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是上海人。如果不是老旧公交车后排那股浓烈的汽油味儿，我不会想起十岁时父亲带我和妹妹离开兴州的样子：他穿了一身军绿色的风衣，蹬着有内增高的靴子，点着烟把两张飞机票递给我和妹妹。那是半夜十二点起飞的飞机，我不记得自己在飞机上是否睡着了，只记得飞机升空时缺氧的感觉让我想起那辆开往江边的公交车的味道。当我昏昏沉沉走进虹桥机场的时候，我只想到了一件事：我是不是还是要回爷爷奶奶家？
即使在逐渐拥有理智的几年里我都在上海长大，最终我还是要回到兴州来。我和妹妹刚到上海没几年，我父母就开始闹离婚了，他们离得很不干脆，因为抚养权和财产分割问题闹了两三年。这样的结果就是我和妹妹本该交上的社保基金缺了一两年，我妹妹没办法在上海上高中，而我们都没法变成上海人。我母亲把我和妹妹扔给父亲之后似乎在上海过上了借贷找男人过日子的生活，而我父亲也因为离婚元气大伤，准备跟着国家政策去非洲找机会发财，他们都不管我们，自然只能由我带着妹妹回兴州考高中。
“你是不是不用去上课？”
我不了解我妹妹，即使我和她的关系很难不用相依为命来形容。哪怕这么多年过去，现在的我也觉得我和她真正亲密的日子屈指可数，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妹妹？在曾经淡忘的兴州童年记忆里，她似乎是一个内向腼腆的女孩，好像很粘哥哥。我还残存着幼儿园的她非要和我一起睡的回忆，小学男生会不会对这种事情感觉害羞呢？我完全不记得了，但我还记得她跟着我和小巷里的孩子到处疯跑的样子，我们一起尖叫大笑，说着后面很多年我都不会再说的粗俗脏话。妹妹有没有跟着我们一起疯跑呢？她是不是那时就已经有些尖酸刻薄了？以至于她从母亲那里回来之后我就感觉很难和她对话了。
“转校第一天是没必要按时到校的。”
假装玩世不恭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回答方式了。对于她回兴州中考这件事，我其实一直有一种负罪感，明明是她马上就要考试了，父亲把我安排进了自己老友开办的私立学校，妹妹却要去公立初中备考，对于兴州这种地方的教育但凡有点常识就知道，想要出成绩的尖子生都被我要去的那种私立学校割走了，只有考不上私立学校的学生才会选择去上公立高中，那所学校明明有初中部，既然能拿钱托关系把我送进高中部，那为什么不把妹妹也一起送进去呢？父亲只跟我们说这是最“经济”的，为什么是最经济的呢？也许是他对在上海几乎完整上完素质教育，学习还不错的妹妹有充分自信，所以想让她大费周章地从公立初中考进去，但世上没有那么好的事。
“你知道坐几路车去仁台吗？”
“兴州没几路公交车的。”
我确实知道该坐几路车去仁台，送妹妹到站之后向右转二百米有一个十字路口，马路对面就是去仁台的公交车站。十来年前，在兴州河还没有蓄水之前，这路车的终点就是兴州河南岸的河滩，当时的河滩上什么也没有，只有水坑，河蚌，还有搁浅的蝌蚪；在我走后，这路车的路线延长了，仁台这样的学校修在了这里，上游的兴州河因为桥闸被造成了下游的样子，河流两岸也被修成了城市的样子......我对兴州城市建设的东施效颦并没有兴趣，我只是随便看看消磨时间而已。
“所以，你能找人证明你是来上学的学生吗？”
安保的水平反映了学校的水平，如果是十几年前家旁边公立小学说方言的门卫老头，即使看到我们偷偷翻墙不上自习课也只会睁一眼闭一只眼，而仁台学校的保安则全是二三十岁讲普通话的壮汉，会因为我没有按时到校不让我进去，还会因为我没有穿校服怀疑我是社会闲杂人等，那时发生了几起入校无差别砍人的案子，他们恐怕也觉得我看起来象是会杀人的人吧。
“董事长能给我证明，你们能联系董事长吗？”
