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后，让乔）
新城区，冷雨黏连成地表上一片肮脏的阴影，仿佛是幽灵在其中蠢蠢欲动。冰棱释放的寒气将温柔的街边灯光撕开一条裂口，从那狭小的明媚中投射出的是这座城市所不具备的天堂：温柔的走马灯，下降的星尘的吐息，昼夜交替之间的曼妙的混沌。
我在巡逻，就像五年前第一次来到老城区当警察的时候，然而那时候的街道两侧有砖头反射着路边湿泥上行人留下的皮鞋印，有清冷的月亮下飞掠的好像是蝙蝠一般的影子，我手中还有一盏提灯，照亮大雾中前方三五米的路。
一切都变了。厚重的柴油车的轮毂碾碎了悬浮的烟云，火花和油桶顺着桥梁跌下，炽热的铁锤落在钢筋上，砸出一条贪婪的不断扩充的城市。人们生活，人们笑着，人们入睡，人们醒来，人们工作，但毫不在乎自己所处在的那台巨大的机器，正无限地蚕食头顶上支离破碎的太阳。
我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可悲的混沌里，这里暗无天日，如同蚂蚁一样生活，晨曦的降临不过是把眼珠翻了个面。与其这样，还不如处在永恒的黑夜里来得好。我漫无目的地调职，漫无目的地被提拔，漫无目的地当上警督。我早上在振奋士气的时候拍拍我手下的肩膀，然而那时候我并不活着。可能我晚上在自己不开散热器的屋子里，按摩自己多年的腿伤的时候，会感觉好一些；但是我日日夜夜盼着的，我所希望收到的信，永远不会来。
我和自己的过去，那些让我能笑起来的过去，能让我自豪的过去，好像隔了一堵厚厚的墙。我没有镐，我只能轻轻地敲打那些铁做的砖头。我把耳朵贴在上面，希望能听见来自那染色玻璃一样漂亮的记忆的回音。有时候好像那些回音没来，有时候好像来了。来了的时候，我会做个好梦，然而不可避免地被自己的肺炎惊醒的时候，除了自己背上跟石头一样又冷又硬的床板，我还是什么都没有。
我已经不年轻了。我快四十岁了。但是我活的跟个行尸走肉一样。我离开了锈名，已经五年了。我一开始去了老城区，住在一栋小小的公寓里，雇佣一个老太婆照顾我的起居。闲来无事，就和优写写信，我问她木实怎么样，我们分家后她手头拮不拮据。她跟我说木实很好，但是不愿意给我写信。我无所谓，大家没事我就满足了。我没有问优三上怎么样，但是她还是说，三上现在在植树厂工作。我将那句话当做没看见。然而过了半年，三上竟然来信了。那封信上承载了太多我说不出口的情感，像是狂风暴雨搬的愤怒，却卡在了忧愁的云里。我想把那封信烧了，但是那时候我屋子里没有炉火。我把那封信放了很久，后来，心里想着——算是为了优吧，于是我拆开看了看。信里没太多言辞，只是说，自己生活的不错，住恶魔之地。我想，我们也言尽于此了。
提笔？没有回信的冲动。我相信我之于三上，已经是一片海之于丢进海里的石头了。唉！我不能不说点什么。石头，在海的胃里糜烂，消化，也许有点起色了，或许产出了温热的海藻，于是我提笔回信。
“好的。”
仅此而已。
我们的心还是像一片原野上燃烧的火一样，背道而驰了，留下深深的炭质的隔阂。
公寓，在一个名叫福尔马林街的地方。我在搬到老城区的那天起，就拮据社交，或许是觉得自己不是个混职场的料子，又何况连亲情都能搞砸。巡逻时，除了偶尔被几家几户的异常吸引过去，便只关注街道冷风之中的萤火虫，并不深思自己为什么特意只值夜班。那段时间，我的印象里，福尔马林街一直是漆黑的，正如鼹鼠认为天空没有太阳。
直到那天我迟迟等不到交班的家伙。
我提着灯，恐惧而动荡地望着在乌云之中孕育的棕色晨曦，随着一种前所未见的色彩在街道的每一片砖头上病变似的扩散，一切像是回到了锈名。我口中的唾液冰凝着，而我自己更像退潮之后海岸留下的盐晶，一动不动望着渐渐失去深夜的潮水庇护的街道。
