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绿坝娘，十七岁，干的是不太像十七岁的活——开超市。别问为啥，问就是家里这间小店开了十多年，门口的招牌还是我小时候自己拿油漆涂的那种绿得晃眼的“绿坝娘超市”。我妈常年外地跑货，老爸做饭像化学实验，盐和糖老分不清，后来家里一合计，我学习一般，但嘴甜眼尖，跟客人打交道有一套，索性就让我守店。一来二去，小区里谁家买什么牌子的牙膏，谁家娃爱吃什么口味的薯片，我闭着眼都能说个八九不离十。
我们这小区不大不小，三栋楼围个小花园，花坛里有一株总长不大的桂花树，秋天香得人打喷嚏。早晨是老头老太太遛弯的时间，十点以后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像穿梭机一样呼呼地跑，下午三四点学生放学，店里一下子炸锅，小面包、牛奶、热狗、能量饮料，呼啦啦一扫光。我平时就站柜台后面，手像风扇一样扫扫码枪，嘴上还跟排队的小孩儿聊天：“作业写完了吗？别又熬夜。”“辣条少买点，别上火。”“纸巾又忘了拿？你妈昨天才来找我抱怨呢。”
那天事儿就发生在一个看起来跟往常一样普通的下午。天有点闷，云压得低，像把草帽扣在天上。学生们放学比平时晚点儿，估计是开了什么班会。快六点的时候，一个瘦高的男生来店里，校服拉锁拉到最上面，脸白得有点过分，眼珠子却亮，像猫一样。他叫周言，是住二栋的，理科尖子生，平时话不多，来店里必买黑咖啡和黑巧克力，我笑称他“黑暗料理男孩”。那天他拿了两瓶水，一袋面包，还额外要了创可贴，我递给他，他低头贴着，手指背上有个小口子，应该是被纸划的。
“怎么划的？”我随口问。
“试卷。”他声音小，还礼貌，“谢谢。”
我看了眼他手指，又看了眼他背包拉链，拉链头上挂了个钥匙扣，是个小小的银色望远镜，挺别致。我笑笑，让他早点回家吃饭。他冲我点了点头，付钱走人。
紧跟着，一个戴棒球帽的男人进来，帽檐压低，口罩遮住半张脸，穿的是工地上常见的那种蓝色工作服，袖子卷到肘部，露出胳膊上两条浅浅的划痕。他拿了瓶矿泉水，来两包烤肠，抓了把零钱付了，然后抬眼跟我对了一下视线。我这一行干久了，一个人眼睛能告诉你的，比嘴能说的多。我心里立刻记住了他眼神的特点：躲闪里带着点急，他看东西不是直直看，而是像在寻找摄像头的角度一样瞟。
“新来的工人？”我装作随意，“三栋又要修电梯？”
他愣了一下，笑笑，没接话，拎着东西走了。
天刚擦黑，外头突然一阵骚动。我正给阿姨打包两袋猫砂，门外就有人尖叫：“哎呀——掉下来了！快叫救护车！”我脑子“嗡”的一下，手里的猫砂都掉地上了。冲出去的时候，人群已经围了一大圈，二栋楼下，花坛旁边，躺着一个孩子，校服，瘦，旁边血渍很红，但不是电视剧里那种满地都是，更多是散开的颜色，像水墨画冲了水。我脚底发软，深吸一口气。我的脑子其实还算好用，会在慌的时候自己把门关上，口袋里的手机掏出来拨了急救，又发给物业的小吴，让他去迎救护车。
救护车和警车很快来了，医生下去忙，警察清人，我被推回店里，门里门外像被一条看不见的线隔开。我靠在柜台边，手发抖，心里像被捅了个洞，风呼呼往里灌。刚刚那个孩子是周言，我几乎不用确认。他中午来买过东西，背影我一眼就认得。人心软起来就是这样，明明几乎不认识，也会难过得像压了个石头。
小区的人，你一句我一句，消息像打了气的气球咣咣往外飞：有人说是自杀，说考试压力大；有人说是被人欺负；有人说看见他一个人上楼去了天台。保安小吴跑进店里跟我打听，我先把店里那台用到发热的小风扇对着他脸，递上冰棍让他压压惊。等他缓过来，我问：“监控还看得清吗？”
“电梯口的还行，就是天台没装。”小吴叹气，“你店里摄像头能看见他刚才来买东西吗？”
我点头：“当然。等会儿警察来，我把备份给他们。”
