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凡是偷偷摸摸谈的恋爱都是真的；我又听说凡是偷偷摸摸谈的恋爱都长久不了。
老舍曾经形容他所想念的北京“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即便是老舍，都说他所知道的北京大概只等于那个地方的九牛一毛，就更不用说其他人了。我能做的也只是在过了这么多年后，像拼拼图一样，细细碎碎、笨手笨脚地拼起曾经走过的那一段日子而已。
20年前的那天，也就是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在莫斯科宣布：北京成为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那一年我正在位于西单地区的一所中学上高中，当时是暑假，晚上我照常从家里出来，以木樨地地铁站为起点，沿着西长安街，朝着两站地开外的复兴门彩虹桥夜跑，忽然只听路旁边居民楼里一阵剧烈骚动，旋即，人群便乌泱乌泱全涌出来，虽然已经过了夜里十点，但长安街上瞬间就挤满了欢天喜地的北京民众，他们手里高举着《人民日报》、《北京晚报》等提前用红色油墨印好的标题为“号外！北京申奥成功！”的报刊，此起彼伏地欢呼着“我们赢啦！！！”
这份激动难耐在今天看来挺傻的。因为越来越理性和实际的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办奥运会其实是个有点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但当时的大家不是这么看的。那时候需要经过全方位展示实力，激烈的答辩和投票才能获得宝贵的承办资格。北京早在90年代初就申过一次奥运，却以两票之差铩羽而归，翘首以盼的国人流下伤心的泪水。此后的八年里，国家再次确认了改革开放的路线，经济连年以两位数率迅猛增长，国内外港澳台明星、艺人、运动员排着队地为北京二度申奥出面担保，国师张艺谋亲自下场掌镜了一系列让老外目眩神迷的宣传片， 连几乎已成绝响的“三高”都在奥林匹克日这天聚首紫禁城激情放歌……有了如此这般级别的背书，这回确实也是想不申下来都不行，世界都不答应！所以对全北京民众来说，那天晚上注定就是个历史性的不眠之夜。据说当晚长安街东西两向的庆祝人群绵延了十几公里，天安门广场人数突破40万，寻呼台发出祝贺信息超百万条，可口可乐连夜生产72万听金罐可乐，麦当劳免费赠出六万多个汉堡……
而正是麦当劳临时出台的这个应景政策，让我和王小猴——原本生活在两个平行时空里的人，在各自运行的轨道上莫名其妙拐了个弯，产生了不可逆转的交集。
王小猴的真名叫王大侯，这名字毫不客气地寄托了其长辈内心纯朴到近乎粗暴的愿景，光是王侯还不够劲，得是最大最高最全的那种，虽然也没人知道那究竟是个什么形象。但我们都知道，叫李富贵的一般既不富也不贵，叫张红艳的也通常既不红又不艳……说回麦当劳，在我家旁边不远处的长安商场一层就有一家，这也是继王府井店之后全北京第二家麦当劳，据说前几年为了配合商场改造而宣布永久关张的时候，众多西城八零后拖家带口地也要去吃上最后一顿作为留念，那阵势还上了地区热点新闻。
那时候，我经常在夜跑回家的路上进去要一杯冰可乐，无缝衔接地补充上刚刚消耗的那点热量，再顺便带个麦香鱼，菠萝派之类的当第二天早饭。申奥成功那晚，听说麦当劳要搞送汉堡和金罐可乐的优惠活动，也知道店里会因此人满为患，毕竟在当时的北京，能大半夜还开着的餐馆并不多见，麦当劳也从来没听说有24小时营业的。但那天，全城的麦当劳都是破例通宵开的。
为了不错过这个在深夜汉堡店里举国同庆的神奇体验，我一路小跑沿着商场停车场入口进了明晃晃的快餐店，一推门，点餐的队伍已经七拐八拐排到了门口，身边人群兴奋地推推搡搡、大呼小叫。柜台上方的电视机里是中央一套正在直播的天安门广场盛况，主席跟一众领导人走上城楼，手舞足蹈指挥下面的民众齐唱国歌，店里的我们也跟着摇头晃脑唱了起来。
终于快排到我点餐的时候，我前面那位身形瘦削矮小的外地妇女像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她手里紧紧拉着个鼻涕哈拉的四五岁男孩，一直站在那儿和服务员说着什么，半天也不走。我好奇地探头瞧他们到底在干嘛，一片嘈杂声中，柜台里面服务员扯着沙哑的嗓子喊：“汉堡是买套餐才赠送！”
为了听清前面妇女的声音，我又往近挪了挪，看她紧张尴尬地捋着稀少而油腻的头发：“哦，不是送啊？我们还以为是不用钱就送个……”
服务员疲倦地深吸一大口气：“是送！买任意一款套餐就送！”
妇女窘迫地点头：“不够钱买……以为是直接送的，好，对不起啊，我们就走……”
周围人都有点奇怪地斜眼瞄着这个来麦当劳“要饭”的外地妇女。她低下头，弯腰拉着儿子准备离开。但那小孩不愿意走，瞪着小眼睛拽着两手空空的母亲，一脸大惑不解。服务员不耐烦地侧过头，冲我下巴一扬：“下一位！”
我傻愣愣地钉在原地，总觉得不应该就这么直接上去点我那份，但又不确定该干嘛。就在我们短暂地陷入三方僵局之时，一只夹着零钱的手呼地一下捅到我跟那妇女之间，把我俩都吓了一激灵。
