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960-1127年）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以“强干弱枝”、“分化事权”为核心特征，其中央和地方机构文武体系的演变是一个不断强化中央集权、防范地方割据和权臣专权的过程。
中央机构体系的演变。
北宋中央机构体系的核心在于分割相权、强化皇权，并建立相互制衡的机制。
宋初（太祖、太宗朝）：继承与改造，奠定“二府三司”格局。
中书门下（政事堂）：继承唐五代制度，是最高行政机构，位于宫城之内，称为“中书”或“政府”。设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为宰相，通常设二三人。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太祖时始设），分割宰相之权。其职权主要是处理日常行政事务。
枢密院： 继承后唐、后周制度，是最高军事机构，称为“枢府”或“西府”。设枢密使（通常由文臣担任）、枢密副使等。掌管军国机务、兵籍、虎符，有调动军队之权，但不直接统兵。与中书门下并称“二府”，形成“中书主民，枢密主兵”的格局，分割了宰相的军权。
三司： 由五代时的盐铁、度支、户部三司合并而来，是最高财政机构，称为“计相”。设三司使、三司副使等。总管全国财政收支、赋税转运、钱粮出纳。其独立性强，直接对皇帝负责，分割了宰相的财权。“二府三司”互不统属，直接对皇帝负责，形成鼎立之势。
御史台和谏院，负责监察百官。宋初台谏官多由皇帝亲自任命或宰相推荐，独立性相对有限，但制度上为制约相权、整肃吏治提供了平台。
通过“二府三司”体制，将行政、军事、财政三大核心权力从宰相手中剥离，皇帝成为最高协调者和最终决策者，中央集权空前强化。
真宗至仁宗朝，制度运行与微调，台谏势力上升，“二府三司”体制基本稳定运行。
台谏合流趋势加强，谏官的职责从主要规谏皇帝转向主要监察宰相百官，与御史台职能趋同。台谏官（尤其是谏官）由皇帝直接任命的情况增多，独立性增强，成为皇帝制衡宰相的重要力量，甚至能左右宰相去留（如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失败与台谏攻击有关）。形成了“宰相尊，台谏重，则人主尊”的政治生态。
差遣制度普遍化，官员的实际职权主要由其获得的“差遣”决定，而非其本官（寄禄官）的品级。这使得官、职、差遣分离，便于皇帝灵活任用官员，但也加剧了官僚体系的复杂性和冗官问题。
神宗朝，元丰改制（1082年）——试图恢复三省六部制。
“二府三司”体制运行百年，弊端显现：机构重叠、效率低下、名实不符（三省六部几乎成为闲散机构）、冗官冗费严重。王安石变法需要更有效率的行政体系支撑。
废除中书门下（政事堂），恢复唐初三省制： 以尚书省（执行）、中书省（决策、出令）、门下省（审议、封驳）为最高行政中枢。
宰相名称变更，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首相（相当于门下侍中），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次相（相当于中书令）。实际权力重心仍在尚书省。
废除三司，财权归户部，将三司的职权大部分划归户部（属尚书省），部分划归工部等。恢复六部（吏、户、礼、兵、刑、工）的实权，使其成为具体执行部门。
枢密院保留，军事指挥权仍归枢密院，与三省（主要是兵部）形成制衡。
调整寺监机构， 对九寺五监等事务性机构进行归并调整。
这一系列措施的目的旨在简化机构、名实相符、提高效率、节省开支。一定程度上精简了机构，明确了职责，财政权回归户部具有积极意义。但未能根本解决分割制衡的祖制：
三省长官（宰相）之间以及三省与枢密院之间仍相互牵制，宰相仍需面对强大的台谏监督，差遣制度虽有所规范，但并未完全废除。
改制本身比较仓促，执行中遇到阻力，部分新机构运行不畅。冗官问题也未根治。
哲宗至徽宗朝。
元祐更化（哲宗初，高太后听政），基本废除了王安石新法，在官制上对元丰改制有所调整，如宰相名称一度恢复“同平章事”，但三省框架大体保留。
绍圣绍述（哲宗亲政）及徽宗朝，重新推行新法，官制上大体延续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制。徽宗朝蔡京专权时，宰相名称改为太宰（左相）、少宰（右相），权相地位更加突出，但制度框架未变。
台谏失控，此时期党争激烈（新旧党争），台谏往往沦为党争工具，丧失了应有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对政治的破坏性增大。
地方机构体系的演变。
北宋地方制度的核心是“强干弱枝”，通过分权、制衡、收权（收精兵、制钱谷、削实权）防止出现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局面。
宋初（太祖、太宗朝），收权与分权，确立“路-州-县”三级制雏形
罢节度使实权， 通过“杯酒释兵权”、移镇、分割辖区、任命文臣知州等措施，剥夺了节度使的行政权、财政权和大部分兵权，使其成为荣誉性虚衔。
确立“知州/知府-通判”制度，州（府、军、监）是地方行政主体。朝廷派遣中央文官（京朝官）担任知州事（知府事、知军事、知监事），简称知州（知府等），掌管一州民政、财政、司法，并兼管本地驻军（厢军）。