“就像一场核爆后的天穹，警察先生。”我身后的女人很有礼节地说，“我不介意您欣赏晨曦，但是您挡在我的店前面了。”
我措手不及地把脚边的提灯挪开，看见她机械地打开店门，然后将深蓝色头发的后脑勺对着我。
我大约想起来这是谁，这是那个每次都不按时交油费的机械师，正如警局里账簿上登记的，名叫米库的公民。
我并无心力记住这场偶遇，直到我的腿中了一枪。我在老城区呆了一年，多多少少也受那次晨曦的影响，并不排斥白班了。其实从那时候开始，老城区就冷清至极了，一栋居民楼，大约只有六分之一的灯在夜间亮着。我收过私家侦探的油费，我办过十几岁的纵火大盗的案子，我见过疯疯癫癫的老人举着猎枪在城里对着行人开枪，自称在打猎，好在那猎枪第一枪就炸膛了。我们看见一些极端政党在地窖死灰复燃，但是一杯啤酒就让他们兴致缺缺地解散了。已经老去的城市，确实有些奇人奇事，那也是我离开锈名以来最清醒的半年，似乎解决一件件案子带来的多巴胺让我暂时忘记了锈名的一打子糟心事。但我并没忘记给优写信。我相信那些回信的话语是真切的！我记得自己给她写的最长的一片信，完成于一场连绵不断的细雨中。钢笔的墨水用完，已经是雨的第六天，正好是信的结尾。正午被大雾篡改成深粉色，我透过自己卧室狭小的窗户，看见一条细长模糊的彩虹，横跨了锈名和老城区。
我牵挂的人在那里，我在这里，
优和我说：祝好。和我说：时雨想给你寄点东西。和我说：少值点夜班。和我说：离塞西斯温泉街最近的邮局倒闭了。和我说：抱歉，我有些字不会写。和我说：那邮局好像又开了。和我说：可以换家邮局，这家的邮费并不便宜。
……
人际距离的变化，真的是你察觉不来的。只有一场洪钟，能让你意识到什么，但那时候已经于事无补了。我能回忆到的“洪钟”，最早是离开锈名的第一年零七个月的时候，在街边偶然听到的广播。广播说：公民们！老城区马上要荒废了。公民们！赶快搬走吧。公民们！还有两个月，政府就要迁走了。
我惊愕地看着那喇叭。它什么时候开始广播的？似乎已经很久了。然而我一直没有注意到它。
我回到家里，我绕开生锈的栅栏门，我坐回自己卧室的椅子上。我敲了一下桌子呼唤老太婆帮我倒一杯水，然而敲了三下才想起来，她上周去世了。她死后那天，来了个小伙子，抱着她的尸体哭了一通，打开那张我代写的遗嘱，看了一会之后，又哭了一通。她带走了老太婆少得可怜的家当和老太婆本人，但我没想到仅过了两个小时，又来了一个自称她外孙的男人，问我自己唯一的至亲在哪。紧接着是第三个，第四个……
谁知道呢？“老太婆的孙子们”总是这样。如果我不是警察，大概会被狠狠勒索一笔。
老太婆的遗嘱让我想到了我和优之间的信，也想到了邮箱许久没有打开。我们已经有许久没有联系。我第一反应是慌乱，我觉得一定是邮局忘记给我送信了。然而我叫车前往邮局后，才发现，那里已经变成一栋空楼了。我竭力回忆起所有的信件往来，却闹不明是邮局先倒闭，还是我们先停止写信。好吧！一开始是相隔三天，后来是四天，七天，十天，半月，一个月……
看。人们就是这样疏远，就是这样遗忘。
我跑遍老城区也找不到营业的邮局了。那道横跨两个城市的彩虹，带走了我们最后的声音。
一切如暴雨，突如其来发现福尔马林街只有不到十家店铺，突如其来发现警局里我的同事走了大半，突如其来发现那位在街上“打猎”的老头在牢房里永远地闭上了眼。
“老板，你要搬去新城区吗？”
“警察先生，你问这做什么？”
“不……只是问问。”
甚至在和米库说话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们俩竟然有些熟络了。
当然也只是能说话的程度。
一周的时间，想要去新城区的念头，包裹着我。至少，为了寄信，我得去新城区。可那时候我才知道两次背井离乡多么不易。我离开了锈名，好吧！那至少把老城区当做新家。多么困难，但是至少这一年，我对它有了点家的感觉。可是刚有点感觉，我就要走了。
