴的经验，笔者不希望听到什么说笔者鄙视劳动者之类的愚蠢言论），其内部成员的平均劳动能力越强，社会总生产能力越强。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进行合理的推测，若是社会内部成员的知识总量相等，那么知识结构越专一于其劳动的范畴——也就是他的知识水平在其劳动所涉及的相关领域中越集中，其劳动能力越强，社会总生产能力越强。
显而易见的，人类的智力有一定的极限，也就是说人类学习相应知识，也就是积累相关工作经验和学习理论知识的效率是有一定的极限，同时，人可以拿去学习相应知识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换而言之，人积累的总知识量，人的受教育水平有一定的上限。这个上限，由于个人与个人之间，或者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具体情况不同，不同的个人或者集体有着不同的上限。但是若是从宏观的角度，也就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这个上限是一定的——如果教育方式和成员平均智力水平没有明显改善的话。
教育方式的较大的变革和人类智力水平明显的改善，往往是一个以突变为主的事件（这里的突变是指从历史宏观的维度来看，比如十几年二十几年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可想而知，就是上述两个决定提高人受教育能力，强化知识水平的能力的因素，在发展速度上，绝大部分时候是低于发展速度较为平均的社会生产力的。
结合之前所说的几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提高劳动个体的生产力，在绝大部分时候，不取决于个体知识水平提高，而是依赖于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精细化。也就是说，在无法通过提高社会成员平均知识水平的前提下，增强其劳动的专业性，是唯一有效的提高其在劳动者在其劳动所涉及的领域中的知识水平的方式。
若是将条件进一步简单化，我们可以草率的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生产力提高，依赖于社会分工精细化的。生产力提高，必定伴随着社会分工精细化。
社会分工精细化，意味着社会成员在自己劳动范围内的工作效率提高，劳动能力，生产能力增强，同时也意味着个体从事的劳动范围变得狭窄，甚至是只生产单一的产品，从事单一的劳动。
可是人显然不可能单单地靠自己通过单一的劳动所生产的单一产品过活。比如生产汽车的工人，他需要的不仅仅是汽车，还有粮食等生活资料（这实际上是一个极度蹩脚的比喻，因为汽车不是基本生产产品，而是众多生产领域的协作结果，但是笔者缺乏社会经验和相关理论基础，只能拿这个凑数，在此深感抱歉）。同时，社会成员生产的专门化产品，往往会溢出自己在这方面所需的量，会在自己生产的专门化方面拥有大量的剩余产品。比如那汽车工人，他生产的产品，也就是汽车，往往是他本人用不完的。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用各种制度进行分配——但是分配属于消费的领域，这一段只谈生产——我们还是谈谈另外一个话题：社会分工精细化意味着生产单位的扩大。
一个生产单位是指向社会供应生产产品的基本单位。生产产品往往不是单一生产，而是多个生产的混合结果，这有点难以理解，笔者也很难说清楚，简单说，生产单位向社会提供的产品，是要交给下一级的成熟产品，往往需要多个生产领域的成员合力才能生产出来。
由于社会分工精细化，生产单位提供的产品往往需要更多生产领域成员之间的协调。部门的增多，产品涉及的生产领域增多，意味着基本的生产单位必须扩大规模以适应新的生产分工。
生产规模的扩大，在使得多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协作加强之时，也会导致行政问题引起的效率降低。行政问题引起的生产效率降低，意味着社会生产单位的规模应该尽可能小。而上几段的内容则是要求社会生产单位规模的扩大。社会生产单位的规模，实质上是这一对矛盾冲突协调的最终结果。
不过行政上的问题引起的效率降低，并非单指生产单位内部的行政效率，它同时指生产单位和它的上级之间的行政问题。为了提高上下级之间的行政效率，要求生产单位扩大。事实上，在许多时候，上下级之间的行政问题才是行政问题的关键。
不过实际上行政问题，并不是影响生产单位规模的主流，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生产力。总体来看，社会生产力提高，意味着社会分工精细化。社会分工精细化，意味着生产单位规模扩大化。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封建社会时期，生产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进入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提高，生产单位也变为农民和手工工场混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中期，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生产单位也进一步扩大，变为以工厂制为主，所谓的自耕农经济实质上已经被排挤到边缘位置，何况当时的小农民，其生产早已不是简单的生产单位，农民的粮食产出是有提供农用机械零部件制造者，组装者，社会服务提供者等等多个生产部门的隐形结合的结果。是不能被归类为是封建时代的小农民阶级的。