同时设置通判，通判名义上是知州的副手，但实际权力很大，有权与知州联署公文，监督知州，并直接向皇帝报告地方情况，号称“监州”。这形成了州级层面的分权制衡。
县城设知县（由朝廷派遣京朝官担任）或县令（由选人担任），管理一县事务。重要地区设县尉（治安）、主簿（文书财务）等佐官。
创设“路”级监司，为了加强对众多州府的控制，在州之上设“路”作为中央的派出监察区，并非一级行政区。
太祖太宗时期，主要设转运使司（漕司），长官为转运使，负责一路的财政税收、物资转运，并兼有监察地方官吏、举荐人才的职责。这是“路”制形成的开端和核心。
真宗时增设提点刑狱司（宪司），长官为提点刑狱公事，负责一路司法刑狱、监察吏治。进一步分割地方权力，加强司法监督。
军事上，地方精锐部队（禁军）的调动指挥权收归枢密院，地方长官无权调动。地方驻军（厢军）战斗力弱，主要负责劳役、治安，由知州兼管。
又设都部署/都总管（后改名都钤辖、钤辖、都监、监押等）作为路或州府的军事长官，通常由文臣或武臣担任，与知州、通判互相牵制。
真宗、仁宗朝，监司制度完善，分权制衡加强。
提举常平司（仓司）设立， 仁宗以后，尤其是王安石变法期间，为推行青苗法、免役法等，在诸路普遍设立提举常平司，长官为提举常平广惠仓公事，负责常平仓、义仓、市场调节（平抑物价）、农田水利等事务，并兼有监察之责。至此，路级形成了“漕、宪、仓”三个主要监司并立的局面。
监司职能交叉与制衡，转运司（漕司）、提点刑狱司（宪司）、提举常平司（仓司）三司并立，互不统属，各自直接对中央负责。其辖区划分有时并不完全重合（如“帅司路”与“漕司路”可能不同），职能也有交叉重叠（如都有监察权），形成相互监督、相互牵制的格局，有效防止了地方权力集中。
安抚使司（帅司）兴起，为应对西夏战争和南方少数民族问题，在边境和重要地区设置经略安抚使司或安抚使司，长官为经略安抚使（常由本路最重要的知州或知府兼任），简称帅司。主要负责一路的军政和边防，协调本路各监司。
北宋中后期，帅司逐渐成为路级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尤其在沿边地区，“帅、漕、宪、仓”四司并立成为常态。 但帅司的军事指挥权仍受到枢密院和监司的制约。
神宗朝及以后。
元丰改制，主要影响中央官制，对地方机构直接影响不大。但明确了六部的职能，地方事务在中央的归口管理部门更清晰（如户部掌财政、兵部掌厢军管理等）。
保甲法与地方治安，王安石变法推行保甲法，建立乡村基层组织（保、大保、都保），具有维护治安、民兵训练等职能，加强了国家对基层的控制。
北宋后期，面对内忧外患（农民起义、金国崛起），地方权力在特定时期和区域（如应对方腊起义）有所加强（如赋予某些安抚使更大权力），但“强干弱枝”、分权制衡的基本原则始终未变。
文武关系与体系特点。
以文御武： 这是北宋政治的根本原则。
中央： 枢密院长官（枢密使、副使）基本由文臣担任。高级军事将领（三衙长官）地位低于宰执，且受到严密监视和频繁调动。
地方： 路级监司（漕、宪、仓）长官均为文臣。州府长官（知州/知府）基本由文臣担任，兼管地方厢军。通判亦为文臣。路级军事长官（安抚使/经略安抚使）在北宋大部分时间也主要由文臣担任（如范仲淹、韩琦等），或由高级武臣担任但受文臣节制。武将地位低于同级文官，且受到文臣系统的监督和制约。
分权制衡。
纵向（中央与地方）： 收精兵（禁军归中央）、制钱谷（转运使掌财赋上供）、削实权（知州、通判分权；监司监察）。
横向（机构之间）： 中央“二府三司”（后三省枢密院）分权；地方路级多监司（漕、宪、仓、帅）并立互制；州级知州、通判分权；县级佐官分权。
差遣为本： 官员的实际权力和地位主要取决于其获得的“差遣”（实际职务），而非其“本官”（寄禄官阶）或“职”（馆阁荣誉衔）。这使皇帝能更灵活地控制官员。
冗官与效率问题： 分权制衡、叠床架屋的机构设置，以及为笼络士大夫而扩大的科举取士和恩荫入仕，导致了严重的“冗官”问题，增加了财政负担，降低了行政效率，成为北宋中后期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宋中央和地方机构文武体系的演变，始终围绕着加强中央集权、防范内部威胁（地方割据、权臣、武将）这一核心目标。
通过“二府三司”（后三省枢密院）的分割相权，路级监司对地方的分权制衡，以及普遍深入的“以文御武”政策，北宋成功地消除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分裂割据隐患，建立了空前稳固的中央集权体制。
然而，这种过度强调分权制衡、叠床架屋的制度设计，也带来了官僚机构膨胀、行政效率低下、财政负担沉重（冗官冗费）、军事指挥体系僵化（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等一系列弊端。
在应对日益严峻的外部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最终未能挽救北宋的灭亡。其制度设计的精妙与内在缺陷，都深刻地影响了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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