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终究还是睡了，但睡得很短，而且很糟，因为回家时，他发现消防员造成的灾害不亚于一场火灾。他们为了吓唬鹦鹉，用高压水管把一棵树冲得光秃秃的，还有一股水流瞄错方向，射进了主卧室的窗子，对家具和墙上那些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祖先画像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坏。邻居们听见消防车的鸣笛，还以为发生了火灾，纷纷从家中赶来。幸好，学校星期日关门，这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混乱。当消防员们发现，即使站在加长梯上也仍旧够不到鹦鹉时，便开始用砍刀砍断树枝。幸亏叶雾医生及时出现制止，他们才没有连树干都一并砍倒。他们留下话说，五点钟后还会回来，看到时是否需要他们继续修剪枝叶。出门时，他们把内阳台和客厅踩得满是泥巴，还弄破了何梦鸾最爱的一块土耳其地毯。而最糟的是，这一切灾难性的破坏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大家普遍认为，鹦鹉已经趁乱逃到邻居家的院子里去了。的确，叶雾医生又在树丛中找了好一会儿，却始终都没有得到鹦鹉用任何语言做出的回应，就连吹口哨和唱歌也无济于事。他认定它丢了，快到三点时才回去睡觉。上床前，他去小便，还快乐地闻到他那被温热的芦笋净化了的尿液中那种神秘花园的芬芳。
他被悲伤惊醒了。不是上午他站在朋友尸体前的那种悲伤，而是一种无形的伤感迷雾，在午觉后充斥着他的灵魂。他将之理解为一种神谕，预示他正在度过自己一生中最后的几个下午。五十岁前，他从未感觉过自己各个内脏器官的大小、重量和状态。但五十岁后，慢慢地，每天午觉后他闭着双眼躺在那里，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感觉到它们存在于自己体内，甚至能感觉到他那不眠不休的心脏的形状，以及他那神秘的肝脏和密封的胰脏。他逐渐发现，周围就连最老的人也比他小，在他们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代人中，他已经成了唯一的幸存者。当他发现自己开始健忘，便求助于在医学院时从一位老师那里听来的方法：“没有记性的人，便靠纸来代替。”然而，这不过是个短暂的幻想，因为到最后，他连兜里那些纸条们究竟想说些什么都忘了。他会戴着眼镜却满屋子找眼镜，锁上门后又把钥匙转回来，看书时也会丢掉线索，因为忘了情节的前因后果或人物间的关系。而让他最不安的，是他无法再信任自己的理智：他感到自己正逐渐失去判断力，陷入不可抗拒的灾难之中。
尽管没有科学根据，但叶雾医生仅凭经验就知道，大部分致命的疾病都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却没有一种像衰老这样独特。这种味道他在解剖台上开膛破肚的尸体中察觉得到，甚至在那些极好地掩饰了年龄的病人身上也辨认得出，在自己衣服上的汗气和妻子熟睡时毫无戒备的呼吸中，他也闻得到。若非骨子里是一个传统的老基督徒，或许他也会赞同薛停玉的看法：衰老是一种不体面的状态，应当及时制止。唯一的一点安慰—即便是对他这样一个曾是床上好手的男人来说—就是**缓慢而又仁慈的消亡：性的平静。八十一岁时，他仍旧足够清醒地意识到，把自己拴在这个世界上的，仅剩下几根细细的丝线，睡梦中简单地改变一下姿势都可能让它们毫无痛苦地断开。而如果说，他还在尽可能地维持它们，那完全是出于在死亡的黑暗中找不到上帝的恐惧。