没多久，王队来了，个子不高，精神劲儿很足。我们见过几次。去年小区有人丢了电瓶，他来查，我帮他调过店里对门口那支摄像头的录像，后来电瓶找回来了，他夸我“眼睛亮”。我给他看了下午的录像：周言六点零二分进了店，六点零五分出去。紧跟着的棒球帽男人六点零六分进来，六点零八分出去。镜头里还能看见一个扎马尾的女生，戴口罩，买了黄桃罐头和吸管，掐表时间是六点十二分。
王队看得很仔细，又要了隔壁电梯口的监控。我开玩笑缓场：“王队，不要夸我眼睛亮了，这会儿我只觉得流眼泪。”
他沉声说：“小绿，先别难过，咱把事儿搞清楚要紧。”
电梯口的录像显示，六点零八分，周言背着包进了二栋的电梯，按了顶层；六点零九分，棒球帽男从外面进来，却绕过了二栋，走向三栋，进了三栋电梯，按了十四层，十四层再爬上去就是天台的铁门。六点十二分，马尾女生进了二栋，按了十层。六点二十二分，惊叫声起。
这个时间线，听起来正常，但我心里老觉得哪儿不对。我盯着屏幕想了会儿，突然抬头：“王队，今天小区门口那个‘临时出入登记’本子还在吗？我记得下午物业在换门禁卡，临时让人手写了登记。”
“在。”王队答。
“那就好。”我点点头，“还有——三栋的天台铁门平时锁不锁？”
“应该锁的。”小吴插话，“但是……最近维修走线，钥匙在一个临时外包队那，我一直催他们用完锁回去。”
棒球帽男。我的脑子里这个标签越发清楚了。但我也知道，很多东西不能凭感觉。我不是警察，我最多能提供线索。这个案子复杂在哪儿呢？最容易的解释是“自杀”。可我心里就是卡着，我觉得周言不是那样的人。他每次来买东西，会把硬币数得特别仔细，付了款会说“谢谢”，把包装纸塞进背包，不随便扔。我看人很多年，坏人、好人、生气的人、饿的人，原则感强的人眼睛是亮的，不会随便推门迈出去就丢掉自己。我不敢保证，但我愿意相信他。
晚上店早早关了门，我坐在茶色玻璃后面，手撑着下巴，灯光把我的影子拉得长。我想了半夜。第二天一早，我五点就起床，特地把冰柜里的水摆得整整齐齐，心里打算了个主意。
第一件事，我去找了物业的老唐。他五十来岁，肚子像被吹起来的球，走路呼哧呼哧。平时我们关系还行，他爱来我店里抢早上刚到的油条。今天他话不多，脸色也不好看。我问：“昨天那登记本让我看看呗，王队那边也会看，我就是先瞄一眼，帮忙记个大概。”
他犹豫了一下，拿出来。我翻了一下，发现了两个有意思的名字。一是一个外包队的人，写的是“周猛”，入内时间十六点四十五，去三栋十四层，理由“换电缆”。二是一个不认识的名字，“孟同”，入内时间十七点五十八，去二栋顶层，理由“找朋友”，名字写得很整齐，像是练过书法的字。
“这孟同谁啊？”我问。
老唐摇头：“不熟。”
我掏手机，把这页拍了照。然后第二件事，我去找了马尾女生。她叫林小满，住我们店后面那排小平房，父母在外打工，她跟外婆一起住。她买黄桃罐头的习惯我太清楚了，每次两罐，晚自习之后当宵夜。我提着两袋热腾腾的包子去她家，外婆在门口剥毛豆，我说送点早餐，她忙说不用，我冲她笑，转头冲小满低声：“我想问你点事。”
她眼睛红红的，明显哭过。我拉她在门口坐，递给她一支纸巾。她犹豫了好一会儿，像拔牙似的开口：“昨天……昨天他发消息给我，说想上天台透透气。我怕他情绪不好，就让他等等我，我买了罐头去找他。谁知道……”
“他以前有过这种情绪吗？”我问。
“没有，他一直在跟我说要考A大。”她把脸埋在胳膊里，“他最近也没出什么事，就是……就是上周，有个社会上的人找他，说他帮他改过一次作业，抓着他不放，但那天我看他跟那人说清楚了……”
“社会上的人？”我脑子里“咯噔”一下。
“一个戴帽子的中年男人，胳膊上有划痕。”她想了想，“他那天站在你家超市门口抽烟，我看见了。”
我心里“好嘛”一声，线有点合了。我又问：“你知道他背包上挂的那个小望远镜吗？”
