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你知道我是谁。
我为什么会干出这么蠢的事?带着一个钢琴家偷渡出阿尔汉格尔斯克，然后还要用谎言来欺骗她。
我不能那么做，至少我的良心不允许我那么做。
也许是因为她让我想起了某个人罢，也许是因为她实在纯净地不像是我这种恶毒混蛋能遇上的人。
你知道吗?我并不算是个坏人，至少以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并不是，就只是个为了生计奔波于各地的人罢了，也许你从晴空基地翻出来的信息可以证明我害死了多少人，但以防你不知道，我就直接写在这里了，七个。
准确的来说，是六个半。
因为其中有一人的死和我无关，是他自己要跑进雷区寻死的。
在枪声响起前，他们可能是以嗜血为生的麻木之人，也可能是家境落魄挺而走险的赌徒，又可能是想回归故乡怀抱妻儿的农民...
但在枪声响起后，他们不过是另一条枪下亡魂，连唯一的名字都不会被人所铭记。
这也许是我的归宿。
我还没做好退休决定，他们就已经打算杀掉我了，那又怎么样?难道还有人可以颠覆内务部和晴空吗?
没有了，现在没有了，除非军政府想让我活着，而他们也没理由保我。
若是说有人能在死亡前不慌的话我想是不可能的，那是生物的本能，打生下来就最恐惧的事情--所以你才会在生下来的时候大哭。
现在，我希望你认真看下去。
我出生于一九四九年，那时世界大战刚结束不过四年而已，我们生活在一片统一的旗帜下，而属于我自己的噩梦也开始了。
我的父亲是莫斯科的官员，而母亲是他的秘书，至于我是怎么被生下来的，恐怕除了他们两个也没人知道，甚至连他们最宠爱的弗拉基米尔也不知道。
我六岁的时候，他们又生了个孩子，取名为弗拉基米尔，按理来说这家伙是我的弟弟，但无论如何，你都很难从我们俩之间找到共同点，弗拉基米尔是个正常人，与我不同。
据我后来所知，我母亲生我的时候是臀位生产，是个庸医为我接生的，而生弗拉基米尔的时候是剖腹产，接生的也是莫斯科数一数二的妇科医生，而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从病历上来看，我出生的时候颈椎被弄伤了，差点导致脖子以下瘫痪，就算是最好的结果都导致了患厄尔布麻痹，这种病对我的直接影响就是左臂萎缩和运动困难，胳膊就像被冻住了似的，而弗拉基米尔发出生完全没有意外，一切都如计划般进行。
哈，要说其他的差别的话，那就多的数不过来了，我小时候，也许是一两岁那会吧，父母忙于工作就把我送到乡下和祖父母生活，当弗拉基米尔上小学的时候才接我回去，那时候我已经有十岁了，一直就读于乡村学校。
幼年时与父母分离，往后大抵上也很难学会建立亲密关系了，显得我天生就是个冷漠、沉默地白眼狼似的，他们总嫌弃我不亲近他们，所以照顾弗拉基米尔的时候，他们买了本书，照着书上的内容养孩子，亲力亲为照顾他长大，结果呢?收获了个开朗、谈吐优雅且礼貌的儿子。
确实，以前我很羡慕，甚至可以说嫉妒弗拉基米尔有这样的生活。
但现在，祖父教我在森林里求生的本事难道不比娇生惯养来的好吗?在我的印象里，祖父是个很严厉、留着大胡子的旧沙俄军官，他从我能走路起就带我训练，或者说命令训练，那确实是一段痛苦的时光，但祖父确实是掌握了一种先进的治疗方法，十岁的时候我的胳膊远比以前更灵活。
往后呢，当我回到了莫斯科也没什么好事，其他的就不说了，只说一件影响我至今的事。
那是个难忘的下午，和煦的晚风似乎让所有人都忘记了伤心事似的，而不幸也就降在了这。
