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开封纷飞的雪夜，决定了一国国运的国策，在三人的商议中定下。
赵匡胤开国后，大宋的前两年，建隆元年与二年，就在平定二李叛乱，操办杜太后的丧事，举办百官国宴安定天下，以及这雪夜的密谋中，落下帷幕。
建隆三年初，中原王朝一派安宁和谐，在黎民百姓休养生息的同时，赵匡胤开始推动禁军的改革，操练新兵，为那个雪夜定下的国策提前做足准备。
或许，上天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
又或者，乱世终于到了该结束的时候。
在静心等待、筹备了大半年后，两封来自湖北与湖南的书信，被人送到了赵匡胤的案头。
先看来自湖北的这封书信，赵匡胤翻开了，或者说是一封——求援信。
湖南，时执掌于武平节度使之后。
周保权，年仅十一岁，现今的武平节度使。
从这姓名，就可以看出其父在其身上寄托的愿景。
而这封求援信的由来，还要从周保权其父——周行逢说起。
周行逢，生于五代十国之乱世，出身行伍。
原为楚主部下，后与十位兄弟用起兵，占据湖南之地。
在这结义的十位兄弟中，周行逢，骁勇善战，又富有心计，能文能武，为十人之手。
其发迹，倒与赵匡胤颇为相似。
结识在一众结义兄弟的拥簇下，占据地方权势，做了一方霸主。
不过，与赵匡胤少有的“杯酒释兵权”的宽容所不同的是，五代十国君臣义绝的特性，在周行逢的身上，还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执掌湖南大权后，周行逢被拥护上位，忌惮权臣夺权，便设计先后除掉一同起兵的这一众兄弟。
最后，当初一同起兵发迹的十位兄弟，只剩下了一人——张文表。
或许，这就是“恩断义绝”的报应。
在正准备除掉最后一个“心腹大患”时，大宋建隆三年，周行逢病重不起。
不得已，周行逢只能传位于十一岁的儿子周保权，让年幼的周保权执掌湖南大权，并在临终前对儿子特意嘱托：
“自己病故后，张文表必反。
周保权必立即派遣自己的心腹近臣讨伐张文表，以防张文表祸乱湖南。
若成功剿灭张文表，则湖南之乱可平，周氏政权可保。
如若讨伐未能成功，则只有固守城池，归顺大宋朝廷，借力平叛。”
不久，周行逢，这位五代十国时期，楚地湖南最后一位有能力的割据掌权者，去世。
而正如其所料，面对新继位十一岁的幼子，无力执掌湖南大权，自恃功高的张文表不服这位年幼的继任者，当即便准备起兵造反。
自然，能被周行逢所忌惮，张文表，也不是等闲之辈。
以奔丧为由，军队尽着丧服，从自己的属地，秘密发动兵变，先取潭州。
恰好，潭州守将自负，对张文表秘密领兵前来不以为意。
便一举攻占了潭州，以潭州为据，图谋整个湖南政权。
至此，张文表已在明面上举起了反旗，整个湖南震动。
对于张文表发动的叛乱，这位年仅十一岁的节度使，倒是表现出了难得的镇定。
遵照先父周行逢的遗命，周保权，召集父亲的一般心腹近臣，发表了一番谈话。
“吾父，果然善知人心。
如今吾父尸骨未寒，张文表便举事反叛，起兵为祸。
吾等安危，在此一举，望诸公勉之。”
一番简短的话语，周保权暂且安抚人心，并按照其父周行逢的遗命，派遣可靠的心腹将领，领兵前去讨伐张文表。
见年幼的掌权者，在面临叛乱时，能显得如此冷静。一众心腹也极为鼓舞，临危受命，一定倾力镇压此次叛乱，不放过在新掌权者前表现的机会。
然而，哪怕遵照了父亲的遗命，周保权已命人发兵镇压叛乱。但就在这决策之时，这位年幼的掌权者，还是表现出了些许的定力不足。
按照其父周行逢的安排，应当先命心腹将领讨伐张文表，这为先；
若此事不成，再固守城池，向中原请求援兵，或是归附中原以求自保。
而周保权，因为忧心若镇压叛乱失败，则可能再无时间挽回危局，便想将这两步化作一步走，前线有人平叛，后方求得支援，则会更为稳妥。
于是，在派出心腹将领讨伐张文表作乱的同时，湖南节度使周保权，发了两封求援信出去。
一封，发往湖北，希望湖北节度使出兵，近水可解燃眉之急；
一封，发往中原，希望若剿乱失败，大宋可以出兵助力平叛。
如此，湖南节度使周保权的这封求援信，便摆在赵匡胤大殿的桌案上。
另一封信，则来援于同样收到了湖南节度使求援信的湖北节度使。
时任湖北节度使——南平国君主——高继冲，其父、其叔，皆已亡故。与湖南节度使周保权的处境较为相近，仅有十余岁，便掌国君之事。
这些十几岁的年轻君主，哪里见过这般世面？
于是在收到求援信后，便立即转发一封，送往了中原，就是否出兵一事，征求大宋的意见。
于是，建隆三年的九月与十一月，赵匡胤，先后收到了来自湖南、湖北的两封求援信。信中所言，都是平定湖南张文表作乱一事。
但，看事，不能只浮于表面。
事情起于湖南，但比起出兵湖南助节度使周保权平叛，赵匡胤更感兴趣的，其实是湖北。
湖北，时称荆南，今宜昌、秭归、江陵一带。
荆南，自古以来，便是华夏战场上的战略宝地，只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七省通衢——西通巴蜀，南接湖南，东临南唐，北靠大宋。
仅凭这一点，荆南的战略意义，就不是它地可比。
可为何这一战略要地，被小小的节度使高家所占，还敢在此立国？
其一，坐拥荆南的高家，拉得下脸。
虽地小国薄，但国家间的关系处理到位。
简单来说，就是“墙头草”。与四方诸国尽皆交好，无论是谁人在何地称王称帝，高家都在表示拥立，向诸国进贡。以赵匡胤登上中原皇位为例，光建隆元年，高家就三次入京朝拜，进贡不停。
关系打点得如此好，让人想取荆南都无由出兵。
不过，“墙头草”当久了，也会想“翻翻身”。荆南身居南北要冲，南方向北方进贡时，经过高家属地，眼红时，也会暗中打劫。
一两次些微还好，做得过分了，等到别国发兵来，就又将财宝归还，赔礼道歉。
于是，执掌荆南的高氏，也被时称“高无赖”。
无赖，也无奈，他国也就都不愿多与这荆南之主打交道。
其二，荆南这块地，是宝地。
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既然想要这宝地，那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高家赖子盘踞在此，四方都已习惯。
可一旦他国要夺，如中原王朝取下荆南，那便将其攻伐天下的意图与带来的危险，向四方诸国展露无疑。
届时，本来各相安定的格局，诸国都不会坐视这块宝地落入一个有野心、有能力的“危险人物”手中，必会搅动天下时局。
因此，这荆南之地，除了高家“霸占”着，无人敢要。
可荆南之地，正如雪夜定策时所议，却正是打开乱世局面的关键点。
唯有赵匡胤，敢要，想要。
早前派人出使荆南时，赵匡胤就早已命人细细考查过荆南之地的山川地形，做足了准备。
只待，一个机会。
祸起于湖南，但赵匡胤，更想要的是湖北。
这摆在龙案上的两封信，赵匡胤察觉到，最好的机会，可能已经送到自己面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