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夜我同三角怪外出觅食的冗缛之事暂且按下不表。眼下有不得不记述的要紧事。
我的脚边有一颗螺帽。
我应该将它捡起吗？
我的大脑飞速地运转着。我的思绪在“捡”与“不捡”间来回钟摆。本能的良知告诉我应当捡起，而职权的边框却要求我不得触碰。
我与众人站在舞台上。
我站在台口，差不多是乐池的正上方，虽说面向舞台内侧，但仅是低着头注视着脚边的螺帽。其余各位——几位学生和老师，正互相谈笑，一边“观摩”师傅们拆台卸景。那螺帽，正是拆台师傅无意间丢掉的某颗。
出于常理，我应当将那颗螺帽捡起，递到拆台师傅手中。否则当拆台完毕、一切景片装车之后，遥远的某一天，人们再次装台演戏，便会发现少了一颗螺帽。造成这件遥远的悲剧的人是我。并且，可预见的未来即是当下的一部分，可以说，是我铸成了当今世界上的一个悲剧。
但是，我不能将那颗螺帽捡起来。因为它不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工作开展前的会议上，组长告诉我们，身为活动主办方，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陪伴”。因此，不在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不要做。
到底是捡还是不捡？
我在台口来回踱步。
我仿佛学校门口的保安——因为想要进校卸景的车辆其报备流程出现问题，便推诿不让进校。“我没有那个权力做决定！”如此情景历历在目。
我到底是为什么来做这个工作的？
没有什么主动请缨。有的只是被安排，然后点头。所谓的“实习课”，不过是让学生充当学校内各个教学活动的工作人员。
终日干着保安也可以干的工作。
早上六点起床。先去剧场开灯。然后去校门口接卸景的货车和装台的工人。之后便是坐在台侧一整天，只要确保不发生什么安全事故便好。该帮忙的时候帮忙。但是——不在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不要做。
我的巴基斯坦作息被强扭为了圣诞岛作息。
然后呢？我只是感受到阵阵空虚袭来。“实习课”唯一的作用，似乎是告诉我们以后进到社会，也得这么受着。
可是，当规则的制定者其综合能力显然不如我自己时，他制定的规则我还必须遵守吗？为何不能由我来做规则的制定者呢？
要我说，不论是大学也好还是社会也好，人们都应当构建起“放权”的观念。大胆地让大家各干各的去！别成天到晚净整一些没用的束缚人的手脚。——当然，对于我这种天才之外的人还是要多加管教，免得他们误入歧途。
然而，奈我如何抗议，当下还是要屈服在这学校规则的淫威之下。我本并不是安分之人，旷课是常有之事。可旷课只需对自己负责，这“实习课”却还需要对别人负责。我绝对不能逃避这样的责任。
但是，我一定要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
我是否真的需要如此彷徨？我真的不该去捡那颗螺帽吗？
我也许只是多虑了。
没人会说帮助捡螺帽是“超出职权范围之事”。
我下定了决心，向那颗螺帽所在的位置走去。
然而，无论如何我都没找见它。
·
初冬树木上挂着的零星枯叶昭示着疾病的降临，不可避免，我自然是中招。可以料想，一段时日里校园中将终日回荡恼人的咳嗽声。一开始我并不会怎么在意他们，直到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长期将我原有生活节奏强扭过来的作息，致使我免疫力急剧下降。
你有见过凌晨四点多的北京吗？没有见过？那就对啦！恭喜你，你是一位作息健康的正常活人。
我像午睡般睡完晚觉，沐浴在凌晨四点多的夜色中，前往校门口接车。此刻我已是头昏脑胀，间歇性的咳嗽由喉口喷涌。毫无疑问，我中了。但我还是要去接车，在这凌晨四点起床去接车。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我正在做的——毫无意义的工作。
前一天接到通知时，我并没有怎样切身的体会。我一贯只对涉及人类存亡等等重大议题感兴趣，我心中日常的红线是和政治红线绑在一起的。故而，我只是以一种讽刺般戏谑的目光审视那即将降临在我自身的工作——第二天凌晨四点起床去接车。尽管连组长都觉得这样的工作内容不可思议，但我仍是轻轻扬起嘴角，轻蔑地说自己可以做。
我很少抱怨，也很少后悔。
也许我只会抱怨一些规则将我束缚，以至于我不能去做显然更加正确的事情；也许我只会后悔自己没能冲破一些束缚，将那些更加正确的事情付诸实践。
当然，我不会抱怨诸如堵车之类的无聊琐事，也不会后悔自己因为懒而错失良机。当下的自我由过往无数的选择所造就，我很满意现在的我，故而对我自身，我从不抱怨或后悔什么。
——在我舒展在暖和的被窝里时，我是那么想的。
要说我为什么不抱怨或者后悔，那是因为我把我抱过的怨和后过的悔都忘得差不多一干二净了。
要说抱怨，我现在当然是抱怨的。
要说后悔——这倒没什么好后悔的。后悔有什么用？
总而言之——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北京吗？
我走到剧场前。
无需等待，他们已将车停在了剧场门口。我只需要做我后续的工作——引导他们卸景、进景。
我像往常一样告诉卸景师傅，无论各位来得多早，按照大赛规定，进景八点半才能开始，装台要等到九点才行。
随后剧场的值班老师诧异地打断了我。
“怎么回事？为什么八点半才进景？”
“比赛的要求啊。”
“谁要求的？”
“……团委？”
“学校没给你们通知吗？”
“什么？”
“这一组不用等，直接开始装台。”
“懂。”
“——不要犯政治错误！”老师转身回办公室前补充了这么一句。
院长先生亲自担任艺术顾问的戏，当然要开绿灯啦。
但是，如果院长本人不能接受自己的戏和其它作品处于同一起跑线的话，那这领导当的也太没有胸襟了些。
我相信——大概院长先生不会那么没有胸襟吧。
所以说，某些不公，并非由当权者本身所致，而是因为盘根交错的体系自身孕育出如趋光般趋权的执行者。于是，不能过度放权，但也不能过度集权。发展中亘古不变的课题，便是如何平衡好天平的两端。
我又该如何平衡好病原体与抗体的天平？
不，不应该平衡。应该消灭全部病原体才对。
晚上十点，终于结束最后的工作后，我回寝室安然入睡。随后，浑身的疼痛使得我丢失了第二天的记忆。整栋宿舍楼回荡着此起彼伏的咳嗽声。
大家都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