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对尤依许诺，年底，我一定会在成都。
我这么许诺，因为这是我们一家，早就定好的计划——每年六月或十二月，回一次国。
但是，这个世上最脆弱的，就是计划。
十二月越来越近了，买回国机票的事，却迟迟没有动静。爸妈每天早出晚归——在澳洲的玻璃厂终于开起来了，爸妈可以在澳洲继续做老本行了。他们每天八九点出发，十点过才回来，就像是回到了他们创业的开端。
没办法，我们甚至连工人都请不到，新接的单子，全靠爸妈两人动手做。当上老板之后，他们已经十多年没干活了，更何况两人的年龄，都逼近或是超过五十了。
我呢，上学期间无力分身，课程念完，我便在复习之余，抽时间去帮忙做活。但我来做活……我这个温室长大的独生子，从小到大，肩不扛、手不提，虽然是玻璃厂老板的儿子，对玻璃却连一点基本的概念都没有，能做到的事，除了语言沟通，终究是有限的。
不过这不是重点。生活有困难，但更有盼头。而这个盼头，离我只有很短的距离了。
但这段距离，却多少有点模糊。到底是什么时候，爸妈没有说，我也拿不准。
我该提醒下他们吗？可每天见到爸妈，他们都在裁切玻璃，或是忙着其他的事，我总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更觉得这时提起回国，似乎不太对劲。
坏预感在心底愈发堆积，我一直憋着，但最终还是憋不住的。十二月一到，我在厂里找到妈，小心地问她：
“妈……我们、我们好久买回国的机票？”
妈刚一转身，我就看到了一片黑色——她的手上，全是漆黑的玻璃胶。这种黑胶用在两片玻璃之间，制成所谓“中空玻璃”的成品（中间是空的）。由于没有专门的机器，所以要手工把胶刮进两片玻璃间的缝隙。
看到妈这样，我内心一阵瑟缩，劲头立马消减了大半。而后妈脸上的神色，更让我难受了。
“雨儿，其实……爸妈最近也想给你说的。”她略带悲戚地轻轻摇头，“今年……你看我们这儿厂刚办起，才找到几个客户，要是现在就回去了……”
我环顾了一眼厂房。厂子门口摆着一个集装箱，里面装满了从中国进口的玻璃。这几个月，还会进更多的玻璃过来，厂房会越堆越满，订单大概也会越来越多，还会请一两个工人，刚起步的生意，也会逐渐走上正轨。
为了这次起步，爸妈准备了那么久。现在中途放弃的话……
我再看了一眼妈手上的黑胶，酸涩在胸腔汹涌。
爸妈只会比我更想回去。他们在这里，比我更不适应。将近一年了，我在的时候还好，我若不在，他们面对陌生的语言、文化、规则、法律，就像身处异世界。更何况，我离开了我的亲友，他们就没有吗？他们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四五十年啊，一切的人脉与记忆，都是在那里留下的……
我无可奈何。
我们都无可奈何。
*
我难受了好几天，最终还是得接受现实。我必须要告诉尤依。
当我迟疑了好久、终于将自己寒假无法回国的告诉她时，电脑那头，她一言不发。
我本可找出许多原因，好好地向她辩解，可到了嘴边，却全变得绵软无力。事情发生了，它便发生了。任何解释，任何解读，除了带来一点心理安慰，不会让事情本身，发生一点点的变化。
就算如此，也许还能强颜欢笑吧？但我的表情，很快便将失望尽数展露，最后趴在桌上，双眼黯淡无光。
“没关系的。”
笔记本里，终于传来了尤依的声音。我把视线抬起，看到她双手合十，冲我微笑。
多么浓厚的温柔，像一件暖烘烘的雨衣，盖在了被大雨淋湿的我身上。
“我会等的，一直等下去。”她身子朝前俯，“今年不行，还有明年。你要跨过南极、大西洋、北极圈、西伯利亚，肯定要花一点时间。但地球是圆的，只要你朝前走，我们一定能见面的。”
她的话语有力量，一点点地把我推了起来，让我再次直起腰板，注视那副大大的圆框眼镜后面，澄澈明亮的双眼。
眼睛的后面是心灵。此时此刻，我依偎着这颗美丽的心灵。我该有多幸运。
这份幸运，足以让失望之极的我，发自内心地笑出来。
“我明白了。”我对尤依说，“既然我回不去，就让我朝前走吧。等我走到你那里，我会变得比现在更好，这样一想，说不定还是件好事，对吧？”
尤依舒心地笑着，伸出手来，冲着摄像头拍了拍。
“咦？什么意思？”我疑惑道。
“拍拍头呀，以资鼓励。”尤依狡黠地笑道，“怎么样，感觉到了吗？”
我被她逗笑了。笑过之后，对尤依说：“当然感觉到了。尤老师最善解人意了。”
尤依被我惊得一震，接着挪开视线，红着脸嘟囔：“瓜娃子……”
我呼吸着全新的空气，人生中从未有过的清香。虽然到现在，我依旧缺乏实感，仿佛这股清香是虚妄的梦境，但那又怎样呢。
那个曾经只能瑟缩在阴暗角落的小男孩，对他而言，这股清香，曾是他永远不可触碰的宝藏。他哪怕朝宝藏靠近，也会将它污染。
而现在，我可以和它拥抱了，或者说，就快和它拥抱了。就只有一小段距离，真的只有一小段而已。