“知道。”她吸吸鼻子，“我送他的。”
我们又说了会儿，她说了一件细节：昨天六点十五分，她在二栋十楼电梯口看见过一个穿校服的男生从楼梯上跑下来，戴着帽衫的帽子，头很低，脚步很快，像躲什么。我问她认不认得，她摇头。我把这个细节记到脑子里，谢过她，走出来时，外婆把剥好的毛豆塞我一把，说：“丫头，你心细，慢慢查。人都走了，别让他背黑锅。”
我把毛豆往嘴里一塞，咸香入味，突然有点想哭。
中午前，王队来店里拿监控备份，我把我发现的两个登记名字给他，顺嘴说了林小满看见的那个穿校服的男生。他看了看，挑眼：“你比我们还跑得快。”
我摆手：“不乱跑，这是我们小区的孩子，我心里过不去。”
王队点点头，叹一口气：“我们也希望不是自杀，但要证据。你要注意安全，别单独去问那些社会人。”
我呵呵笑：“我站柜台，谁来都走不了。”
下午的时候，那个棒球帽男来了。他进门的脚步很轻，买了包口香糖和两瓶矿泉水。我抬眼看看他鞋，鞋上有一小块褪色的绿色印子，像蹭了什么墙漆。我们小区天台的栏杆就是这种绿，我太熟悉了——跟我店招牌一个色号。男人掏纸巾擦了擦，擦不掉，眉峰动了一下，抬头发现我看他，冲我笑：“今天天气热。”
我也笑：“是啊，来根冰棍？买口香糖送的。”
他摆手：“牙疼。”说完就走了。
我当下把他给记死了。我又想起一个细节：昨天他进店时手臂有两条划痕，今天在这绿印子旁边多了一道浅浅的新伤。我不是医生，但我知道这种伤口是蹭出来的，不是割的。人跟东西发生过碰撞。天台的铁门有个锈掉的门栓，伸出来一截，平常我都提醒小朋友别靠近。昨天风大，门栓会不会蹭到人？我脑子里迅速把这些点像串糖葫芦一样串一串，越串越顺。
晚上，我又跑去找了保安小吴，问他：“三栋天台的门昨天锁了吗？”
“这我真不敢保证。”小吴挠头，“外包队那几个人，手里拿着钥匙，谁用谁拿。我昨天巡逻到十四层，没上去。”
“外包队的库房在哪？”
“地下室C区。”
我脑子哗啦啦，像翻书一样翻线索，觉得火候差不多了，打电话给王队：“王队，我瞎想啊，你别介意，能不能查一下三栋天台栏杆上的指纹？还有那铁门栓上，是不是有新擦痕？再就是，外包队那个周猛，和我们店里那个帽子男我怀疑一个人。他鞋上的绿漆，跟我们天台一个颜色。”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王队说：“你等消息。”
第二天上午，消息回来了：三栋天台栏杆上确实有三种不同的指纹，其中两种是小区常驻住户，第三种是未录入。铁门栓上有新鲜的刮痕，刮痕高度大约在成人腰部位置，时间不超过三天。外包队的周猛，登记的身份证号是真，但人昨天晚上就消失了。地下室C区的库房，锁是带弹簧的，很容易用卡片撬开，里面少了一个备用安全头盔。
“还有一个很要命的点，”王队在电话里说，“二栋顶层的天台，铁门从里面反锁，钥匙找不到。周言不可能自己从里面锁好之后再出去。”
我吸了一口气，像吃了冰块：“那就是有人。”
“嗯。”王队短促地应了一声。
我挂电话，抱起店里的橘猫“晚八点”，把它往肚子上一搁，橘猫不乐意，**叫。我没空搭理它。我突然想到昨晚林小满说的“戴帽衫的校服男”，那是谁？如果有人在二栋顶层从天台出来，是不是会在十楼碰到她？那人为何要躲？他有可能是同校的。那我店里监控里能不能找到他？他可能也来买东西，好学生坏学生都要吃东西。
我开始翻最近一周的监控。翻到前天晚上十点多，一个戴帽衫的校服男来店里买了一瓶汽水，掏钱的时候手指关节有起皮，像练球的那种茧，指缝里还有一点儿蓝色粉末。我把画面放大，那蓝粉末似乎是粉笔。男生拿汽水时露出一截袖子，袖口绣着名字，模糊，像“袁xx”。
我们学校的校服袖口有可选的绣名服务，很多家长爱绣。我拎起手机，给一个在学校门口卖煎饼的老伯发消息问：“有个高二男生，篮球队的，姓袁，个子不矮，平时买咸辣口味的煎饼，知道是哪个吗？”老伯问我干嘛，我说随便问问。没一会儿他回我：“袁海，高二七班，跟我侄子同班，嘴馋，爱提着帽衫帽子。”