何梦鸾一直忙着收拾被消防员毁得一塌糊涂的卧室。快到四点钟时，她让人给丈夫送去一杯他每日都喝的加碎冰块的柠檬水，并提醒他该穿好衣服去参加葬礼了。这天下午，叶雾医生的手边有两本书：《人体未解之谜》和《福音书》。后一本书的书页尚未裁开。叶雾医生吩咐厨娘孟尝把他忘在卧室里的象牙裁纸刀取来。刀子取来时，他正在读《人体未解之谜》中用信封夹着的那一页：只差几页，这本书就要读完了。由于头部隐隐作痛，他读得很慢，他将这如河流一般连绵曲折的头痛归咎于最后碰杯时的那小半杯白兰地。在阅读间隙，他不时地呷上一口柠檬水，或是慢慢嚼上一块冰。他已经穿好了袜子，但衬衫还没有装上假领，绿色条纹的松紧背带也还耷拉在腰身两侧。一想到要换衣服去参加葬礼，他就心烦不已。他很快停止了阅读，把手上的书放到另一本书上，然后靠在藤条摇椅上慢慢摇晃，心情沉重地看着一片**的院子，以及院子里的香蕉树丛、被砍得光秃秃的芒果树、雨后出现的飞蚁和又一个一去不返的下午所释放出的短暂而华美的光辉。他都已经忘了自己曾经拥有一只帕拉马里博鹦鹉，他曾像爱一个人一样爱它，但突然，他听见它的说话声：“皇家小鹦鹉。”声音很近，几乎就在他身边，随即，他在芒果树最低的树枝上看到了它。
“不知羞耻的家伙！”他对它喊道。
而鹦鹉用一模一样的声音反驳道：
“你更不知羞耻，医生。”
他一边目不转睛地继续和它说话，一边小心翼翼地穿上短靴，以防吓跑它。他把两条背带搭在肩上，来到满是泥泞的院子里，走下露台的三级台阶时，他用手杖试探着，以免绊倒。鹦鹉没有动。它站得很低，于是他把手杖伸过去，好让它像往常一样站到银手柄上来，可它却躲开了。它跳到相邻的树枝上，虽然高了一些，但更容易够到了，因为家里的梯子在消防员来之前就支在那儿了。叶雾医生估摸了一下高度，认为只需登上两级，就能够到它了。他登上第一级，嘴里唱着表示友好的歌，用来分散这只不听话的动物的注意力。鹦鹉没有跟唱，只是重复着歌词，并在树枝上往远处横挪了几步。他用两手抓牢梯子，没费劲就登上了第二级。鹦鹉开始完整地唱起整首歌来，没有挪地儿。他爬上第三级，接着又爬上第四级，因为他错误地估计了树枝的高度。接着，他左手紧紧地握住梯子，右手则试探着去抓鹦鹉。老女仆孟尝走过来提醒他葬礼就要迟到了，却看见梯子上一个男人的背影，要不是那两条绿色条纹的松紧背带，她简直不敢相信那就是叶雾医生。
“至圣的上帝啊！”她喊道，“您会摔死的！”
叶雾医生抓住鹦鹉的脖子，发出一声胜利的感叹：总算好了。但随即又放开了它，因为梯子在他脚下滑了出去。他在空中悬留了片刻，意识到自己来不及领受圣体，来不及为任何事忏悔，来不及向任何人告别就要死掉了，死在圣神降临节的星期日下午四点零七分。
何梦鸾正在厨房里品尝晚餐的汤，忽然听见孟尝的一声惨叫和仆人们的骚乱，紧接着是邻居们的喧闹。她丢下尝汤的勺子，拖着她这个年龄不可战胜的沉重身躯，尽可能快地跑了出去，疯了似的叫喊着—尽管她还不知道芒果树的枝叶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看到丈夫仰面朝天地躺在泥水之中，她的心仿佛要爆裂一般。丈夫已经奄奄一息，但还在坚持与死神这致命的一击做着最后一分钟抗争，好让她及时赶来。要这样撇下她独自离去，他感到无比痛苦，透过泪水，他在慌乱的人群中认出了她。他诀别地看了她最后一眼，在两人半个世纪的共同生活中，她从未见过他的眼神如此闪亮，如此悲痛，而又如此充满感激。他用尽最后一口气，对她说道：
“只有上帝知道我有多爱你。”
