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丝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了。
在我翻箱倒柜地确认还有没有遗漏的值得留念的“记忆”时，她穿着松松垮垮的淡蓝色睡衣走了过来，打个哈欠，耳羽随之舒张。她伸手拉我起来，又指指自己的肚子，从睡衣几个没扣好的扣子的缝隙中，可以看见一点白皙的皮肤。
“昨天吃剩的面包可以吗？”我说。
她点点头，视线飘向我手里的唱片。我递给她，起身去拿面包。乔伊丝一边费力地啃着变硬的面包，一边端详这张唱片。
唱片的纹路幸运地没有受损，中央的标签已经模糊不清，但是名字还在，《Become your illness，I》（《成为你的疾病，我》），哥伦比亚人气摇滚乐队国王乐队的早期作品，单看标题似乎是适合医生听的，但其实歌词与矿石病毫无关系，更像一封炽烈的情书。歌词讲述了一位游历各地的青年追求一位哥伦比亚贵族的千金时爱而不得的故事，简直就是乐队早期经历的写照。国王乐队是一支很有勇气的乐队，在战火蔓延的时代依然坚持巡回演唱，有时甚至会深入感染者聚落进行义演，也因此为很多有身份的人所不齿。
面包要配着红茶才能勉强咽下去，比起这个，更让我发愁的是我面前这一大堆“纪念品”：生锈的表盘、摇晃瓶子也不会变热的热水瓶、写不出字的钢笔、少了几块的一盒拼图……它们杂乱地堆在柜子旁，我只记得这些当初也是在临走时精挑细选出来的能代表回忆的东西。而现在，曾经对我来说重要得无法割舍的东西，又要经过二次筛选，被留下的就会永远地被留下。如果我这么一次次地搬家，而每次搬家都要取舍的话，到最后的最后，会不会筛得什么也不剩呢？如果对这种感受做一个比喻的话，不论是不愿忘记或是不愿触及的回忆，都像是昨天嘴里的味道，而如今落满灰尘的收藏，就只是今天变硬的面包。不过既然早知如此，又何必纠结于带走哪些或是留下哪些呢？有一种说法是：虽然不管在哪都是塞在箱子底，但还是离得近比较有安全感。
乔伊丝没有这么多感慨，她小口小口地吃东西的速度竟然比我还快。在我犹豫的时候她已经穿戴完毕，站在门口等我。
我突然对它们产生了同情，还是干脆把那些杂物都带走吧。乔伊丝帮我装了一大一小两个皮箱，这两个箱子还是我半年前带来的。皮箱掉漆的皮革和拉不紧的拉链都让它显得很有年代感。
我将要开始新的生活了。我深感，从这里到乔伊丝家里的跨越，要比我从罗德岛到哥伦比亚的跨越更为巨大。
房东乔尔先生是一位和蔼的黎博利，他喜欢留胡子，他的嘴唇已经几乎被遮得看不见了。我初来乍到时，他给予我不少关照，有一次还专门带我熟悉了一下这座城市。现在我突然决定搬走让他很意外。他上门来确认房间里原来的家具和物品一件不少，没有过问太多，就跟我结清了账，顺便还送给我们一个他仓库里不用的推车。他看到娴静地站在我身边帮我提行李的乔伊丝时，高兴地说：
“愿主保佑你们，祝新生活愉快！”
他说话时只有胡子在动，眼睛也快要眯成一条缝了。
“您也一样。”我说。
我们就这样推着老旧的推车前往车站，车上是两箱行李，也不算行李，相当于是装了两箱石头。我那时还不知道，乔尔将是我在墨菲遇到的唯一一个善良到近乎纯粹的人，可惜的是，在这次短暂的相遇中我对他的了解不过是知道他的名字。
我们穿行在没有摩天大楼的街道中，不同于龙门或特里蒙那样的繁华，墨菲的现代化水平还比较低，这是一座重视历史的城市，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因此发展比较迅速的只有交通。我所在的老城区两旁的居民楼以二层的砖房为主，许多房子有些年头了，但是为了适应城市规划，在确认无安全隐患之后被保留了下来。这里的房价也相当便宜。
