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后，我直奔七班，守在门口把他截住。不顾四周窃窃私语的目光，我强硬地拽着他来到社团大楼。质问他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背靠着消火栓的门，喉结上下滚动了好几次，才艰难地挤出了几个字：“有人看到我们上周在图书馆。”他的拳头紧握，左臂上贴着一条樱花图案的创可贴。
“因为我是个怪物。”他干涩地笑着，就像卡带了的老式录音机，右手神经质地抚摸着后颈的短发。我上前半步，嗅到了他身上四果汤店的椰奶香与洗衣液的混合气息。走廊的穿堂风扬起他过长的刘海，露出了眉骨上结痂的抓痕。
他忽然抓起我左手按在他的胸口。棉质校服下的心跳快得让人发慌，布料下隐约有绷带的起伏。“因为我是变态，是人妖，因为我不是个正常男的！你知不知道他们还说上周我们在实验楼……”他声音像摔裂的瓷碗，我掌心的汗洇湿了他胸口的校徽刺绣。远处传来操场的哨声，后脑勺撞得铝合金的门哐啷作响。“反正我已经是变态了，你还是离我远点。”
“我不关心，”我说，“我不关心那些人说他妈的什么，本来我在学校就混不开，我只是想和你做朋友。”
他的睫毛颤抖着，眼眶泛红，用力抿着嘴瞪了我好一会，又好像想到了什么似的叹了口气，紧绷的身体放松下来。无力地抬起手推开我，走向楼梯间。
高三教室的挂历撕到了十一月，阿凉用红色马克笔在我们共用的错题本上画正字。每天中午十二点零七分，她准时出现在我们班后门。十二点十九分，我们会坐在学校后门的莆田卤面店里吃午饭，然后各自回宿舍。那些流言终于在学习的高压下停歇了，也可能是大家已经看腻了我俩一起出现。当我们大大方方两个人走在一起的时候，反而没什么人说话了。当然，我知道，在有的人那里，我和阿凉已经变成了“十五班和七班那对男同性恋”。
班主任老捧在手里的保温杯换了杯套。早读时她总在我课桌旁停留一会，手指蜷起又松开，最后总是敲两下我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有次模拟考我文综冲进年级前二十，去办公室领卷子时看见教师办公室窗台上蝴蝶兰的旁边又多了盆吊兰，绿萝蔫蔫地待在另一边。
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想要冲到教学楼中庭用话筒大喊我是直男。我知道，从此以后男同的帽子我是戴定了，倒不是因为我看着像男同，在大家的认知还停留在耽美小说的时候，阿凉的形象实在是太像刻板印象里的小受了。
阿凉总是将左手隐匿在校服的袖筒深处。记得有一次，当我伸出筷子去夺她碗中的卤蛋时，她抬手间的袖口不经意间滑落，露出了一截医用胶布，那翻卷的边缘略显粗糙，上面还沾染了些许尘埃。不知何故，多年后这个画面依旧历历在目，那胶布的卷边在我脑海中总会幻化成海边起伏的浪花。
我清楚阿凉正在服用某些药物，而她的家人对此并不支持。因此，我便不时地帮她收藏一些物品。在她与家庭关系紧张之时，我总是需要代为保管那些粉色的药盒。
在平安夜，我们并肩坐在操场边的台阶上背着政治提纲。她把暖手宝递给我，自己却仅戴着一副露指手套。她噘着嘴抱怨：“高考作文真是乏味，要是以博尔赫斯的作品为题该多好，或者探讨艾欧泽亚的人文志也有意思。”她口中呼出的白气在路灯下渐渐消散。我说：“你做梦吧。”不过说真的，能写一个关于变成蟑螂的故事也挺有趣的。
日复一日的生活节奏飞快，做题、讲评、再做题、再讲评。小黑板上的倒计时从两位数迅速缩减至个位数。
早餐的残渣在试卷的夹缝中沉积，咖啡因和读题卡成为我们丈量时间的工具。每当她撕开一包速溶咖啡，就会在我的历史笔记上画上一个呀哈哈。午休时，我们在空教室的桌上头对着头趴着，学业繁重，老师们也无暇顾及她的发型。空调的风吹过，不知不觉间，她的发丝已悄然遮住了耳朵。我的视线偶尔会越过提纲望向对面的她。她身上总是弥漫着淡淡的椰香，低垂着头专注于提纲，长长睫毛随眨眼轻轻颤动，口中念念有词。
就像一个普通的女孩，我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