袁海。我在脑子里默念这个名字。联系一下周言，他是理科尖子，那跟篮球队的袁海有啥纠葛？我又想起那“社会人”——棒球帽男。会不会是有这么一个链子：袁海欠周猛（棒球帽男）点什么——比如赌博、比如借钱——于是周猛缠上周言，想通过他拿钱或者拿什么答案，结果周言不从，两人约上天台谈，袁海赶去，本该劝架，结果却变成推搡，意外发生了。
想归想，证据得一个个找。我把这条链子说给王队，王队沉吟：“你别动，我去学校问问这孩子。”
下午三点，王队带回来一个新消息：袁海最近跟人打过架，手背有伤，校内通报里有记录。还有，他的鞋上疑似有绿色油漆印，鞋底带一小块灰白色的粉末，像水泥。他说那是篮球场边缘碰的，支支吾吾不痛快。王队没直接动他，说继续观察。我心里知道，王队这人谨慎，没十成把握不轻易抓人。
晚上，我照例收门口小黑板，黑板上我写着今天的优惠：“黄桃罐头第二件半价。”我刚搬起来，背后有人说：“老板，来两罐黄桃罐头。”
我回头，是个瘦瘦的男生，帽衫帽子扣着。我忍住心里的预感，笑：“会员吗？”
“不是。”他嗓音哑。
我掏罐头，手上动作很顺，嘴巴就开始闲聊：“最近黄桃罐头卖得好，你们学生都爱。你们学校有个女生特别爱买，林小满，你认识吗？”
他的手停了一下，很轻微，但我这个行当，最会抓这种微弱的停顿。他抬头，露出半边脸，眼睛里的光很暗。
“她最近心里不好受，”我继续说，声音也放软，“昨天那事儿，我们小区人都难过。我是看着他们来买东西长大的，谁谁家爸妈吵架了，谁谁考试考好了，谁谁换了新书包，我大概都知道一点。但真出事的时候，谁也不想看见人走得不明不白。我不问你，你也难受。你要愿意帮我，就说句实话：昨天六点十五分，你有没有在二栋十楼？”
他门牙咬住了下嘴唇，像个被抓住的孩子。我心一软，又没再逼他。我递给他一根吸管，故意往地上一指：“小心脚下，刚拖完地，滑。”
他低头，鞋底磨损不平均，左脚外侧磨得快，说明他跑步经常外八，这些都是小事，但我都记。买单的时候，他抬眼对上我的，眼睛里像有两个针眼，扎了一扎，然后突然扔下话：“我又没推他，他自己踩空的。”说完转身就走，黄桃罐头都忘了拿。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跑远，长出了一口气。人的话有时候就是一条稻草，捞住了，就能顺着往下摸到一捧泥。第二天，王队带他回警局做笔录。他承认那天上了十楼去看，但说他没上天台，听到动静就躲了：因为之前校内打架，教导处盯他，他害怕被拍到又挨处分。但他也说，他见过一个戴帽子的中年男人从三栋往二栋方向跑过，胳膊上有伤，跑步姿势像拎着东西。我这会儿更笃定了：那帽子男在三栋天台干了什么，又绕到二栋去了。
王队又去翻三栋天台，终于在角落里发现一小段浅绿色的防晒绳头，像是被剪断落下的。这种绳子常用在外墙挂安全网。再一问外包队，果然少了两根。我们小区外墙没有安排这个活，绳子合理使用的可能性极低。若把绳子系在栏杆上，另一头系在哪里？做什么用？我吸了口冷气，但没有往黑暗里想太远，只是提醒自己：别往恐怖片那路走，踏实看事实。
又是一天晚上，王队给我发来一张照片：一双鞋，鞋边有绿漆，鞋底有一块被磨得发亮的水泥粉。鞋的旁边是一张临时工牌——周猛。这是他们在周猛租住的隔间找到的。更关键的是，工牌的塑料套里夹了一张小纸片，上面一个微信号，备注“押题答案”，还有一串收款记录。看来，这个所谓的“社会人”干的不是单纯的体力活，他兼着做点不光彩的买卖：拿一些所谓的“内部押题”，卖给学生，骗钱。
王队说：“我们挖了聊天记录，有个号码常跟他联系，是一个外面的培训班老师，姓祁。他们搞的局，是让学生先尝一嘴甜头，再撒网。”