“董事长平常怎么可能在学校里，而且这种事你找董事长干嘛，如果你是学生就说一下你班主任是谁，让他来领你。”
我一直觉得这三个保安也许只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他们拿着警棍背手挡在我面前，是想让我了解一下仁台学校究竟有多少规矩，他们可能猜到了我是转校生，也可能以为我是哪个班叛逆的学生，当我说要找董事长的时候，他们绝对觉得我是在和他们顶嘴。但是当时我还能认识谁呢？父亲去非洲之前把董事长的电话和住址给了我，再过几个月他会寄非洲特产回来，到时候我要代表他去给董事长道谢，也就是说，我能来这里上学，也就是因为我父亲和董事长是老朋友，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需要认识任何其他人吗？
“董事长叫你们接电话。”
他们对着手机点头哈腰了一阵，然后故作镇定地转过身把手机还给了我，一个保安走进保安室，接通了内线电话。
“你先在这里等着...你班主任待会儿过来。”
像鲶鱼一样、矮小秃头戴眼镜的男人小跑了过来，他没有听保安说了什么，摆出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走向了我，用他变形的小眼睛凶恶地打量了一下我，吐字不清地蹦出两个字，
“进来。”
我觉得他的口音很重，年纪很大，甚至觉得他不应该来自这种学校，私立学校都更喜欢用年轻人，一般也都是年轻人更喜欢来这种学校，至少这是我在上海的经验。走进学校没几步，他突然站住，把手伸出来，咧开了他的嘴，露出了满是黄色牙垢的门牙，把脸上松弛的皱纹和毛孔挤在了一起。
“把你手机交出来。”
从后面来看，也许他是想作和蔼状，但他皮笑肉不笑的样子只会让人觉得更加恶心。他心满意足地把手机收进腰包，嘴里念着“放学了来取”，然后和我攀谈起来。
“我了解你的情况。董事长都跟我说了。其实我和校长都是不太想要你这种插班生的，但这毕竟是董事长的面子，你自己应该也明白这种道理。”
我揣摩不透他说的道理是什么，难道转学不就是关系到了钱到了就能解决的问题吗？他看起来也没打算等我回答，也许他觉得这些话只可意会，但是我到现在也不太懂他究竟想表达什么。
“不过你这个样子...呵呵，你爸能找到董事长这种面子想必也费了不少功夫，花了不少钱，无论怎么样，你也不该辜负你爸的期望...”
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又对我露出那副谄媚恶心的笑容，看了我几眼，又转过头闭上了嘴，撅起嘴唇，也许他的嘴唇本来就撅起来的，但是那种笑意看起来总有点不屑的意思，当然，也有可能他正在盘算着怎么收拾我，不由得心里有些暗喜。
他把我带进他的办公室，把属于我的课本、资料、校服扔给了我，他在给人东西的时候就好像目中无人，只管把东西扔给我，我只能全盘接受，胡乱把东西塞进包里，塞不进去的东西只好抱在怀里，我在桌上的记事本上看到了他的名字：许增友。
当时应该已经上课有一段时间了，过道里一个人也没有，许增友手里什么也没拿，小碎步踩着外八字走进了教室，而我抱着校服和资料小跑跟着他，我想我在仁台学校高中部高二十六班的出场一定狼狈极了。
“不好意思，为了处理他的事，我给上课迟到了。”
许增友用他沙哑的声音轻描淡写地解释道，我抱着资料和校服气喘吁吁的站上讲台，那时应该是九月中旬，天气依然炎热，当时的我一定是汗流浃背，因为我还记得衬衫贴在身上，被空调冷风吹的感觉。
“这就是我们班来的插班生，来，说一下自己的名字。”
“我叫杜冬人，你们也可以叫我福有金。”
“你怎么还有两个名字的？”