此时我们头顶乌云滚滚，有些住户趁着还没下雨赶紧打开窗户晾衣服。我们抬头向远处望去，能隐隐地瞧见市中心教堂巨大的穹顶——拉特兰的宗教毫无疑问已经渗透进了这座城市。在它的辐射下，有部分商场或是饭店特意设计成了拉特兰式的尖顶建筑，坐落于教堂四周。即便这样的巷子透露着古典气息，我们推车的样子也实在是很不协调，像是往山上推石头的西西弗斯，乃至于显得有些幽默感——街道上不少衣着时髦的年轻人看向我们时脸上都带着难掩的笑意。他们当中菲林、佩洛、黎博利、萨科塔，有尾巴、羽毛或是翅膀。有两个与我们擦肩而过的女生衣着很是大胆，外套下是低胸的T恤，还穿着超短裤，其中一个大腿上有一块黑色的源石。哥伦比亚是一个种族大熔炉，过去，在这里不受待见的只有萨卡兹，不过感染者例外，他们不论种族，平等地受到歧视。然而在这八年里，由于和平的到来，各国能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在医药研究中，矿石病的传染率依旧很高，而致死率在不断下降。人们逐渐能坦然地与之共存，而且随着“平权”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广，呼声越来越高，人们也在逐步接纳感染者。不可否认的是，罗德岛也为之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而更重要的则是感染者自我意识的觉醒。一个典型代表就是“结晶簇运动”，有许多激进的艺术家，特别是模特，以展示体表的源石结晶为美。
我复习历史时，乔伊丝在发呆。她目视前方，行人来来往往，但她其实是在看着更远的地方，同时无意识地摸摸自己的胸口。过了一会涂着鲜亮橙黄色油漆的公共汽车驶过来，我下意识地推起推车准备上车，又猛然想起如果把它带上车的话一定会有诸多不便，于是只好狠下心来，把它留在站牌前。
车上的乘客大多是黎博利，也有几位昏昏欲睡的萨科塔和菲林。乔伊丝找了处靠窗的位置坐下，我坐在她旁边，行李堆在我脚边。我们被羽毛簇拥着，十分暖和。
为了打发时间，乔伊丝让我把我随身携带的几封信亲自读给她听，她并不认为“在公共场所读私人信件”是一件羞耻的事。我答应她等回去再说，她乖巧地点点头，整个身子都靠在我身上，伸出一只手覆在我的手上，闭上眼睛。她喃喃地说她的数据库中有从前的交通路线图，但是已经三年没有更新过了。
我盯着她白皙的手背，上面不太明显的血管随她呼吸微微起伏。
蓦地，我感觉车窗外景象的色彩开始堆叠、糅合和重组。我揉揉眼睛，可还是那副样子。接着，玻璃上出现了电影一样的片段，是八年来的光景走马灯般地在车窗玻璃上掠过，生者与死者的面容都在其中一一出现。这应该是一种清醒梦，我知道我在做梦，但是意识的挣扎没什么用。难道乔伊丝经常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无力感吗？在飞速逝去的时光面前，我觉得整辆车都在以相反的速度倒退，而他们在时代里留下的余波却会远远地扩散出去，波纹所到之处山峦崩塌、冰雪消融，像这里，我们曾经以为遥不可及的地方，也因为这种波纹在悄然发生变迁。后来，到站的提示音作为一种明确的标识让我找到了梦境的出口。
下车之后，我依然感觉恍恍惚惚的。乔伊丝轻轻搀着我，陪我在路灯下站了一会。
