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还明确指出了他的语言理论的特点：“假如我说语言理论是唯物主义的，那么你很可能就彻底无法忍受了，还是说，它会使你产生兴趣。能指就是将自身升格到（transcend）语言之中的物质”。这种唯物主义最为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对能指作为物质将自身升格为语言的描述。当然，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物质，因为它不符合通常对于物质性的理解，但是我再次提一句，现代科学对于物质的理解一贯是反直觉和反经验的（counter-em pirical）。能指，以及随之而来的语言之类的东西，都表现为内在的升格以及物质性的“扭曲”（torsion）。能指的因果性也不在于简单的情景（scenario），好像在这个情景中能指是在某种被预设的外部（Outside）产生干预的，相反能指是在自我升格（self-transcendence）的行动中产生了干预，经由这种活动，一个自主的差异体系才在物质性中显露出来。
因此，拉康拒绝了两种看似相反，实则反唯物主义的解读：习俗的解读，这种解读认为语言是文化的产品（以交流为唯一目的的人类习俗），还有神经语言学（neurolinguistics）的解读，它将语言置于普遍的大脑进化语境之中（那么语言只是一种交流的器官）。语言既不是习俗也不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因为以上两种简化都排除了能指的自主性，能指是偶然的却有着真实的效果，它伴随着语言而出现没有它语言是难以想象的（unthinkable）。这种自主性使看似自然或常规的大脑或文化进化工具的观点去自然化。语言因此是内在的外部性，生理躯体中的异在身体（a foreign body in the biological body）。它的“原子”（atom），能指，通过减少与大脑物质性和交流的联系而成为一种原因。在这一点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再次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以及拉康回应马克思将商品描述为“sinnlich ubersinnliches Ding”，可感的超感性之物（sensual suprasensual thing）而做出的对于能指的唯物主义的定义。在商品世界中，同样的升格行动，物质性（商品）转变为（商品）语言的链接，也是十分重要的。并且正如能指的升格行为生成了转喻的主体和不可捕捉的（ungraspable）享乐对象（object of jouissance），商品的升格将劳动转变为劳动力，并将剩余价值定位为资本主义社会联系中享有特权的客体原因（object-cause）。
能指的唯物主义定义继续着关于异化的争论。一个对此抱理想的人会声明，主体从构成上就是非异化的并且异化是次要的（secondary）。但是，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如果从能指的首要性出发，异化就会成为主体的构成。能指进入开放的差异系统的链接过程只会生成去中心化的主体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中的批判在于将构成性异化、拜物教（仍涉及对商品的“认知层面”的误解）与构成性异化、资本主义主体性（即劳动力）的生产区分开来。劳动力表明了资本主义对于能指的主体的侵占，这一转变过程和商品形式是一致的。换句话说：
价值代表着每一个具有价值的物品中所包含的劳动力，但它只能在商品交换中代表，即代表另一种价值。但劳动力只是主体。它是马克思对主体的称呼。
据马克思所言，他在唯物主义方面的前辈，尤其是费尔巴哈都没有成功地将异化和结构之间的逻辑关系理论化。弗洛伊德在他的针对宗教的批判中提到过，仅仅将人和神的位置颠倒过来，或者仅仅宣称神是人的欲望的投射是不够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将唯物主义置于从想象性投射中分离出的异化之上，并且还将其与逻辑和结构联系起来，典型案例就是商品语言和人类语言之间的模糊性（equivocity）。唯物主义的观点也因此用主体把人和其超越性的本质替换掉，这里的主体不应当被理解为自主的意识，而是能指自主性的真实效果。这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关键论点，而在《资本论》中得到实现：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提纲第一节）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提纲第六节）
前批判的主体理论一直在使用唯心主义的认知词汇（直观、意识），将先验和中心化的主体性作为其最终参照，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则从唯心主义的主体的被压抑的对立面出发，即每一次话语行为中“起作用”的异化主体。这是政治的“逻辑”主体。为了实现这个情况，话语不应当仅仅被设想为工具。马克思对于劳动的分析也因此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劳动从吸血（blood-sucldng）资本中的解放，而应当被视为对资本主义主体的界定，即劳动力，它的废除将会引发生产模式的结构性转变以及主体的转变，因为差异系统的逻辑主体也会因此从资本主义所设立的商品化的（commodified）形式中分离出来。马克思确实设想了主体的解放，但是不是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所宣称的异化中，而是从商品形式的虚假普遍性和价值统治中的虚假表象解放出来。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视角下的政治学都是建立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的，它们认为主体也仅仅是商品，也因此是一个客体，同时还把资本主义的派别（tendencies）和资产阶级的私人利益奉为政治的特权主体。