这个名字其实是有原因。我的父亲告诉我，他小时候很喜欢电影《追捕》（君よ憤怒の河を渉れ），他一直以为高仓健演的杜丘姓杜，和自己是本家，后来他去了上海和朋友喝酒时才知道，杜丘原来是主人公的姓，他的大名叫冬人，所以我出生的时候，他给我起名叫冬人，他还想给我起个洋气的小名，去图书馆查了查日语词典，知道“冬”读“富有”“人”读“金”，所以就给我起了个小名叫“福有金”，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读法也是错的，其实应该读作“福有头”。我妹妹曾经叫杜甄有美，不过后来就叫杜有美了。
也许许增友是真心发问，但是在一般情况看来，有两个名字的情况是很复杂的，要么是我跟了我母亲，所以另起了一个母姓的名字，要么就是我有两个父亲，许增友的态度看起来就多少有些挑衅。当时的我无心在台上再消耗时间，因为抱着东西实在是太累，我又不可能在那里把起名字的来龙去脉全讲一遍，我只想快点结束这个环节，
“我没有两个爸爸！”
我那一瞬间声音应该提高了，许增友先是一愣，嘴巴微张着，应该在思考着应该摆出什么表情，但是底下突然传出一声绷不住的笑声，然后其他人也跟着轻声笑了起来，许增友也按捺不住笑意，又露出了带着黄色牙垢的门牙，但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所以转过头去又作严肃状。
“这是你的家事，不想讲我们也不该问的...把名字写下来就下去吧。”
我把杜冬人写上去了，但是没写“福有金”，其实我不该在这里说这个名字的，这个名字只是给朋友准备的名字，无论是小时候，还是在上海的学校里，我都会给朋友们讲一遍“冬人”“福有金”的来历，但我没必要跟一群刚认识甚至可能不想认识我的人讲这个名字，也没必要为了这些误会突然大声说话惹的人发笑。
“杜冬人是来自上海的学生，因为父亲工作原因回兴州转学到我们学校。反正，我一直觉得，上海北京这种大城市的学生，综合素养是要比我们兴州的学生要强的，我本以为如此。”
我能感受到，在我走下讲台之后，许增友的声音明显响亮了不少，好像我走到他下面之后，他重新找到了那种等级感。
“转学第一天就不按时到校，早上最后一节课才来，还留了那么长的白头发，进学校竟然还带的有手机，保安确实很难不把你当社会闲杂人等。”
早上最后一节课应该已经过半了，许增友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打算开始动笔上课，但是他好像又觉得自己没有骂够，于是又转过头大声叫了我的名字，“杜冬人！”
我抬起了头，我感觉所有人都看着我，也许这种情况我应该站起来，然后答“到！”。
“我不管你之前在上海的学校是怎么要求的，反正在仁台，从来就没见过敢染头的学生，在我带的班里，男生的头发都必须是军事化标准化的，所以在下周之前，你必须把你那个头发处理掉，范例就在你旁边，明白不明白？”
看着旁边男生的毛寸和板寸，我感觉我可能得大吼一声“明白了！”，但我更想争辩几句，可是我什么也没有说，我觉得许增友是那种无法交流无法对话的人，事实上也是如此。
我需要解释什么呢？那就说说我的头发吧。当我了解到自己必须从上海的高中退学的时候，我就打算放弃上学了，我借了母亲几千块钱，去染了头发，打算坐火车南下，我不知道要干什么，也许会进厂，也许会找点别的工作，但是我被父亲在杭州火车站的网吧里抓住了，他说我“不能不管你妹妹”。确实，我确实不能不管，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价值，从前是这样，现在又变成了这样。于是，我终究还是和妹妹回到了兴州，就和我十岁时在虹桥机场想到的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