我想起周言买黑咖啡那眼神，无比清明。我忽然明白：他可能拒绝了。拒绝了之后，祁、周猛不甘心，便想用点逼迫。逼迫的方式可能是翻他的包，拿他的试卷、书本，或者让他在天台谈判。谈着谈着，出了意外。至于袁海，他可能夹在中间，不是帮凶，是目击者，是胆小鬼。
事情慢慢有了轮廓。接下来就是把散落的碎片填满。王队他们动作快，查到祁老师租的办公室，电脑里有一份名单，上面居然有林小满的名字，备注“易感型”，意思是一劝就动心，幸亏她只是买黄桃罐头没买“押题”。我心里又酸又气，觉得这些人拿孩子当肉卖。祁老师被叫去问话，嘴硬，说只是正常补课。我在店里看新闻链接，看评论区，有人说“现在小孩压力大，谁不补课”，有的人说“老师也是谋生”。我握紧鼠标，心想谋什么生？拿人家的未来当筹码赚快钱，这叫劫。
与此同时，周猛失踪了三天，第四天在城郊的一个廉价旅馆被抓到了。抓的时候他还在刷视频，看到警察上来吓得脚一软，靠着床沿坐下。王队给我发了个消息，说人抓到了。我本来想说“早该的”，可话到了嘴边又吐不出来。因为我想起周言那天手上的创可贴，想起他背包上的小望远镜，觉得心里有个小球，咕噜滚了一下。
审讯的消息我不便问太细，只知道最终的结论是这样的：周猛找周言要钱，要不到，说那就“上去说两句”，把他半拽半推带到三栋天台。门是他用备用钥匙开的。他本意并不是要人怎么样，他知道自己只是吓唬吓唬就行，还想演给合作的祁老师看，录段视频，证明“工作完成”。谁知风大，天台上堆着两捆不用的绿色防晒绳，他拿起来在手里甩着唬人，自己也没站稳，手臂蹭到门栓，疼得一扭，人和周言挨了一下。就是这一挨，惊魂之间，周言往后退，脚后跟碰到了一块松动的砖沿，人就滑了半个身子出去。他一把捞住栏杆，手心被擦出血，整个人悬了半秒，周猛伸手去抓，却抓到了他的背包带，背包带“嘣”的一声断了，那是一条用了很久的布带，昨天他还跟小满说要找时间换。人掉下去了。
读到这里我闭上眼。大部分人想象中的恶是尖刀一挥，是心狠手辣一推，可现实里更多的是一连串小小的坏选择和小小的疏忽，像蝴蝶扇动几次翅膀一样，最后风成了龙卷风。你说怪谁？当然要怪那两个安排“吓唬”的人。如果没有他们，没有那根被当做表演道具甩来甩去的绳，没有那把被随意掌握的钥匙，没有那道伸出来的门栓，没有那条用了太久的背包带，孩子不能就这么走。王队说，法律上这是故意伤害致死，或者以其他罪名定。我的脑子里只剩一个词：赔，赔不回来。
那天傍晚，小区里静得像没人。我在店门口摆了个小桌子，上面放了一束白色的菊花。有人停下来看，问我：“小姑娘，你这是做啥？”我说：“让大家知道，他不是一个名字，不是一条新闻，他是我们一起看着长大的孩子。”有阿姨眼圈一下红了，把手里刚买的牛奶放桌上，说：“算我的一份。”我含着泪，朝她点头。
林小满来了，捧着一个小盒子，里面是那个小望远镜钥匙扣的另一半，是她的。她放下盒子，站了会儿，转身走了。我没追。我知道有些路得她自己走，只能陪着站远一点。袁海也来，低着头，站了很久。他掏手机给我看，屏幕里是一段短短的聊天记录，是周言最后发给他的：“别跟那些人打交道，他们不是咱们这条路的人。”我看着看着，鼻子一酸。人是这样，走的时候还在劝别人别走歪。
案子算是告一段落，新闻发出来，小区人也知道了详情。有人骂，有人叹，有人头一回开始认真看身边的小孩。我店里“押题答案”四个字成了禁语，我一看就要炸毛：“谁再说这四个字我揍谁。”大家看我这么凶，都笑了。我笑完又垂眼，心想这世界还是要靠大家一起盯着一点点地把坑填了，把坏心眼子的缝堵了。
一周后的下午，天晴，桂花树香得过分。我照例把小黑板拖到门口，写：“买黄桃罐头送吸管两根。”写完忍不住笑自己，这天刚明媚，就想起别人喜欢吃的东西。王队来买水，我递给他，问：“王队，你说我这叫不叫爱操心？”
他说：“操心就对了。你这店啊，不止卖东西，也兜着点人心。”