叶雾医生的死是值得纪念的，这无可非议。刚从法国学成归来，他就运用全新的有力手段，制止了本省最后一次霍乱的流行，由此声誉传遍全国。前一次霍乱流行时他还在欧洲。那次疫情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造成了四分之一城市居民的死亡，其中就包括他的父亲，一位同样受人尊敬的医生。叶雾医生靠着迅速获得的声望，并从家产中捐赠出可观的数目，创建了医学协会，这是加勒比各省开办的第一家医学协会，而且在很多年内都是唯一的一家，叶雾医生担任协会的终身主席。他督促建设了城里的第一条高架水渠、第一个下水道系统，还建起了有篷顶的市场，使原本垃圾成堆的灵魂湾符合了卫生标准。此外，他还是语言学院和历史学院的主席。而由于他对教会做出的贡献，耶路撒冷拉丁教长封他为圣墓骑士团骑士。法国政府则授予他指挥官级别的荣誉军团勋章。他是本城所有宗教团体和市民团体的积极支持者，特别是爱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具有影响力且没有政治利益的市民组成，以在当时来讲相当大胆的进步思想对政府和商界施加压力。在这些想法中，最值得纪念的莫过于一次浮空气球试验。首次气球飞行就把一封信带到了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比人们最终把航空通邮视作一种理性的可能要早得多。成立艺术中心也是医生的主意。后来，艺术中心又在同一座房子里开设了艺术学校，至今还屹立在那里。另外，很多年来，他都是四月花会的赞助者。 看似不可能在一个世纪里办到的事，只有他办到了，即重建从殖民时期起就变成了斗鸡场和公鸡饲养场的喜剧剧院。那是一次壮观的市民运动高峰，本城各界人士无一例外地参与了这次全民总动员，很多人认为它堪称伟业。最终，焕然一新的喜剧剧院举行了落成典礼，尽管当时剧院里还没有座椅和灯光，来看演出的人不得不自带座椅和供场间休息时照明用的灯具。剧院照搬了欧洲人那套盛大的首演礼仪，贵妇们利用这个机会在加勒比的伏天里炫耀她们长长的礼服和皮大衣。但同时，剧院也不得不允许仆人进入，以便让他们搬座椅和灯具，并带上他们认为必要的吃食，以应付无休无止的演出：要知道，有的节目甚至会演到次日首台弥撒的时候。首季度的演出由一个法国歌剧团拉开序幕。剧团管弦乐队中的一把竖琴让人大开眼界，而令人无法忘怀的荣耀，则属于剧团中一位土耳其女高音，她拥有完美无瑕的嗓音和戏剧天赋，赤着脚演唱，脚趾上还戴着贵重的宝石戒指。一盏盏椰油灯散发出浓浓的烟雾，从第一幕起，人们就几乎看不清舞台，歌手们也因此走了音，但城中的记者巧妙地忽略了这些微不足道的瑕疵，赞颂了值得纪念的东西。无疑，这堪称叶雾医生最富感染力的一次倡议，戏剧热甚至感染到本城那些最意想不到的阶层，由此产生了一代形形色色的特里斯坦们和奥赛罗们、阿依达们和齐格弗里德们。不过，热潮也从未达到过叶雾医生所期待的那种极端程度，即见到意大利派和瓦格纳派在幕间休息时棍棒相见，大打出手。
叶雾医生从不接受任何官方职位，虽然经常有人无条件地提供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向来无情地批评那些依靠职业威信爬上政治高位的医生。尽管他一直被视作自由派，选举中也通常会把票投给自由党人，但他这样做更多的是出于传统而非信念。在那些显赫家族中，他或许是唯一一个遇到大主教华丽的四轮马车经过时会在街上跪下来的人。他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天生的和平主义者，主张为了国家的利益，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应该彻底妥协。然而，他在公众面前表现出的特立独行却让任何一方都不把他当自己人：自由党视他为山洞里的哥特人，保守党则认为他基本上算是共济会成员，而共济会的人不接受他，认为他是为罗马天主教廷服务的秘密教士。那些不那么刻薄的批评者则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在民族于无休止的战争中倾流鲜血之际，依旧醉心于四月花会的贵族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