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的列宁格勒，阳光透过林荫道边的树木洒在涅瓦大街上。夏天的阳光无比温暖。街边上，工人们已经陆陆续续的出门了。道路上行驶着如同潮涌般众多的自行车，偶尔有两辆汽车或者公交车在道路上驶过。在路上，一辆黑色烫金的永久牌自行车十分显眼。永久自行车可不好买。永久牌只在上海有一家厂子，更何况定制车还不能拿工业券换，只能拿现钱。车本身不贵，780卢布一辆，但是产量低得很。古人说，“物以稀为贵”，可不就是这理吗。
工人们听见清脆的车铃声，把头别过去看了看，于是又把头别了回去。已经见怪不怪了。骑这车的是冬宫博物馆的院长虹橙，头上的龙角，背后的翅膀，很明显是人外种。大概是种族天分，年仅26岁就拿到了文物学和博物馆学的双博士学位。在冬宫博物馆原来的馆长被抄家丢到了西伯利亚改造之后，他就像理所应当的一样继任了这一职位。
当然，大多数人并不羡慕这车，只要下回休假的时候注意有心跑趟上海——同在一国内，跑跑也没多难——再抓紧点排队，就行了。他们羡慕的是，虹橙手下继任的副馆长小鸟游真司，是个成色绝赞的女装子。毕竟大家拿的工资都一样，赚的钱也一样，能买到的东西也差不多，可羡慕的终究也只有爱情了。在苏联，大量的“内部消息”很容易就会被抖出来，当然，不是那些涉密信息，而是那些八卦消息。因为人们总喜欢打听别人的生活，在这时候，内部人士，比如秘书，就会把消息告诉她的内部人士，然后她的内部人士，比如家人和闺蜜，再把内部消息这样继续传播下去。这样一来，全国人民就都成了内部人士。
就像史铁生说“内部电影”，其实哪来那么多内部啊，只是传的人多了而已，到时候电影院里就挤满了人。尤其是当时的内部电影其实相当于现在的电影审核，是要由专门人员审片的，把那些不适合公开放映的情节删掉。结果人们发现商机了之后，就带着相机专门去看初审的“全版电影”，把里面所有的那些大人之间充满爱情的互动一张张拍下来，洗出来，大量复制，卖给别人。等电影审完了最后一次内部放映的时候，还会有人带着相机进影院，把那些还没删干净的场面拍下来留作纪念。话说回来，好在这种行为很快就被禁止了。当年的内部影票很快就实行了实名制，不得转让。
总之这条内部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列宁格勒。大家随后也都知道了这么一件事，那就是真司君为了他专门去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还有一对上海牌对表。有从南面华夏联邦共和国来的知识分子就私底下说，这你们就不懂了，虹橙是哪里人？上海的呗。上海人结婚讲究什么：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相机。甭管是1957年还是2037年，甭管你什么车子还是房子，这五样有了，就是定情了！于是这内情全城也都知道了。只是不知道两个貌美如画，连女孩子也自愧不如的男孩子，结婚的时候谁穿婚纱？
自行车飞快的驶过，到了冬宫的门口，立着“排队时间两小时”的牌子的那个地方，他把自行车停到了路边停车的点位，拎起公文包，理好身上穿着的中山装，从侧门拉了卡直接进了博物馆。他到了办公室，拉开窗帘，望向窗外，河岸边第三国际纪念塔上磨砂的钢架上面闪着柔和的光，面对冬宫的那面却是在阴影笼罩中，对比度很高。当年塔特灵在设计第三国际纪念塔的时候似乎是有意的，从冬宫看去，早晨的朝阳正好在纪念塔上空，结合纪念塔螺旋上升的设计，不由得让人佩服这个八十四年前的大艺术家那伟大的创造力和艺术感。
放下公文包，泡好两杯咖啡，把另一杯送到真司君办公室的桌面上，然后拿着那个用汉俄双语写着大大的“奖”的装满咖啡的搪瓷杯，巡视一圈博物馆，这是虹橙每天上班首先所要做的事。冬宫六幢楼数十万件展品，每一件都价值连城，而且都是宝贵的国家财产，绝不能有一点损失。尤其是宇航节就要到了，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的那个女魔头好不容易才答应借出来列昂诺夫的画作参加展览，如果要把画搞丢了，那么指不定那个女魔头会怎么私仇公仇一起私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