至于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晚期，工厂作为生产单位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生产力发展引起的社会分工精细化，带来的协调生产领域的职能。新的生产单位出现了——现代公司。
至于现在，更是已经有了经济全球化的现象。虽然我看来这不是社会分工精细化直接引起的，而是人们不自觉地主动在生产力提高到相应水准之前解决生产协调问题。降低行政问题引起的损耗。
在这一社会生产单位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之中，我们发现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决定生产单位规模的要素。生产力的影响一直在增强。
同时，设想一下，人类社会这一生产单位规模扩大化，持续下去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呢？
是人类唯一可能作为生产单位的，是人类社会本身。
封建社会时期，不是封建社会决定生产单位为家庭，而是家庭作为生产单位这一现实决定社会形态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时期，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实行手工工场制，工厂制，公司制，而是这些生产单位决定了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同样的，若是人类唯一的可能的生产单位是人类社会本身，那么人类唯一可能的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打个补丁，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生产单位实际上是在缩水的，这是一个与笔者上述的结论不符合的现象。不过，这一段时期，生产力极度不发达，变化极慢，在社会制度上的决定性作用未显，尚未在决定生产单位的事情上起到决定性作用。决定生产规模的主要是行政问题。
之前提到过，行政问题决定了生产单位越大，越贴近社会整体，其上下级的行政问题带来的效率降低影响就越小。这也是为什么原始社会在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的条件下，却出现了整个社会（部落或氏族），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奇怪情况。我们称之为“原始共产主义”。
那么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行政问题的影响相对变小，社会生产单位规模就出现了反常的变小现象。孔子认为，原本是“大同”，后来是“小康”，实质上就是生产单位缩水的情况，生产单位离自己的最上级——人类社会本身，越来越远，导致上下级行政效率降低，社会政治情况也就越来越混乱。古希腊人也提到什么“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这都是对同一现象的不同阐释。
根据我之前所说的内容，我们未来还是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大同”，也就是生产单位再次如上古时代一般成为整个社会，在走向这个社会的时候，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越来越贴近人类社会本身，行政问题带来的损耗会越来越低，人类社会会看起来越来越完美。
区别在于未来同为大同社会之时，我们将会拥有更强大的生产力，我们活得只会比被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之中的人们更好。
我们正在见证，正在经历这个过程。
在结束我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种趋势之前，我们先做个总结吧。那些看不懂前边笔者写的是什么的人，可以直接看这里（原本笔者认为笔者的理论是简单明了的，一看就懂的，但是笔者的历史老师表示他看不懂这些，所以笔者对你们的思考能力不是那么有信心，决定做一个简短易懂的总结）：
事实上社会生产力提高的主要手段是生产分工精细化。所以大致得出这一结论，社会生产力提高——生产分工精细化
生产分工精细化——生产规模扩大。
生产规模扩大——行政问题影响变小，社会政治更加清明。
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最终结果——人类社会本身就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人类进入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
暂时说完了生产相关的内容，接下来讨论一下消费吧。
生产决定消费——这是经济学上颠乎不破的真理。生产能力的增强，不仅仅意味着生产的物资的总量增大，更意味着生产产品——消费产品多元化。
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生产能力提高意味着社会分工精细化，社会分工精细化，意味着社会分工的组合方式增多——社会生产的产品种数增大。
另一个角度来看，人对于某一方面的产品需求，是拥有一定上限的。因此比如某种突然发明的金坷垃使得农民生产粮食的产量翻了一倍，但是这期间人们的数量不可能突然跟着翻一倍，人们的饭量也不可能突然跟着翻一倍。这么一来就意味着原本生产粮食的农民会大量地从事别的工作——粮食明显供过于求——其他成熟产业往往也是人满为患不可能吸收那么多剩余劳动力，那么这些农民只有从事新的工作，为社会生产新的产品。