顺着手瞧过去，那是一个跟我差不多年纪，也跟我差不多高的男孩。我一米七，这身高在女孩里算高的，搁男孩里就矮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每当我回忆起第一次碰见他的这幕，总记得看着的是个一米八几，至少比我高出一头的人，可能是因为他当时还抱着个篮球，而打篮球的一般都高；又或者纯粹是那个当机立断的英雄举动，使其整体形象在茫茫人群里显得伟岸而突出。
总之，当我回过神儿来的时候，那个妇女已经提溜着鼓鼓一兜子汉堡薯条，千恩万谢地领着小儿子走了。排我后面的人拱了我一下，我才赶紧挪到柜台前点东西，点的时候依然控制不住地透过头发间的缝隙瞄那个男孩——其实倒也真不是活了这么大从没见过此等义举，而是明明就是第一次见着这个人，却感觉特别眼熟。
在此之前，我认为那些什么“在哪里见过你……我一时想不起”之类的歌词都是瞎唱着玩儿的，就跟做梦一样不靠谱。但有些东西确实是得等到自己在毫无防备之下突然亲历类似情境，才能深切体会到其中不可言说的奥妙……
忽然，他像是跟我有心灵感应一般侧过头看着我，当然也可能只是单纯地因为被我盯得发毛，出于自卫而回盯了我几秒。我立刻缩回目光，从柜台上拿了那袋吃的扭头就走，走的时候余光隐隐感觉到他眼睛还在跟着我移动，颇有一丝挑衅的意味。他好像还从鼻子里发出了一声嗤笑！虽然店里很吵，但我听得很清楚，并且被深刻地冒犯到了……臭小子得瑟什么呀？不就是多看了你两眼么？没被人看过还是怎么的？少见多怪。真可笑！
从麦当劳里逃出来时，长安街上的人更多了，全都举着国旗、敲锣打鼓一齐往东（天安门的方向）缓慢蠕动。而我家在西边，我感觉自己就像那劈开红海的摩西一般逆流而上回到家中。不出意外，我父母也在电视机前看着同样的央视转播，见我进来了，叫我锁好门洗手吃水果。
洗手的时候我还在偷偷回味着刚才麦当劳里的场景，努力思忖着到底为什么他会莫名让我觉得似曾相识。后来在我俩变熟之后，大致总结出两个原因：一是我俩长得确实有几分相似，除了高矮胖瘦相近之外，都是圆头圆脸，皮肤白皙，头发黑蓬蓬带几分自来卷，笑起来眼睛眯眯弯成两条线。但他比我好看，眉毛更浓，眼睛更大，鼻子也更挺。人都会被跟自己长得更像的人所吸引，这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二就是我俩很有可能在这之前其实就打过照面儿，因为我跟他分别所在的两个中学仅有一街之隔，而那条街有多窄从名字就能看出来：小竹筐胡同。我在胡同南边的北京十谚中学，他在胡同北边的三虎街中学。
前几年美国拍了一部激起强烈反响的纪录片《阶级分化》，讲纽约切尔西地区的一条街道正是社会残酷现状的缩影：街这边是学费四万刀一年的顶级名校，另一边是靠政府救济的老旧社区，社区的孩子眼巴巴瞅着对面锃亮的教学楼，再转身去上破破烂烂的公立学校。凑巧的是，在这部片子上映不久后的某晚，我一边做饭一边开着手机听新闻，忽然听到这么一条消息：“北京两中学一街之隔录取线竟差70分，为促进教育均衡化发展，北京十谚中学将承办接管三虎街中学。”这新闻立马又把我拉回到中学时代——
其实也不止是我们那时候，北京的基础教育界历来都是三六九等，壁垒分明。光重点中学就分市重点，区重点，和片儿重点，尤其是在西城区这个绝对的教育高地上，不夸张地说，对于一个中学生，你的学校属性就全权代表了你整个人的属性，甚至是你整个家庭的属性。大家会根据孩子在哪上学来反推其家长的成就和为人。学生们身上的校服就像是第二层皮肤，方便大街上的陌生人在还没认识你这个人之前就对你进行各种先入为主的推断。尤其是在人流如织，学校密集的西单一带，平时上下学路上、午休期间我们都会和众多外校学生擦肩而过，其学校在食物链上所处的位置就直接决定了我们看待彼此的态度。
具体来说，我们周围方圆500米内有四所中学。如果拿印度种姓制度来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们学校就是位于塔尖的“婆罗门”。记得90周年校庆的时候，校方曾选出90位荣誉校友，当选荣誉校友之一的李银河对此发表言论称：“这90人不是大官儿的女儿，就是本人是大官儿，我是个例外，因为我爸官儿不够大，我本人官儿也不够大。”她之所以说“女儿”，是因为我校的前身叫“十谚女附中”，学生里确实很多都是国家领导和机关人员的女儿，他们的儿子则上的是“平方男中”，不过平方中学不在我们这一片，暂不予讨论；位于下一级的“刹帝利”是北巴中学，也是西城几所炙手可热的市重点之一，录取线每年就比我们学校低个五分左右；再下面的“吠舍”组选手是五七中学，其实是个挺不错的区重点，但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学校排名上，都在十谚和北巴的强强夹击下黯然无光；在金字塔最下面垫底儿就是让我们闻风变色的差等校三虎街中学。至于他们是不是真的差、有多差、以及具体如何差了，其实我们一点概念没有，但也没时间关心。因为平日里，我们和他们的生活是井水不犯河水的……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