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老张死了。这总归不是件什么大事。老张是一个贫农，更甚者而言是一个赤农，打祖上三代便可追溯，靠着宗族救济勉强吊着口气，讨了个老婆，种着几亩地，小日子凑合着就能过去。但人总得有些陋习，那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放在老张身上，就是烟。烟鬼烟鬼，若是轻易能戒，那也不必称作鬼，烟也不应能让人堕落为小鬼。
这些粗制的快感劫持了他的大脑，那些为人熟知的毛病便随之而来。最终的结局，他是挺过催命的肺病，死在西历一五三九年的春天。
按理说这确实也不是件大事，老张只是一介贫农，人们常觉得，只有那些高高在上的人逝去时需要悼念与默哀，需要为那些曾做过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影响了或与自己无关的伟大功绩而去纪念。
普通人只是默默无闻地出生，把自己套牢在一个以空间或是血缘什么的联系起来的狭小圈中，最后孤独或是在小而短促的礼乐中离开，更何况，在这么一个时代，死亡总不是稀罕的。一次饥荒，一个走投无路者发起的谋杀，一阵无医可寻，无药可救的疾病，一场批斗反对派的运动，都有可能置人至少是普通人于死地而无法翻身。
可对他所留下的妻儿们而言，此处正毫无疑问上演着一出生活的悲剧。
一块矮石碑为老张这个矮小的中年男人的一生盖棺定论。
陈家珍神色凝重，在她的边上，稍大的那个孩子表情有些难看，稍小的孩子一脸茫然，还在疑惑地找寻父亲的身影，为身上扎人肌肤的草丧衣而烦躁。襁褓中的婴儿啼哭，叫唤着日夜的更替。
现在在闹思想解放。道士们被关了起来，做不了法，也就没能超度老张的亡魂，家里更无多余的钱财支付费用。于是老张的葬礼是很潦草的。那口棺木在被改作卫生站的道观中停放了三天，便就此入土为安。
而为买下这棺材，家珍典当掉了所有嫁妆。
家珍没读过书，不懂什么是“无信”，更别提“有法术而无神仙”之类晦涩难懂的概念。但既然政府来了，神龛被砸了，斗士的棍子打下了，那无论是愚禹，还是南梦娘娘，都是一视同仁，都是万万拜不得的。
他们在石碑前站了几点钟，却像是停留了足足半个世纪。
她在迷茫着。
求不了神，求不了娘家人，求不了政府，这天理又何在，为何不愿祝福她一个弱女子呢？
她在最后转过身去，回家了，那个支离破碎的家，剩下她与三个孩子。
“妈，阿爸去哪里了？”“……你爸去了很远的地方，在哪里赚钱，等他回来了，好日子就回来了。”“那阿爸什么时候回来。”“有可能是明年回来，也有可能很快就会回来，裕民。”
那夜家珍睡不着觉。辗转反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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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的宅子是义安的典型民居之一。
大儿子裕彪，二儿子裕民，三儿子裕亮聚集在天井的桌上，商讨事宜。
门外红木棉正盛开，标志着夏季的到来。这是义安常见的树种。
距离他们的父亲逝世，已过去十六年之久。正值西历一五五年夏。
当年幼稚的三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
裕彪二十三岁，没读过书，在当地打短工，裕民二十岁，读到了初中，也就辍学在家了，裕亮十七岁，初中九年读完后，没去读高中，因为他也不想为辛苦抚育他的母亲再增加负担。母亲老了，如今已经快五十多岁。曾经起早贪黑织绣来养活全家的母亲已经够累了。
于是裕彪提出了个主意，看着现在政策支持，不如离开老家，去市区或者州府打工，追寻一番事业。
但总得有人留下来照顾家珍。
红木棉的火红在闪烁着，告诉他们，这是一条正确的路。
那是一片充满梦想与希望的土地。
裕彪决定留下来，因为他觉得自己最没文化，走出来也办不成大事。
于是那晚，通向义安与舸埠的分别两辆魔导火车上，又有两个游子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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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粤的夏常是夹杂着潮湿空气的闷热。蛙鸣冲天，清月高悬。经过雨的拍打，乡间土路在一瞬间转变为泥与水的搅拌物。
村长骑着自行车驶过一段泥路，然后停靠在张家门口，敲响了大门。
裕彪打开了大门，家珍正在织绣。
这是最近几年的常态。
家珍的两个去外面打拼的儿子，隔一段时间就会寄来信件。信件只能寄到镇里，就由去镇里办公的村长帮他们带。家珍和裕彪都不识字，也由村长念给他们听。
裕民在义安市区做建筑工人，能养活自己，算是有点期望的。
裕亮去舸埠两年了，每个月会寄笔钱回来。他也在信里报平安说，在舸埠打工赚了笔钱，赶上政策，开始经营商业，做烟酒生意，买货卖货的，看这行情，生活是越过越好。
红木棉不会再盛开。家珍之前已经把那几棵树都砍倒，卖掉凑钱提供给小儿子去舸埠的路费了。
红木棉的火红消失了，但火红的生命的活力却是不会衰竭的，正如火红的太阳一般生生不息。
人这一生，也总得留有丝梦想与希望，才能存着份活着的盼头。
因为这是一片梦想与希望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