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实现现代化会产生问题一样，现代化的加速实现也会产生问题。首要的是通货膨胀，这在以前时期几乎是完全不存在的，那时政府有意识地推行一种低工资，低物价的政策。当民众购买能力很小的时候，对货物的需求保持在较低水平，物价也比较稳定。随着工资的提高和政府购买农产品的价格上涨（1977-1979年间上涨了20-50%），国家相应地提高了各种商品的销售价格，从而引发了通货膨胀。1979年官方统计的通货膨胀率为5.8%，但实际可能达到了15%。物价毫无节制地一路飘升，1980年的年膨胀率达到了15-30%，而轻工业的增长仅为9.7%。当物价上涨快于生产力增长时，便产生了一种涨价心理，引发了黑市和投机倒把。政府预算也反映出赤字的不断增加：1979年为113亿美元，1980年为100到120亿美元，1980年可能为60亿美元。为了减少赤字，财政部在1981年春计划发行33亿年息为4%的十年期国库券。政府企业、行政机关、人民公社和军队被责令根据能力购买这些债券，但个人似乎可以自愿决定购买。国库券的发行表明了中国正面临财政困难。
通货膨胀和过度超支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1981年决定削减40%的大型基建项目。许多有外国公司参与的大项目被突然终止了。较早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遭遇最惨：日本损失的总额估计达15亿美元，其中包括宝山钢铁基地和三个石油化工项目。德国的损失要小一些，而较晚步人中国市场的美国则损失最小。中国人坦率地解释说，他们目前没有钱继续搞这些昂贵的工程，他们同意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但他们不提确切的数额。外国人理解中国的财政困境，但当中国单方面取消谈妥的协议时，他们必然对这个国家的国际信誉提出了怀疑。毫无疑问，中国作为一个可靠交易者的声誉受到了损害。
基建工程的下马导致了无数工人被解雇，加剧了已经很严重的失业问题。中国曾经夸耀，它的社会主义制度保证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工作，自豪地宣称中国没有失业——只有待业！
现代化的另一个异常现象是，在一个所谓的无阶级社会中涌现出了一些新的阶级。现代化使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工厂经理、作家、艺术家和其它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的威望，他们将带领中国“腾飞”。社会上存在这样一种新的观念：“万般皆下品，唯有科技高”。科学工作者、知识分子和高干现在形成了一个特权的高级阶层；城市企业工人和基层干部构成了第二阶层，而农民和生活在农村的人则构成最低等级。一些学者和学生被选派出国进修，他们中许多人是高干的直系亲属，这进一步加强了精英主义倾向，扩大了社会分层。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