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刺破喀尔巴阡山脉的云层时，我们蜷缩在睡袋里的身体已冻得失去知觉。普特卡默第一个推开掩体，军靴踩进积雪发出黏腻的咯吱声——那不是新雪的蓬松质感，而是数日未化的陈雪下冻结的冰碴，每步都像踩在玻璃碴上。肯普卡咒骂着扯开被雪水浸透的衬衫领口，露出锁骨下方结痂的冻疮，那是三天前遭遇暴风雪时留下的纪念品。他解开绑腿时，几只虱子从羊毛布里钻出来，在雪地上扭动着猩红的躯体。这些该死的虫子跟着我们从华沙到塔特拉山，现在又要随我们走向未知的坟场。
“现在的温度是零下12度。”埃尔伯特将温度计贴近眼睛，温度计上蒙着白霜。他军装左胸口袋露出半截《我的奋斗》，书脊裂口处露出夹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在一两年前时，他宁可用这本禁书垫高迫击炮瞄准镜，也不愿让《我的奋斗》沾上鲜血，“这温度足够让溪流结出冰桥了。”他说话时呵出的白雾在步枪准星上凝成了细小的冰晶。
安特尔队长用军刀削去结冰的胡茬，刀刃在晨曦中泛着青灰色的寒光。刀柄上嵌着的铜质骷髅徽章，是他在法国战役时从阵亡的装甲兵尸体上拔下来的。当我们列队接受点名时，他特意让炊事兵弗里茨把最后半壶朗姆酒泼在行军图上——地图右下角布达佩斯的印刷字体正在酒精中晕染，像极了去年圣诞夜被炮火击中的布拉格天文钟。酒液渗入纸背时，露出底下铅笔绘制的七年前的世界博览会路线图，那时他还只是慕尼黑啤酒厂会计，梦想着带未婚妻去看西班牙馆的抽象派壁画。
“我们已经穿过了塔特拉的山脉隘口，之后的路会变得行走许多。”队长用冻裂的手指敲打着等高线地图，指甲缝里嵌着三天前阵亡的无线电操作员脑浆的凝固物。“预计行军六小时。”没人注意到他刻意避开了‘下山’这个词——三周前从布达佩斯撤退的匈牙利骑兵旅就是在这片碎石坡道上连人带马摔进冰裂缝，残骸至今挂在悬崖上，像一串被风干的羊皮纸。
“真希望今天这看起来不错的天气，能够一直持续到我们到达前线……”埃尔伯特的这句话在晨雾中凝结成白霜，他呼出的湿气在步枪准星上凝成冰晶——步枪总在严寒中卡壳，此刻正用裹着破布的枪托抵着肩窝。
“别抱太大希望，”安特尔队长冷笑了一声，“在这该死的东线，天气从来不会眷顾任何人。”他把军刀插回鞘中，转身面对着我们，眼神冷峻而坚定，“行军途中，保持队形，注意脚下。任何掉队的，都别指望我们回头找。”他的话语像寒风一样刺骨，却也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趟行军，生死全靠自己。
我们再次背上沉重的行囊，里面装着干粮、弹药和不多的保暖衣物。行囊的背带勒得肩膀生疼，但没有人敢抱怨。肯普卡走在队首，他的军靴在冰碴上踩出刺耳的声响，仿佛是在为这场艰难的行军敲响鼓点。埃尔伯特跟在他身后，不时地用手拍打着身上的冻疮，嘴里嘟囔着什么，但声音很快就被呼啸的寒风吞没。
肯普卡往冻裂的军用水壶里塞了块燃烧的桦树皮，融化的雪水在铝杯里升腾起琥珀色雾气——那是炊事兵弗里茨从克拉科夫补给站顺走的朗姆酒，此刻正裹着灼烧感流过喉管。
寒风在喀尔巴阡山脊上磨了刃，此时埃尔伯特用体温融化步枪机匣的冰霜，金属表面泛起彩虹状的裂痕。我们踩着雪地前进时，发现左岸的杨树林出现了奇怪的迹象：树皮上凝结着某种树脂状物质，在晨光中折射出蜂蜜色的光晕。
雪层深处传来沉闷的爆裂声。肯普卡突然拽住我衣领滚进雪坑，而大部队也随即扑倒——三架苏联人的飞机掠过冰川，机翼下挂载的燃烧弹在东南方的远处炸开了烟柱。我们在冰缝里蜷缩了好一会儿，直到苏联人彻底走远，我们才缓缓地站起身。
当我们下山后，我们终于可以坐上卡车行军。但我们越往前走，危险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事实上，我们已经可以隔着大老远听到隐隐约约的炮声了。
当暮色染红云层时，指挥员允许我们生火。炊事员布吕尔从背包夹层掏出个锡盒，里面装着布达佩斯咖啡馆的砂糖结晶，每粒都裹着糖纸印着的圣伊什特万王冠。“好几年前去布达佩斯旅游时……”他舔着结冰的勺子，“我就在多瑙河码头见过这种糖，还记得当时有位穿貂皮大衣的匈牙利姑娘在跳着《蓝色多瑙河》呢……”火焰舔舐着潮湿的松枝，升起的青烟在冰崖上凝结成钟乳石般的冰棱，恍惚间像是马加什大教堂的穹顶。
远处时不时传来炮弹撕裂空气的尖啸，像是地狱判官敲响的丧钟。我攥紧背包带，指节因过度用力泛出青白，而缠着的绷带正随着步伐摩擦着我的大腿。
撤退的部队在废弃的火车站扎营。铁轨上横七竖八躺着缺胳膊少腿的担架，月光把扭曲的人形投影在生锈的月台上，像群被肢解的稻草人。接应我们的士兵眼窝深陷，领口沾着可疑的褐色污渍。
“……布达佩斯已经彻底被包围了，前线的部队都在逐步后撤。”接应我们的那位士兵声音嘶哑的说，“我们得把城里面的士兵给救出来，否则他们就完蛋了……！”
人群里渐渐出现了一些骚动，但随后便平息了。部队短暂休整后开始朝着前线赶去，赶往那人间地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