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无聊没有活干的时候，我就去废弃书本回收那里买上几块钱一沓的废书，然后扔给那些孩子们看。他们有些受过一点体质内的教育，有些没有。我尽可能地去学习然后再教给他们，不知不觉中，我慢慢也做到了阿三曾经给予有文化的定义。
虽然还是没有感受到文化给我带来的收益，和所谓的有钱人的生活也完全没有联系。
那几个孩子却是最开心的，拿着书仿佛掌握了全世界一样到处炫耀。只有我知道，这些是别的有钱家里孩子看剩的不要的垃圾。
每每想到这一点，心头就突然酸酸的。
阿松是看的最认真的，兴许是觉得我听取了他的意见，当看到我把书扔给他时，他甚至热泪盈眶。一天到晚会来问我这些字是什么意思。
于是我便会耐心地一遍遍告诉他，“已”和“己”有什么区别，“的地得”书写上又有怎样的用途，这些原本是七八岁便应该会的知识，孩子们却将它视如珍宝。
我渐渐的，渐渐的，意识到，自己对这些孩子的重要性。我一步步走到今天，我愈发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去照顾他们，去带领他们。
就像多年前阿三拯救自己一样。
——这很简单，这不难。
我看着这群孩子，心里做着决定。
然而我最终还是估计错了自己的能力。在那个似乎与往常的无异的晚上，阿松在我给他安排的一次工作中发生了意外，当我火急火燎地赶到医院时，他已经奄奄一息。
警察说，是车祸，让我稳住。
我问警察，这么多人过马路，为什么是他？
警察说不上话来。
仿佛命运的造化一般，我当时的大脑一片空白。阿三的死仿佛还在昨天，而当医生把长长的账单递给我时，我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
那是我人生中记事以来唯一一次哭泣，那张账单上，有我当时一辈子也不可能赚到的金额。
医生说，如果不交钱，手术他们就不能做。我当时恨不得直接一拳砸向他的脸，大声辱骂他医生的医德。
然而我什么都做不到，在真正的危机面前，隔着手术室的一道墙，我除了哭泣什么都没有用。
我茫然无措，在所有人的目光下，那个曾经在天台发誓会用保护他们的男孩，无能为力。
阿松的笑容和那一口标志性的大白牙一幕幕都出现在眼前，我突然感到莫名的恐慌，如果这次不是阿松，或是其他孩子，或是更多的孩子，我该怎么办？
而就在这时，我怎么也想象不到的人却在这一刻找上了我。仿佛他已经知道了所有，把一张支票递到了我的面前。
他说只要我愿意帮他一个忙，我就能得到这笔费用。
那是远超于账单价格数十倍的金额，我楞地完全说不上话来。
那一天我的人生迎来了巨变，阿三在那天跟我说的话成为了现实——
那个男人的名字叫李振扬，是振天集团的董事长，是我的亲生父亲。
我接受了他的要求，因为我必须要去救阿松。那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哥哥，同时在某处发生了车祸。
他父亲对我说，如果我不帮忙，那他这一辈子，就完了。
我很想质问他为什么当初要把我扔下，为什么就不考虑我的人生。但当时的我早已无暇顾及这些，我知道车祸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知道需要一个人去偿还这笔债务，也知道这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没错，我就是为了钱。
那晚我召集了几个孩子陪我一起喝酒。我告诉他们阿松已经没事了，马上就能治好病回来。我告诉他们我的父亲回来找我了，他们似乎比我更开心一般地起哄。我装作一副兴奋的神情，把后面的所有全部咽下了肚子。我是多么想大哭一场，告诉他们这是诀别，想永远记住他们每一张脸庞。然而只是笑着将他们安排好，在第二天一早悄然离开。
在一次法庭上，我第一次与李泽鑫调包，我代替他站在了被告人席上。我看到对面桌子上一对时不时痛哭流涕的父母，一个坐在轮椅上神情有些灰暗的女孩。我的辩护律师依然为我辩解着，仿佛我是一个被冤枉的无罪的罪人，对方只是想骗取高昂的赔偿金。
我只觉得可笑，对方手上握着的证据足以让这事一锤定音，而法官却仿佛顾虑着什么一样陷入了犹豫。
我又转头看向了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女孩，她的名字好像叫卞玲玲，因为其母无法支付医药费，他们被迫选择了截肢。
那被桌子遮挡住的，是我看不见的空空荡荡。我的律师依然在聒噪地辩解着，听上去只是狡辩。身后的旁听席上空无一人，仿佛这是一个见不得光的案子。
我拿到的判决是四年有期徒刑，我听着台上那个肥头大耳的中年男子满脸油腻地念着判决书，可能是史上第一个觉得判少了的被告人。
我被戴上了手铐，穿上了囚服。在我律师得意的微笑，对方律师不甘的神情，那对父母失望的眼神，那个女孩的面无表情下走出了法庭。
那一天的我父亲甚至都没有到场，我又一次像一个被抛弃的棋子，被带进了冰冷阴暗的监牢。
铁门砰的一声关紧，房屋里只剩下一盏小小的吊灯和以一扇天窗。我靠在潮湿的角落，闭上眼睛，将之前二十年的人生快速回以完。
我知道，从那天开始，世界上便已经没有李泽凯这个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