他们在给弗拉基米尔喂饭，他是个很引人注目的小伙子，至少比我有吸引力就是了，因为他很会折腾人，吃饭只要别人喂，即使他已经七岁了，因为太忙嘛，我父亲要我给他倒杯热水，那时候我还很矮，至少没有现在高，只能站在小板凳上摸热水壶，不出所料地摔了，由于左胳膊有天生的残疾，我自然不会用它，所以就导致了我右小臂所有的皮肤几乎全部二级烫伤，现在依旧能清楚的看见。
吸取这次教训，他们从来不让弗拉基米尔做任何家务，十指不沾阳春水，娇生惯养地长大，连水都没自己倒过，长得也帅气，他们逢人就炫耀自己的宝贝二儿子，若是有别人问起:“你家的基里尔呢?”他们就像是想起什么人生污点似的，嫌我这幅样子给家里丢脸，开玩笑似的说:“基里尔那么不懂事，就不提他给大家添堵了”
往后又是十四年。
我二十四，弗拉基米尔二十的时候，我们就读于同一所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他长得帅气气质温文尔雅自然受人欢迎，至于当时的人提起我，也大概都是一句话:“像是旧贵族似的。”
也许是因为祖父的教育，使我骨子里就和他一样是个贵族样儿，总是挺着胸昂着头走路，不过这个贵族指的是高傲而漠视其他人，而不是指气质，我并不是特别有礼貌的人。
综上，也许我就是他们培养弗拉基米尔的试验品。
但，兴许是老天也不想看到我这种生活如此悲惨的人活在世上吧，在那会我还是遇到了一位令我难忘终生的姑娘，她与我遇到的其他人全然不同，你也许想问:“你这种废物是怎么和女孩子搭上话的呢?没准是臆想吧。”
她叫凯瑟琳，是德国人。
那是很久以前了，大概1974年。
我对她的感情完全不同于别人，那是一种几乎病态的爱--我不在乎她对我的感情如何，我只是为了她，为了她这个人而已，不是死缠烂打，也不是只许她和我说话，只是付出，我一人的付出，我爱他爱的如此深沉，以至于忘记了自己也还是个人。
她是如此的漂亮，健谈而又温柔，她是少数几个敢于我搭话的人，也许我并不是她唯一的朋友，但她确实是我的唯一了，我那前二十年从来没体验过的一切她几乎都带我过了个遍。
最后呢，也许是我在平日里显得过于沉默而高傲，让她觉得我是个会对太太好的人吧，也可能是她也厌烦了身边的这一切吗?不管因为什么，总之，我们一起逃到了彼尔姆。
在那里，我们结婚了，我们住在一个漂亮的乡间小屋里，她无论什么做得都比我好，但在我的记忆里，她从来就没嫌弃过我，总是以开玩笑的口气道:“你再这样我就要生气啦”
凯瑟琳是个很喜欢恶作剧的人，我这种愚钝对她来说几乎是个完美的恶作剧对象，她也很聪明，不像我。
直到我三十三的那年，有了孩子，双胞胎，这种生活就被迫终止了，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钱养孩子，在彼尔姆，工人无疑是没法攒够钱同时养两个孩子的，除非我们两个都出去工作，但那样的话，谁来照顾孩子呢?我宁愿让孩子失去父亲也不想她们失去母亲的照顾，对孩子来说母亲是最重要的。
后来我去参军了，即使我残疾，但海军仍然是把我收下了，军队里没人会因为我的胳膊而照顾我，但也令人有一种别样的愉悦。
你知道吗?对残疾人来说，他们并不需要你的帮助和谦让，把他当作个正常人就是对他最大的尊重。
工资是足够的，我们甚至还有钱给孩子买奶粉和玩具，虽然相比同龄人这算不上最好的，但...这已经比我的环境好很多了，不是吗?我知道我作为个父亲来说，是绝对不合格的，我只见过她们一面，但女孩子，也许不需要父亲的陪伴也能过得很好吧。
我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父亲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不想让他们在于我玩耍的时候被胳膊上的伤痕吓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