无论是从生产的角度还是消费的角度分析，社会生产力发展定然会引起社会消费产品多元化。
这时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假设：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个体在其某项消费所涉及的相关学科知识越富足——不一定是科学理论，原始的经验也可以算是相关知识——个体在其这项消费上展现出来的能力越强。
看起来和我关于生产的基本理论很像不是吗？生产如此，消费亦如是——人们在其从事的任何一项活动中拥有越多的知识，其从事该项活动的能力越强。而生产和消费都算是活动。
我们举个简单的贴近生活的例子——作为消费者的你，是不是经常被经营者坑呢？
你向经营者购买各种服务，这就是你向他们消费。而你对于你所消费的内容，一般情况下不如经营者了解。所以经营者往往很容易坑你。但是如果你对于你进行的某一项消费很懂行，也就是在该消费涉及的领域上拥有更多的知识，那么你被坑的概率会减小——你在该领域的消费能力强。
但如果你一点都不懂行，那么你会被很容易地被坑，因为你在该领域内拥有的知识少，消费能力弱。
现实生活之中，我们往往是在绝大部分领域是容易被坑的，只有少部分领域算得上懂行。这是为什么呢？
记忆力不低于平均水平太多的书友们应该记得，笔者在上文论述过个体拥有的知识是有上限的。你拥有的关于消费的知识一共就那么多，不可能让你在每一个消费领域都懂行。在整个社会的宏观维度上来看，一般情况下社会成员拥有的平均关于消费的知识水平，上升速度明显低于消费产品多元化的速度。
你想想，你自己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消费方面的知识跟着增长，但是要跟上社会消费产品多元化的速度还是勉勉强强，我们不做到被这个时代丢到身后变成low爆了的土老帽老古董（比如笔者）就是很艰难的了。但是社会整体知识水平的增长速度又是明显低于你本人的。
想想，每时每刻，都有婴孩出生，这些对于消费一窍不通的刚刚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小家伙，明显是在拉低社会整体知识水平的。
而那些每时每刻都在死去的知识水平高于社会平均水准的老人，要知道那些经验丰富的老人更容易死去——这一点也在明显拉低社会平均知识水平的。
这就意味着在整个社会的宏观维度来看，消费领域出现了和生产领域一样的趋势——社会平均消费能力的增长远慢于社会所需要的消费能力的增长。
这意味着消费领域出现了和生产领域一样的要求：扩大消费单位的规模。
听起来有些奇怪，不是吗？生产单位规模的扩大化，这是大家都习惯了的，生产协作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事情之一，所有人都认同这一点，但是消费领域——现代社会是承认私有制的合理性的，国家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这就意味着消费什么，怎么消费，都是由个人决定的，这说明在现代社会依旧是以个人作为消费单位。
这合理吗？
绝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合理的，理由有二，其一是消费是为了养活我们自己，是我们从社会获取回报的渠道，消费与我们的个人利益直接相关，谁会希望自己的直接利益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呢？其二是这个世界的生产力决定了这个世界将长时间受资本主义控制，资本主义要求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若是消费的决定权不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所谓的私人财产有什么意义吗？这种不适应生产力的制度，存在有什么价值吗？
资本主义意味着社会财产私有化，这包括在生产领域的生产资料私有化，也包括消费领域的消费资料（或者说是消费凭证）的私有化。这意味着社会最重要的两种社会活动，生产和消费，其控制权都是掌握在私人手中的。虽然说在生产领域可以通过市场调节，令资本家按照社会需求生产——而众所周知在生产上不出现问题（至少不能出大问题）是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资本主义才没有出现奔溃的情况。生产领域固然可以通过利益的杠杆合理调节，使个人的生产行为符合社会整体利益，但是到了消费领域，如何保证那些有产者（无产者也一样）的消费行为符合社会利益？
方法挺多的，引导消费者行为的营销手段，在市场经济极度繁荣的今天，早就不是什么罕见的东西了，随便街头一家小贩就会用。我们消费的自愿性和自主性远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高，甚至说句难听的话：我们就是一群被忽悠了还蒙在鼓里的傻瓜，但是这些手段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东西，无法解决这么一个消费领域的基础性矛盾：我们消费的是社会资源，消费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性活动——和生产一样，但是消费的决定权掌握在我们这些不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的利己者身上。
