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作为观众随便说说。
现如今婉约派已经衰败，后继无人，老牌作者们的创作也似乎陷入低靡。
就拿我认为的那位婉约派最高峰作品的创作者来说，他在近一年来几乎再也没有产生类似热度的作品——当然在两年前的春节有那么一部，但那是最后的了，最后的高峰。就像，回光返照。
如果要把它单独拿出来看的话，它统合了这位创作者和为他填词的另一位创作者的先前惯有的时候优点：连贯且质量稳定的调音，富有内涵，在纯形式上令人愉悦的填词。
同时它也是一系列问题最受我关注的一次集中爆发，理解困难，寄情不足，纯粹形式上愉悦与那样平淡的调音导致的情绪力度羸弱。以及我认为任何出现“解构”这两个字的文本都算不上解构，不过是一种怨天尤人式的愤恨，亦或前现代的回归（我尤为不喜欢这一点）。
但我们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一家的江郎才尽，这种比喻也有一层原因在于，我认为他是全部创作者中最像一个传统文人的。在整体保持戏谑的后现代王国中实属不易。
但我依旧要重申最开始的论断：现如今婉约派已经衰败。
那个我称呼为最像传统文人的组合的失败在我看来源于一种普遍但极可能被忽视的倒错——他们毕竟不是文人，文人面对的天地要远更广阔，远奥：选题、角度、工笔、匠心。无论如何都更广大。
优秀的石匠在乱石坑中选出合适的一整块，削，切，刨，挫，终于得到一件几乎不朽的塑像。可他们不同，他们眼前永远就只有这一块石头可用，他们早就忘记或者不想记起自己手中是原可开天辟地的斧头而非改锥或锉刀，于是石头愈削愈小了，最终无物可削，无处可改，又没有发疯到去远处山壁上狠砸出新石。以至陷入山穷水尽的地步。
穿一件汗衫的年轻人终于是沉默了，因为他拿这所有的北风中的寒冬毫无办法。
但让我们暂且离开，还有另一件事：首先要为婉约派分出一个界限。在这我不打算直接引用任何现有的原句，而是作为观众给出自己的解读。
婉约派的作品是一些以特定音源制作的，通常更委婉或者有技巧（传统意义上）地展示他与其他少数几个人的生命中重要的繁荣与悲哀的作品。
当然，有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它们不可以包含脏话、直接的人身攻击，鬼叫等内容。但我并不认可这一点。因为所谓的“攻击性”实质上是一种对观众的共情能力的综合考验，一句直截了当的“我操*你妈”与“而鞍山送我出，是它知我不难堪”哪一种有着更强的攻击性是否难以判断？
它们似乎就成了攻击性的两个极端，分别对应了不一样的理想的观众：一个绝不思考，冲动易怒且永远只看到事物表面的野人；和一个多愁善感，会在后怕中细细品咂每一个字背后内涵的……文化人？
显然这二者都是不存在的，所有观众都事实上卡在两者之间，于是没有任何一个可以真正有一种绝对的“攻击性”，因为攻击性的含义，强弱特点对每个人都不同。
因此鬼叫并不是攻击，而是一个个点，情绪或者任何事物爆发的顺理成章的体现——如果你比较了解的话就也和它们的源头一样。它们更像是一种新的标点符号。它们本质上是工具，过度的区分只会显得束手束脚。
让我们回到那专一的石匠，他太熟悉自己趁手的工具了，他可以把那石头打成碎块，甚至粉末后捏造成自己想要的形状，庄严，精巧，但那是又怎么能知道是这一块石头呢？它已经失去了自然的所有经络和纹理，变得温润又细腻，我该如何将它与流水线轴承里的滚珠分开呢？
这并不意味我认为应该导向某种彻头彻尾粗粝的疯狂，婉约派当然不该如此，这是一个界限的问题。当然，依旧只是一个观众的主观看法。
如果回到较为客观的数据来看，他（那位我在这里隐去姓名的婉约派第一人）的黄金时代是在四年前，他开创了一个时代，一个爱情的时代。
这是从未有过的视角，又或许它并非由他开创——但至少他是其中最重要也最受瞩目的那个，那时他风头无两。因为这正是一个从历史上所有文人最擅长主题，甚至可以说一种优秀的传统：爱情。他于是依靠高超的素养抓住了它，把关关雎鸠的踟蹰和若隐若现的激情以一种更现代的例子，生发出来。
但那是一个早已死去的时代。
生存下来的是另一个主题，更古老也更年轻的主题：普通人的堕落。
爱情死了。
婉约派已经衰败了，我再重申一遍，可是我也已经说过了，我始终坚信它的有着的某种独一无二的价值。他已经取得许多成就，也将继续取得，也可能继续取得。但那些都不重要。
即便那假装文人的先生脱下汗衫后穿上另一件衣裳，他于是走了。沉默留下来，文人死得沉默。
在那之后，德州之夜的倒塌轰鸣击碎蜷缩在绿皮火车中的少年的梦，留下最后一曲凤鸣。
也或许那少年长大后从来不会回头看，他不再年轻，成长成一个聪明的恶人，也或许他从不做梦，不再梦见自己少年时的梦。但我们知道他还做梦。
我们梦见他做梦。
这就是一种不可能的浪漫，而浪漫也正因其不可能浪漫而浪漫。
千万人在那一个具体的，丑角面具似的古怪形象背后看到了千万人自己，那面具便从单向度的攻击而也成了一种深远的自嘲。
于是在唏嘘中它终于给了我们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