我对于来往的车水马龙感到疲惫，却又无力挪动身子，只能任由忽近忽远的喧嚣配合着脑袋深处的声音浪潮般把我的身体裹挟向更深的海洋。乔伊丝不懂得说什么来缓解我的痛苦，就从背后紧紧地抱住我，不让我溜走，像从水流中捞起一根浮木。
再睁开眼，脚下是我们的影子。在阴天，靠着路灯的光才能区分下午和晚上。我轻叹一声，原来无法独自旅行的是我而不是她。我们慢慢地走向乔伊丝的宅邸。
她家比我想象得要大，周围有几棵光秃秃的银杏树，看起来不怎么招羽兽，树下是成堆成堆的落叶，很久没有扫过。房子里没有开灯，黑漆漆的有些阴森。她说房子后花园外还有一处池塘，从二楼就能看得到。她常常一个人在屋子里对着池塘发呆，有时她也会走到外面，数一数大理石墙的砖块。
铁栅门缓缓向两侧打开，我拉起皮箱，跟着她踏上屋门前的小径。一滴雨落在我头顶。
过了大约半小时，雨已经完全下起来了。我才刚收拾完带来的东西，乔伊丝已经洗完澡，换好衣服了。我把视线投向窗外，并没有看到那座池塘——窗户上布满了雨滴，折射着窗檐下小灯的黄光，暖烘烘的，看起来像壁炉里的火光。隐约能听见雨滴敲击瓦片和落在土里、水里等几种不同的雨声。
乔伊丝趁我洗澡的工夫泡好了咖啡，是用烧杯泡的。我顺着槽口那一侧抿了一口，又酸又涩，像是没咖啡豆炒熟。她则是几口就喝下了，也不嫌烫，好像味觉不太灵敏一样，或者说她不怎么在乎味觉。
“除了把咖啡当提神的药以外，用烧杯喝咖啡也很有凯尔希的风格。”我打趣道。
“的确是受了凯尔希医生的影响，但也有我自己的原因。”她说，“回哥伦比亚时，我能带的随身物品不多，而这个杯子是赫默送给我的。”她说。
“她为什么送你这个？”
“我刚来办公室的时候没有喝水的杯子，赫默说她经常看到凯尔希医生用烧杯泡咖啡，所以也送了我一个。”
喝完咖啡她又去用微波炉热两盒速食装的叙拉古通心粉，我这才发现她家里基本没什么食材，刚才收拾厨房的时候怎么没注意到呢？
厨房和餐厅都在一层，一层还有一个大客厅，此时就我们两个，十分空旷，她自己住的时候一定更冷清。客厅中央吊灯的光经过青灰色的穹顶反射之后更加柔和，均匀地涂抹在各个角落。通心粉的调料放的过多了，我们吃完之后都一连喝了好几杯水。
二层有书房和两个卧室，其中一间以前是她父母的卧室。书房里的书摆放得整整齐齐，给人一种面对医疗部架子上药品的感觉。走廊上铺着地毯，墙壁摸起来十分光滑，且空气中似乎有淡淡的熏香。
她的书柜里尽是一些医学方面的专业书籍，包括药理学、神经学、心理学等，还有很多编程、密码学相关，有她父母工作用的，也有她上学时写论文用的参考书。如今她早已对其内容烂熟于心，用不到这些书了，不知道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下午整理行李时，我把我带来的许多小说、诗歌都放在手一伸就够得着的低层。
睡前，乔伊丝对我说：
“纪德，你忘记了一件事。”
“什么事？”
“信。”她说，“你在公共汽车上答应要为我读信。我并不是平白无故提出这样的要求，只是我认为听一些别人的声音有助于精神稳定。”
她穿着睡衣光着脚跑到书房，拿来一个精致的盒子，一股脑地把盒子里的信倒在床头柜上。许多黎博利人都有收藏的习惯，这似乎是他们的民族性格。乔伊丝有时会把我的信作为睡前读物。
她躺回床上，托着腮侧头看我。读自己写的文字让我脸很热，有些难以开口。我深吸口气，清清嗓子，尽量使自己念信的时候吐字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