整整一周，孤魂野鬼一样在夜晚的大街游荡，值夜班。
然后，然后。
在夜晚，我的大腿中了一枪。
我包扎的很及时，医院里仅剩的那点医生救治的也不错。可还是不可避免地落下了疾。我对外宣称是自己的枪走火了，然后在静候腿伤痊愈的时间里，米库登门拜访了。我看见她很疲惫。她不像个女人，像个隐修院的苦行僧，不像三两天没睡好，像一辈子未曾入眠。
或许她的确是。
她带了钱过来，说要赔我钱。她道歉了，但是我感觉更像她对自己的心理安慰。
而我更加感受到，那时候她快被自己经历的一切折磨崩溃了——如果再不有人听她说点什么。我知道这机械师是个好人，至少我感觉是，所以我让她坐，我听她说了一天。
那故事很长，像是个精神病的梦呓，或者吧！那时候她真的疯了，只是她编的。无论如何，我信了她，在腿伤痊愈后搬去了新城区。
我搭上最后一班火车，一天一夜，租房子搬新家，被安插进卡斯尼娅第三警局，一切顺理成章。也可能只是为了消除米库所述那段漫长故事的后遗症。总之，我甚至忘记了优，直到偶然路过一家邮局。那邮局是如此像锈名的建筑，跟整个新城区格格不入。于是别人的故事刚离开了我的脑海，我自己的骤然复苏。
恶魔之地，木实，优，三上，时雨，炼钢厂……再度拔地而起。我马上回房间写信，把米库的故事搁在一边。
信寄出去。
一周，无回音。
两周，无消息。
十六天，十八天，二十一天，三十二天。
回信在第三十三天到来。然而我并不快乐，信里只有两句：谢谢关心。一切安好。
我并不是埋怨优的冷淡。因为我的信也只有两句：近来可好？别人怎样？
这两句话就是我能憋出来的所有了。我相信优也是一样。正因如此，更加悲哀。我们拼尽全力装作亲近的样子多么可笑！从那之后，我又写了一封长信，可能比雨中的那封信还要长；于是优也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可我拆开回信，字里行间，看不见一句话——跟我的一模一样。什么都说了，什么都没说。
从那之后，我们默契地不再写信了。我再次开始值夜班。我不愿意熟悉新的城市，而这城市也不想认识我。
这座崭新的城市，扯不断的黑烟在头顶肆意生长，像藤蔓一样纠结在一起，最后形成一片狭小的荆棘的囚笼。清晨人们还未醒来，一股湍急的泥石流就把他们冲进街道。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衣服破的不成样子，因为他们不是在工厂里被弥漫着油臭味的机器搅碎，就是在连滚带爬地钻进工厂的路上。我们呼吸困难，就像胸口抵着一杆枪。母亲怀中的孩子在哭泣，七月十六日他的父亲卧轨自杀；偷工减料的柴油车着了火，三十六个围观者没有一人帮忙提水。城中最美丽的女人赶在人老珠黄之前拔掉自己的所有牙齿，剪断最漂亮的金发，摘走十个光滑的指甲盖。做什么？拿去卖钱。好吧！让我们看点快乐的，可是我看不见。我的眼睛已经和湿冷的地表连在一起，我是个警察，我是那个顶着腥臭丑陋的岩石的蚯蚓。扩建城市的承包商在上午宣布了一条好消息和一条坏消息。坏消息是昨天早上三个工人从施工高地掉了下去，好消息是现在他们有了三个薪水丰厚的职位空缺。我追查那三个失足工人的赔偿金的时候，上头突然给我塞了三千元叫我停手。于是下午三个丧夫的寡妇坐在我的桌子前面，我指了指桌子上的两千一百元：
“好吧！你们拿吧！”
女人们祈求女人们跪在地上，我咽下自己的口水又从胸口拿出九百元：
“这就是所有了！女士们！不能再多了！”
工人身上的肉论斤卖。一斤八块钱。
我那时候是小小的警长。后来有个企业家告诉我，我只该拿出六百块的。这条谏言让我成功当上了警督——之后类似的事件，我最少只出过一百块一条命。
