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初中毕业之后我一直在打工，我妈则停止了工作。
不是说我妈突然就懒惰了，只是自此之后，她一直在做她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去哪个指定地点用时间和精力换钱。没有养育压力的人，负担是轻的。可能我妈过往以来想要做的事太多，把儿女养大后才真正意义上有了空闲去做。
我一直太不喜欢我妈。我的意思是，两个人同住屋檐下，矛盾是不可避免会出现的。更何况，我跟我妈的习惯不算相同，她又将我当成小孩，思维也经常互不交错。简而言之就是，两个人聊不到一起。
硬要说什么家庭的负面影响，抛去我要赡养我妈这件必然要做的事以外，可能是我习惯了独处。无论是工作还是社交，我都不想长期和特定的某个人接触，尤其是到了对方认为关系可以更进一步，故而特意增加两人的接触机会，和这些人长期待在一起真的是相当厌烦。
在我工作之前，家里没有几个电子设备，收音机和大头电视在有钱时买过，在没钱时卖掉。手机是没有的，电话倒是一直都在，家里那台电话机直到今天都还放在我妈卧室的桌子上当摆设。
很奇怪的事是，我妈比我更早学会的上网。或许也不算奇怪？毕竟那会她才三十多岁，不到四十。只是时代变化得很快，若是不上网，接受不了网络频出的信息，就很难赶上时代的变化。
千禧年之后的科技变革几乎算得上肉眼可见，我的初中同学中，家里相对富有的几位甚至可以带手机来上学。不过，身处于那一时期，手机与WIFI还尚未成为生活必需品，因为远离网络，我对它并无特别高的兴致去了解，更多的是羡慕与好奇，仅此而已。
毕业之后，我做的第一份工作是服务员，能去做服务员而不去厂里打工的原因是服务员相对更好做。因为撤乡分区，原来的镇子划分出了新的社区，新房林立，所以去酒楼也算是不错的选择。
俗话劝诫人们“干一行爱一行”，我是个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人。可能是因为我在初出茅庐时就遇到了几个拥有两幅面孔的同事，还有一个对所有年轻女孩心怀不轨的直属上司。讲真的，只有人真正到了社会当中，体会了这个世界到底有多么操蛋，才能明白那些能够真情实感热爱自己岗位的人，究竟有多刚毅。
权力是个好东西，并且经常与人的良心成反比。幸好我不是傻丫头，嘴皮子早已和同学对喷时练就了部分，否则怕是早已被同事裹挟着走了歪道，和那个四十多的男人暗中成龙凤，做了不知小四还是小六。
虽然未出学校时，许多同龄人嘴里没个深浅，但好歹不是要死要活的事情，只要人稍微多观察一段时间就能了解对方的智力水平，避免接触总归容易。但工作不是，工作遇到的人员质量比学校还要参差不齐，有的人推销自己的身体比吃饭还要容易，利用手里所有的一切去换取更多的利益不是少见的事情，甚至很多人引以为傲，人还无法规避——因为他们往往职位远高于自己。
在酒楼里工作，至今我仍旧认为它对我是一件相当折磨的事情，因为它的劳累不仅仅是服务顾客，还有隔三差五就莫名出现的职场扯皮。包括但不限于：包厢地面上留存的烟头、厕所里消失的纸巾、门口揽客人员的调动、顾客的投诉原因、饭菜里出现的不和谐杂物、营业额的幅度下降......得益于老总优良的管理方案，要求主管每日总结不足之处，于是，这些事情每日出现的次数再也不会少于一次，而这群人得出的改进方案就是告知最底层的员工：你们做错了。
或许我不该如此痛诉我所蒙受的罪过，也就是抱怨工作劳累，印证了相当一部分人脑子里“工作本就辛苦”的思想。是，工作是辛苦，这种辛苦在酒楼里甚至不限于和有老婆的主管上床，与不知哪来的顾客陪酒。
我以为自己能被酒楼录取是幸运，没想到是别有用心，他们还有别的打算。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避开审查做得如此生意，也可能这一直都是行业潜规则而已。我不是歧视所有位高权重的人，我只是平等地痛恨所有不按照社会法则生活的人。
在挣扎中度过了近一整年的酒楼服务员生涯后，我发现这里所谓的管理层，其内里的纪律散漫到犹如九十岁老太的牙口，除掉表面光鲜的假牙后，只会让人怀疑它是否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更别提还时常有人在休息时间寻找我的踪迹，然后一把掐住我的后肩，让我尽早放弃矜持，与其他比我大不了几个数的小妹一样利用自己的青春与脸蛋换钱，说不定还能傍上哪个大款。
大款。大款吗？你是说我那不知性功能与性频率是否匹配的主管？还是那位经常带着哥们和女人点一大桌菜，手还要放在服务员腰上的青年人？他们怎么了？我怎么了？我们不都是人吗？还有三六九等？还有高低之分？是只要我不甘愿成为谁的奴隶，就要我受其他人的设计吗？
自有一天我将一位不分青红皂白就待人轻佻浮薄的包厢顾客打了之后，酒楼里其他“不良人”的心思就昭然若揭。不说一般的苦楚了，有人往我的杯里下毒药，这种明晃晃犯法的事也能被其他人说成无理取闹，我实在受不了这种侮辱，选择了报警。
总之，受限于法律，我和他们都无法真正地“大开杀戒”，只能玩点小套路。在拖沓了一整个混乱的秋季之后，我才终于拿到属于我原定工资的四分之三，滚出了那栋“光鲜”大楼。
至于我妈，在我跟我的那群同事大战时，她没出上任何力，期间甚至说出“让让他们就好了”的名言。可能我妈是认为当时我只有十六七岁，所以受欺负也是常见，没有什么是不能忍的。面对这种情形，我也没法和我的母亲解释自己所处环境的群狼四起，毕竟那只是间酒楼。
我能和我妈谈起什么？谈起我在社会蒙受的不公？还是去说自己身边为了获得外培资格，几次三番低声下气跪求领导，最终仍旧不得的男同事？我没法去说，哪怕说了，我妈也难以改变我工作的内部情况。
这时我才终于懂了，终于明白为何我妈从来不提自己工作时的辛酸，因为没有必要。工作不会因为人的抱怨而减少，也不会因为人的控诉而改变本质，所以只能报喜不报忧，做一种欺骗式的隐瞒，假装没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更何况在我工作以后，我和我妈接触的时间变得更少，我没有空和我妈讨论“今天做了什么”之类的无聊事，而且每次下班回到家都已是半夜，我和我妈总归要上床睡觉，所以我们留给彼此的总是寂静。
2006年的秋末不算特别好过，因为和前司闹得难堪，暂时没想到自己能去做什么。空待在家里将近半个月以后，我才迟钝地发觉，自己身上原来潜藏着焦虑，这种无时无刻将自己压得喘不过气的感受叫做焦虑。那天我一夜没睡，迫切地想和自己的母亲诉说这种痛苦，却在早晨一如既往地送她出门时，被我的喉咙强行终止。
我其实想要说话，但是我发不出声音，身体的一切机能都在劝诫我不要开口，于是我没有往下坚持。这应该算是我第一次感知到，什么叫做“没有必要”。
是啊，我都辞职了，还有什么不好过的呢？我还能焦虑什么呢？
看着空荡荡的家，我头一次毫无征兆地痛哭流涕。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开口，于是生活留给我的只有沉默。
我想起我妈，我想起她对我的糊弄，我想起过去她对我展露出来的所有犹豫与闭口，那些是否都是在深思熟虑过后，为生活所迫选择的缄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