我“哦”了一声，看着棚顶的灯发呆，又想去给“晚八点”剪指甲，它不配合，满地窜。我追它的时候笑出声。这世界有坏，有阴冷，也有橘猫。橘猫咬你，你还是要给它剪指甲。
后来还发生了些事情：祁老师被取消了教师资格，培训班关了门；外包队被罚了好几笔，物业把所有天台门换成电子锁，刷居民卡才能开，门栓也打磨平了；学校请了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月“怎么求助”。有人说这都是给死者看的，我摇头：这是给活着的人立的规矩。
再后来，小区的小孩来店里买东西，我会多说一句：“有事儿跟我们说，别一个人扛。”他们一个个地“嗯”着，还有人说：“绿老板，我妈说你凶。”我笑：“我凶是凶你们不写作业。”
我把监控的时间调得更长，备份放到两个硬盘里。我给“外甥们”——这些孩子们都被我当外甥——收拾好那些碎小事。比如谁掉了卡，我帮忙找；谁跟同学闹别扭，我替她传口信；谁想给父母一个惊喜，我教他包礼物。我不是多了不起的人，连文凭也没有，但我相信，活着的人要做点事，让走的人不会太孤单。
一些夜里，我会梦见那天的风，梦见天台的绿，梦见背包带“嘣”的声音。我会在梦里一脚跨出去，再一脚稳住自己。醒来后我坐在店里，开最亮的灯，烧一壶水，把那些要泡的泡面一包包摆整齐。有人问我，你十七岁就开店，会不会觉得世界不公平。我笑：“我十七岁就见过好多人，知道谁善谁恶，这也是一种运气。”我不怕黑，我怕没人看着黑会不会蔓延。我这个人，伸手去拉，就能拉住一点，就是赚了。
有一次，林小满给我发消息：“我梦见他了，他说他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看星星。”我回她：“他走夜路不怕，因为他背包上有个小望远镜。”她回了一个哭脸，又发了一张照片，是夜空，城市里看不清的那种夜空，只有两颗星，小小的。我把这张照片打印出来，夹在柜台的玻璃下面。每天擦玻璃的时候，我擦得很轻，像怕打扰谁。
“绿坝娘超市”在这小区的角落里矗着，像个小灯泡，亮也不亮，昏也不昏。有人说这名字土，我不改。我喜欢这土味儿，喜欢别人叫我“绿老板”，喜欢我把人家烦恼当商品一样分门别类地摆好，告诉他们从哪个架子上取，怎么拿，拿完记得顺手把空箱子扔进垃圾桶。世界乱的时候，人也需要一个这样的架子，站稳，拿起，放下。
这事过去了很久，偶尔还有人提起那天说：“要不是你眼睛尖……”我摆手：“不是我，王队他们才是。我们都干了自己该干的事。”我说这话的时候心口还是发紧，但我知道，这紧不是疼，是一种提醒，提醒我别松懈。超市门口我又挂起了一个小牌子，上面写：“需要帮助请敲门。”有人笑我矫情，我也笑。矫情就矫情吧，世界已经够粗糙了，我愿意当一块软布。
最后，给你讲个小事。前阵子有个小男孩偷了我店里一根五毛钱的棒棒糖，被我逮个正着。他怯生生地看着我，眼睛里全是害怕。我没有吼他，我给他写了个“欠条”，让他在上面签名，名字歪歪扭扭。我说：“你把这个带回家，给你妈看，再把五毛钱还我，利息是一句对不起。”他咬着牙，第二天就站在门口，红着脸说：“对不起。”我笑，“得了，棒棒糖送你了，但以后别这样，记住啦？”他说记住了，跑得飞快。他跑出去那一刻，风把我的门帘吹起来，我闻见一股青草味儿，又是桂花开的时候。
我把门帘压住，回柜台坐下，抬手给橘猫挠下巴。它眯眼，打呼噜。我看着门外人来人往，心里说了一句：别怕，别怕。我们这个小地方，安安稳稳，管不住远方，但能守住门前。有人摔倒了，我们拉；有人迷路了，我们招手；有人出事儿，我们一起拎证据。你说这算啥？这算我们在这世上，拎起了一点该拎的，真真切切地活了一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