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前，法亚克共和国以及联合王国把队禁止经营出口的禁令局限在各个国家的铸币上。外国铸币以及金条银条仍可自由出口。在荷兰，还有其他某些地方，这种出口的自由甚至放宽到本国的铸币。政府的注意力就从监视金银的出口而转移到注视贸易的差额，把它看做能引起金银任何增加或者减少的唯一原因。所以从一种徒劳无益的关注转向到另外一种更为复杂、更为麻烦以及同样徒劳无益的关注。
内陆或者国内贸易能够给相等的资金提供最大的收入，创造国内最大部分人民就业的机会一一这一最为重要贸易都被看作了外贸的一种辅助。听说，这种贸易既没有给国家从外面带来货币，也不把任何的货币带出国外。所以除非本国国内贸易的盛衰可以间接的影响国外贸易的状况，否则他就绝不能使国家变得更加富裕或更加贫困。
没有葡萄园的国家，需从外国取得葡萄酒；同样没有矿山的股价也无疑的必须从外国取得金银。但是，政府好像并无必要更为关注前一个目标。一个国家有钱购买葡萄酒，在它需要葡萄酒的时候，它总会买得到葡萄酒。同理，一个国家有钱购买金银，绝对不会缺少金银。金银就像所有其他商品一样，是能用一定的价格购买的，并且正如它们是所有的其他商店的价格那样，所有的其它商品也是他们的价格。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自由贸易无需政府注意，也总会给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葡萄酒；我们可以同样有把握的相信，自由贸易总会按照我们所能购入的或所能使用的程度给我们提供用于流通商品或用于其它用途的全部金银。
在各个国家，人类勤劳能够购入或者生产的每一种商品的数量，自然按照有效需求，或者根据愿意支付生产它以及把它送往市场所需支付的全部地租、劳动以及利润的人的需求，自行调节。不过并没有其他任何商品能比金银更为容易的，或者更为准确的，依照这个有效需求来调节自己。这是因为这些金属的体积小而价值大，并没有任何的其它商品要比他们能够更容易从一个地方输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便宜的地方晕送到昂贵的地方，从多于有效需求的地方运送到有效需求不足的地方。
当一国所输入的金银量超过有效需求时，无论政府怎样保持警惕，也不能阻止其输出。
以高关税或绝对禁止的办法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够生产的货物，国内从事生产这些货物的产业便多少可以确保国内市场的独占。这种国内市场的独占，对享有独占权的各种产业，往往给予很大的鼓励，并往往使得社会较大部分的劳动和资产转用到这方面来，但这方面会不会增进社会的全部产业，会不会引导全部产业走上最有利的方向，也许并不是十分明显。
社会全部的产业绝不会超过社会资本所能维持的限度。如任何人所能雇佣的工人的人数，必须和其资金保持一定的比例那样，大社会所有成员可以不断雇佣的工人的人数，也必须和社会的总资金保持一定的比例，并且不会超过那个比例。任何商业规章所能够增加的劳动量都无法超过任何个社会的资金所能够承受的限度。它只能够使部分社会劳动流向它原来不可能流向的方向。至于这个人为的方向是否比自然的方向更有利于社会却不能确定。
各人都在不断的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当然，那仅仅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也就是说，追求个人私利的同时，能够造福社会的公利。）
第一，每个人都想把他的资本投在尽可能接近他家乡的地方，因而尽可能把资本用来维持国内生产，如果这样做，他能取得资本的普通利润，或比普通利润少的有限的利润。
第二，每个个人把资本用你支持国内生产，必然会努力指导那种产业，使其生产物尽可能有最大的价值。
劳动的结果是劳动队及对象或对私以劳动的原材料所增加的东西。雇佣劳动的人的利润同样和这个产物的价值的大小不成比例。但是也只是为了利润，任何人才会把资金用于支持劳动。他自然会努力使她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他货物。
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面，其生产物能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自己的立场，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的多。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的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夺取一种不能放心的委托给任何人的权利。把这种权利交给一个大言不惭的、荒唐的自认为有资格行事的人是最危险的。
使国内产业中任何特定的工艺或制造业的生产物独占国内市场，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指导私人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和这种管制，几乎毫无一例外是无用或有害的。假如国内劳动的产品可以像国外劳动的产品一样便宜的投入市场，这个调控显然是无益的。假如他无法同样的便宜，这个调控常常就是有害的。每一个会精打细算的户主的信条是：绝对不要试图自家制作，其花费要比购买还贵的任何的东西。裁缝绝对不会试图制作自己穿的鞋子，他会到鞋匠那去买。鞋匠也绝对不会试图去缝制自己穿的衣服，而是雇佣裁缝来做。农场主既不试着自己做鞋子，也不试着自己缝制衣服，而是雇佣不同的匠人。他们都感到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应当把他们的全部精力集中使用到比零人处于某种优势地位的方面，而以劳动生产物的一部分或同样的东西及其部分的价格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任何其他物品。（这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可以更好的解释，但是这里就懒得氵了。）
与个别家庭为得策者于全国也算不上失策。假如某一国家给我们提供的商品比我们自己制造的还要便宜，那我们宁愿用自己优势部分劳动生产的产品来购买它们。国家的总劳动量总是和雇佣他的资金互成比例的，所以他们也不会减少，不会减少到多于上面所提到的各种工匠的劳动量。不过是要寻找出一条可以获取最大好处的运用途径。当劳动背影智趣生产，一种购买比制造还便宜的商品时，肯定那并不是最有利的运用途径。当劳动被以此方式从生产地更有价值的商品而转向生产被指定的产品的时候，劳动年产物的价值多少会减少。假如购买外国的相同产品，能够比自己国内生产便宜一些，那么能够只用部分商品、或者用那些商品的部分价值（急用同等的资金，雇佣的劳动在国内所能够生产的产品，假如是听任劳动自然的流动的话）去购买它。所以上述管制的结果，国家的劳动的用途有利变为不利的用途。其年产物的交换价值不但没有顺遂立法者的意志增加，而且一定会减少。
诚然，由于有了这种管制，特定制造业有时可以比没有这种管制时更迅速的确立起来，而且过了一些时候能在国内以同样低廉或更低廉的费用制造这种特定的商品。社会的劳动即使通过这种方式，要比没有调控时有力的更快的进入某种轨道。但是社会的总劳动或者社会的总收入量绝对不会因这种调控而增加。社会的总劳动量只能够随社会资金的增加，而成比例的增长。而社会的资金也只可以随社会收入的节余的逐渐增多而成比例的增长。额，上述管制的直接结果是减少社会的收入，凡事减少社会收入的措施，一定不会迅速的增加社会的资本；如果听任资本和劳动寻找自然的用途，社会的资本自会迅速的增加。
（上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内容的基本论述，因此显得会有点枯燥，当然，如果想知道比较优势的话可以直接私信，如果真的在这里写比较优势的话就太氵了）
“嘛，新经济政策的市场经济理论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李思特将资料放入暗阁后就拿出了一根铅笔芯。
“虽说平时父亲母亲不会无故的窜进我房间里面，但是做点准备总还是好的。”
李思特将铅笔芯放进门轴缝隙之中。
如果有进来的话，那么李思特马上就开始注意到。
当然，表面功夫还是要做一下，李思特又在门的缝隙中塞了一块小纸片。
做完了基本的反制措施之后，李思特又抱着《国富论》回到了书房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