但愿真的有上帝能赦免我。来到新城区的两年间，我的七窍像灌了铅，我分不清善恶看不见苦楚，我的同情被卡在了空荡荡的邮箱里，我跟优一年间没说过一句话。我心里残存的，那个还在锈名的让乔，不知什么时候被压在和厚厚的坟土下面。更可悲的是，那死尸在下面也不叫不喊，甚至不曾挣扎让墓碑摇晃一下。
多少钱从我的手里转出去收进来，没有一张干干净净。夜半三更，我身上裹着的针毡将我刺醒，我摸一把脸上的冷汗，手中毛孔渗出的黑泥沾满全身。梦境现实晦暗不明，因为前脚我现实里将冤枉的男人送进牢里，后脚我梦境中就见到他在没有天窗的碎石瓦砾里抱着发霉的面包死去。做点善事吧！洗刷洗刷自己的罪孽。可是两个女人为了亡夫的遗产争执不下，情妇**干瘪头发枯萎衣不遮体，妻子体态臃肿脸颊油亮。
呵，法官大人！请你将遗产判给正妻，因为合乎法律！
……
我阻止自己的举措失败了。我在糜烂的路上越走越远。钙质长满了眼眶最后封住眼球，因为连好坏都不愿辨认。下一个被抓到我的警局的是个入室盗窃的少女，我只负责记录口供和转运。我对着桌案头也不抬，警局里普遍认为审问的纸比带着链枷的犯人重要。
“女士，你为什么入室盗窃？”
“我没有，警察先生。”
“你从哪里长大？”
“孤儿院，警察先生。”
“你有没有家人？”
“有，警察先生。我又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和一个大哥，但是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你今年多少岁？”
“十九。先生。”
“你知道自己接下来会被押到监狱吗？”
“我不知道，先生。我说了我没有犯法。”
“你叫什么名字？”
“富士宫。”
富士宫！多熟悉。富士宫什么？富士宫是个姓，还是个名，还是个假名？
哦。
富士宫，木实。
我停下了笔。我抬头看了那女孩一眼。她有着棕色的大麻花辫和橘红色的眼睛。她的两只手被反扣着，瞳孔像乌鸦一样忧郁。她双脚在颤抖。
有罪！我的辅警抢先说出这句话。我看见女孩身子一阵哆嗦，两只手架着她离开警局。胆小成这样！一点都不像木实。
一点都不像。
我疯了似的拍桌子打断他们，我说：
“无罪！”
……
我在掉进深渊的前一刻停手，但那时候我一条腿已经悬浮在悬崖上。我不知何时靠着那些卑劣的手段当上了警督。我回不去，可是，至少让我停在这里吧！我的改变让我身边的手下措手不及，但我很快就把他们都解雇了。悬崖旁边因此刮起了台风，我的“办案效率下降”让上头怀疑我是不是“腐败了”。好在我已经在这个位子干了一年多了，上头也没心力管束我了。
唯一能让我感到宽慰的是，我自己其实没暗收多少钱，对我来说钱也没有用。
我自己的混沌结束，然而这座城市依旧不停搅拌。我还是对苦难视而不见，但至少这次是连搭把手的力气都没了。雷电在我头顶的烟囱上交响，靛蓝的光将每个阴暗角落里活尸似的人们，照得清晰可怖。我提着灯走在街道上，背后挂着乞讨的幽灵，在每一个巡逻的时刻。
就算我救下了那个女孩。
这座城市永远这样了，我也只能这样了。我从没有跌进深渊，更没有得到救赎。
可能还有那么一点机会。
截至今日，截至离开锈名的五年后，来到新城区的第三年零七个月，我连续一千三百天和优没有往来过一封信。我仍然在等待，等待邮局的公车在我的公寓门口停顿。然而我却不愿主动写一封信给优。
懦弱恍惚的像朗伯斯区发生火灾后祈祷老天下雨灭火的政府。
于是这点机会也不可能得到。
……
雨衣底下的冰冷皮肤抱着奄奄一息的油灯，用少的可怜的水滴滋润干涸的嘴唇。大雾弥漫，很快就连前方三五米的路也看不清了。今天也是一样，明天也会一样，恐怕后半辈子，也是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