为了早一点让梦境安稳落地，跑起来吧。
*
预科毕业了，我们有两个半月的假期——听说到了大学，这个时间还会更长。同学们纷纷回国，登上返乡的飞机，享受悠长的美好时光。
但这和我无关。我的这个假期，都要和玻璃相伴。只要让这份生意正常运转，回国的机会就一定会来的。
我的任务分成几份，体力的脑力的都有。无论哪份，无论在外人看来再简单，对我而言都是全新的考验。
比如说搬玻璃。许多玻璃尺寸很大，一个人是搬不动的，这时往往就需要两个人一前一后地抬。玻璃本身并不重，但搬玻璃还是有技巧，比如手该握多高，左右手的上下顺序……别有一番学问。
我在拿玻璃时，就经常会犯错误，比如说，两只手都捏得过高，这样根本使不上劲，会花更多的力气，甚至可能会导致玻璃滑落，磕在地上，一张玻璃就这样报废了。
每次我摔坏玻璃，爸妈都会焦急地让我走开。比起为损失生气，他们更多地是在心疼我，害怕我被玻璃弄伤。想到他们的忧虑，我心头也很不是滋味，也因此更加责怪笨拙的自己。
我负责得更多的，还是和语言和沟通有关的工作，比如在工厂接待客人、和爸出去跑业务、翻译账单发票之类的文件。
也拜这些任务所赐，我接触到了许多人。澳洲是移民国家，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与文化。仅仅是玻璃这个产业，从业者便来自天南地北。有澳洲本地的，有东南亚的，有西亚的，有东欧的……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也有着不同的脾气，更有着不同的品性。然后，他们都早早地进入了社会的丛林，熟谙丛林的生存法则。我和他们打交道时——尤其是面对那些有坏心肠的——完全就是个一无所有的新手。不，是他们眼中香喷喷的猎物。
无论是砍价、要债、谈单，我统统占不到便宜，反而有时还会被搅得心绪纷乱，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什么？这种玻璃你也要那么贵？”名叫德拉科维奇的短发男子，带着浓重的口音，凶狠地敲着办公室的桌子。
“这……这是我们的成本价了……”我绷紧了肌肉，英语也说不利索，再加上被德拉科维奇那双鹰眼一瞪，感觉脚趾都在发麻。
“别骗我们，孩子。”德拉科维奇的工人、叫克拉夫申科的家伙，在一旁帮腔，“我们也从中国进过玻璃，知道那些玩意儿是怎么回事。你们是好人，肯定会给个好价钱的，对吧？快吧，孩子。”
“我……可是……”我嗫嚅了起来。
“唉，瞧瞧你，为什么不帮帮忙呢？”两位男子的老板施泰纳摆出失望的模样，“你得明白，你们是小生意，不给点甜头，谁会来买你们的玻璃呢？算了，走吧，伙计们。”他朝两人招招手，准备起身离开……
“喂，等等！”我慌忙起身，想把他们叫住……
果然是三人欲擒故纵的把戏。我失了底气，也失去了谈判的主动权。当我把最后的成交价格拿给爸妈看后，两人大吃一惊，然后发起了脾气。
“你咋个说起在的？”爸挥动着价格表，“这个价格，你不如喊他白拿！我们还赚啥子钱？”
我沮丧得反胃，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内心反复念叨着一句话——
德拉科维奇、克拉夫申科、施泰纳，都必须死！
然而在那里幼稚地诅咒有什么用，失败就是失败，诅咒只会让失败显得更加可笑。
当然，在这里接触的，更多是善良的人。尽管生意关系只是利益的交换，但这些人从不吝惜伸出援手，帮一把艰难起步的我们。
某次和爸妈去送货，客人叫拉蒂奇，是位克罗地亚金发男子。他订了好多中空玻璃，尺寸还大，至少得三个人才能搬动。
到了工地后，拉蒂奇热情地招呼我们过去。我们把车停下，就准备三人一起抬玻璃，我和爸在两头，妈在中间……
“噢，不不不！”拉蒂奇一看，立马急了，把我们止住，大步跑了过来，说个不停。
“他说啥子？”爸妈迷惘地看我，我则笑眯眯地向他点头致谢，然后翻译给爸妈：
“他说啊，怎么能让女士来搬重物呢？他来搬就好了。”
爸妈开心地笑了，妈不断向他道谢，然后让开，拉蒂奇也走到中间，和我跟我爸一起，使出吃奶的劲，把玻璃搬了下来。
终于干完了活，一身腰酸背痛。爸给拉蒂奇散了只烟，两人靠在砖墙吞云吐雾，我则面朝他俩，和拉蒂奇聊起了天。
“你们在这儿很辛苦啊。”拉蒂奇说。
我苦笑着摇摇头。“没有办法，在另一个国家生存，要是事事顺遂的话，怎么可能呢。能做的也只有独自等待，默默承受。”
“哈，好小子。”拉蒂奇亲切地笑着，拍我的肩膀，“能这么坚持下去，你们的目标，一定给了你们强大的动力。”
是这样吗？怎样的目标呢？我暗想，然后情不自禁地，把目光转向了远方。
至少，对我而言，问题的答案，就在视线的尽头，在地球的另一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