生产领域可以通过利益杠杆实行调节，消费领域固然也可以。但如同生产领域会出现失控的情况——如我们所熟知的直接导致日本，德国走上法西斯专政道路的1929经济危机，消费领域显然也会。市场交易理论上是价值围绕着商品价格上下波动，但是略微有社会经验的书友都知道这个波动的幅度有多夸张（少数几种价格几乎不波动的商品，比如大米，那是国家力量介入实行宏观调控的结果），这就属于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消费领域市场调节的失控。
消费对于社会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消费本身对于社会成员的影响，通过规模效应影响社会。第二种，消费通过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影响社会。
不过绝大部分时候消费是同时从这两个领域对社会产生影响。这里暂时撇下这个题外话不谈，聊消费社会化的事情。
消费单位的扩大，在现在已经初现端倪，比如说现代已经有各种公司或者其他组织，比如说是微信朋友圈之类的，开始抓住社会成员普遍消费能力不足的机遇，开始提供消费引导服务。我们暂且不提这些公司或组织有多少收入来源是来自于他们推广的那些产品商家，也不提这些组织，其提供的信息有多少真实性。就考量这样一个事情：这些提供消费引导服务的组织，实质上是用明面上的手段开始调整消费。
虽然这些调节并非官方，出发点也多半不是社会整体利益，但这依旧是一个令人在振奋的转变。过去人们是消费的自主权为自己的自留地，社会只有通过市场这种间接手段来实行暗地里的调控，是万万不能，万万不敢，也万万不被允许把这种调控直接搬上明面上来的。但是现在已经大规模出现了非官方的对于消费进行直接调节的组织，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对于个体消费行为的调控正在从暗处走出，重新沐浴于阳光之下。
更何况这还意味着消费单位的扩大化（虽然不是直接），表明了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些非官方的消费引导组织，在社会上的评论褒贬不一，但是考虑到这一行业由于现在尚无完善的行业规范，未来多半会由国家政府介入的。政府力量，社会力量介入的可能手段有二：一为通过制定该行业的规范，以及牢牢把握对于这些规范条例的绝对解释权（严禁任何其他非官方势力对于这些条例进行诠释）。二为国家以这些良莠不齐的组织中的败类为典型和借口，直接取缔这些组织，或者说接管这些组织和这些组织拥有的调节社会消费的权利。
也许会有人说，这些行为过于专制，甚至有些偏激人士会攻击说这种行为严重侵犯了市场经济的原则和公民权利，是犯罪行为。但是我认为这么做是很自然的，消费作为对于社会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可以操控消费，调整消费的行业，其重要性也就不用说了吧。因为这些行当显而易见地直接利益不多，所以国家在控制这一行当时受到的抵抗和反弹也可想而知地不会太大。国家有什么理由不去控制这一行业呢？若是国家不去做这些事情，那么要我来说这才是犯罪，是对整个社会的不负责。
到了其他国家，情况也差不多，这一行业将会受到在该国境内最能控制社会的组织（可能不止一个）所垄断（在我国这个组织能且只能是国家）。哪怕是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样，因为这些行业的直接经济利益虽然不多，但是间接经济利益，比如说引导消费者多多购买你的产品，不去购买竞争对手的产品从而击垮对手，却是一块极大的利益蛋糕，那些可能控制了国家的财团（当然这个说法未必属实，也可能是网上的以讹传讹），决定不会放过这些利益。
那么就会普遍出现最能够代表整个国家社会的组织控制垄断该行业的情况。
当然，能够代表整个国家社会的组织控制，调节消费，虽然与人类社会整体控制，调节消费不是一回事情，但是我相信这是一种过渡手段，随着社会消费产品多元化进程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不断推进，这些组织将会因为其先天性的弊端而无法满足消费的需求，逐渐淡出这一行业，操控这一事关重大行业的能且只能是整个社会（消费单位是整个社会）。
结合之前提到的生产单位为整个社会的可以预见的未来，最后会出现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再次统一的情况，再次出现自然经济。自然经济的定义是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的统一，从而完成自给自足。我国古代还有世界其他国家的封建社会时代，都属于以家庭（或者家族）为单位的自然经济。
自然经济所导致的政治大约可以分为三个模式，当生产力处于封建时代中较为落后的情况下的时候，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都是家族，于是出现了封建社会中的邦国模式，欧洲中世纪绝大部分时候都处于这一政治模式。当生产力进入封建时代中较为发达的模式之时，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都开始缩水，成为了家庭，于是出现了封建社会中的帝国模式，中国中世纪自宋代开始的时期都处于这一模式（中国政治模式超前于经济发展，所以从汉代到唐代一直处于邦国与帝国之间的纠结）。
最后一种模式，则是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都是人类社会本身的社会模式。这时便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也是中国的古人世代向往的治世，也算是圆了中国梦吧。
差不多就是这样，笔者自知自己的理论有很多问题，未来有时间会更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