米尔奈提议将拉康在提及马克思时阐述的唯物主义取向称为“话语唯物主义”（discursive materialism）。这种表述冒着风险暗示着拉康尝试构建一种后现代的唯物主义，即一种粗俗唯物主义和语言述行行为（linguistic performative）的结合。但是这一切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拉康所宣称的话语有其效果。如果我们在述行理论的框架内理解它，那么它们还是象征性的，仅仅确认了能指的自主性，并仅仅指出了在被语言性地建构了的现实（linguistically constructed reality）中的一些永久性修改。拉康反复求助于形式逻辑和数学来超越这些狭隘的述行主义（performativism）框架，并且从语言游戏的增殖（proliferation）和转喻意义揭露出了语言中的另一种生产。这个问题在遇到主体的表征（劳动力，无意识主体）和生产的对象（剩余价值，剩余享乐）时便显得十分重要：它们不仅仅是资本主义话语的述行性影响，更重要的是社会现实和鲜活身体中结构因果所造成的效果。
拉康经常在理论化话语效果时使用登月的例子。这个事件与其说是“人类的一大步”（giant leap for mankind）不如说是一个和福柯描述为“人之死”相一致的事件。真正的事件并不是实际的登月活动，而是它仅仅存在于话语可能性的限度（realm of discursive possibilities）中这个事实：“科学话语可以让人们登月，在这个过程中思想见证了现实的跃进（eruption），其中对于数学的使用仅仅只是将之当作语言装置（linguistic apparatus）”。因此，登月是一个由话语产生的事件，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真实性。也只有这样，现实的物质性才会被证明，因为这个事件有其数学基础，并且走的比登月的现实性和人类登月的经验在场（empirical presence）更远。登月的出现也便成为人类掩藏科学话语通过语言装置来制造事件之能力的记录，这个过程也不需要人类作为其主要的行动者，但是却又作为其效果的主体。“人类的一大步”的背后却是对于人类本质（essence）的抹除；这一事件再次证明，人在资本主义宇宙中的实际地位是科学与资本主义成功合作调动起来的一个可量化（quantifiable）的主体（劳动力），即意味着人类自身的废弃之物（waste material）的地位而不是崇高的一般本质（sublime generic essence）。
当拉康指出马克思语言理论发展在历史和逻辑层面的矛盾之处时，他想表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正确认识到马克思有关商品语言的思想，并且马克思对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之间关系的翻转（交换是一种抽象但却富有成效的行为）早就使得其比索绪尔式的对语言符号二重属性的定义走的更远。拉康对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修正——能指从符号中独立出来并引入主体——提供了一个马克思的批判所暗示的唯物主义的语言理论（在前面引用的摘录中，拉康两次写道：“我的语言理论”）。反过来，马克思的理论也对政治经济学的劳动理论做了同样的修正。一个批判性的且是唯物主义的价值理论只有在作为劳动力的异化主体取代私人利益的政治经济学主体时才可能出现。在马克思主义也倒退回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的唯心主义框架，这个说法也更应成立。马克思主义中对于唯心主义主体性的发展就是无产阶级意识（proletarian class-consciousness），即另一种历史（History）的先验主体。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阿尔都塞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是一个例外，但肯定不是唯一的例外）翻转了马克思的逻辑，这种逻辑开始于价值的自主性目的是为了达到去中心化的主体性的生成。《资本论》是关于结构性的现实，而不是经验性或认知性的现实，马克思这样写道：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同样，马克思并不是要把政治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认识之上，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效能是独立于意识之外的，而是将之建立在唯物主义的主体理论之上，它会为真正的普遍性提供依据，同时也表明商品形式的虚假普遍性攫取每个人和整个社会的根源所在。对认知首要地位的拒绝进一步体现在以下的翻转中，即马克思对能指的隐含理解已经超越了索绪尔：
可见，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作价值发生关系，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不仅如此，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变成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们竭力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涵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因为使用物品当作价值，正象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
由于交换，不同的交换被压缩到一种抽象物中，但是这仍是物质的。差异系统转换着劳动，这使得主体受到影响。因此问题不在于破译社会象形文字的隐藏含义，而是将它们所代表的主体置于其自主性之中。因为无论是在文明社会还是在荒原之中，一个象形文字总是暗示着其他的象形文字并且这种关联的主体是独立于意识的。一个象形文字总是已经是社会的，这是由于其意涵而非具体的有意识的个体在使用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