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一次见到他，我就觉得“斯文”是他身上最主要的表征。现在也还这么认为。
之所以用“表征”而不是“特征”，是因为我不自信于自己的相人之术——万一他善于掩饰，万一他内心粗劣，万一他别有所图，万一……我一直相信，对一个人的判断不能仅凭因看同一本书产生的好感而忽略细致长久的考究，即便那人是我自己招来的社员。
因此，那天我所受的打击无疑是震撼性的。当我和他的班主任方老师赶到时，鼻子渗出鲜血的一人倒地哀嚎；同样，他也躺在地上，呼哧着粗气。
方老师私下跟我说，若不论事情缘由和伤势轻重，记过处分是跑不掉的。幸好，对这两件事的调查均有利于他，他故而幸免一难。另一方面，事实上的舆情状况对他而言是不利的，尤其是流传在各个八卦圈子中的讨论。
就之后的表现看，哪怕是受伤，他也不愿拜托别人，不愿让别人挂心。我搀他去医院时，他脸上满脸的不情愿；他妹妹闻讯赶来住院部，病床上的他用“摔伤”的谎话遮掩了事实。
“哥哥他，真的只是摔伤吗？”
他的妹妹于病房外向我再次确认情况。
“只是摔伤。”我回答得很干脆。
像是完成交接工作一般，精疲力竭的我回到家中第一件事便是仰天躺在床上，心想，我为什么要帮他圆谎？
接下来的一个月，都是我单独一人待在实验室。我这才意识到，我早已习惯了和另一个人在实验室里看书、做题，发表观点、相互驳斥。总之——
我从不后悔一年前自己重建社团的壮举。
《戊戌政变史事考》被小心地放置于书架中。我常常对书架里的书籍拂尘扫灰，恰似呵护着珍贵的某物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