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开学那天，我站在校门口，望着来来往往的新生，明知不可能却仍在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九月的阳光依然灼热，照得我眼眶发烫。行李箱的滚轮在水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就像我胸腔里那颗不断下坠的心。
一个扎着马尾辫的背影让我心跳骤停——那熟悉的发绳，那微微扬起的发梢弧度，我几乎是踉跄着追上去，却在对方转头的瞬间僵在原地。那张陌生的脸带着疑惑的表情，瞬间浇灭了我所有的希望。
“对不起，认错人了。”我的声音干涩得像是砂纸摩擦。
我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期待林晴会像往常一样突然从背后拍我的肩膀，笑着说：“笨蛋，看什么呢？”然后蹦跳着绕到我面前，马尾辫在空中划出欢快的弧线。我甚至能想象她身上那股混合着阳光和汗水的气息，还有她笑起来时右脸颊那个若隐若现的小酒窝。
但她没有出现。
新生报到处的学姐看了看我的录取通知书：“雷易鸣？文学系对吧？你的宿舍在3号楼207。”她递给我一把钥匙，金属在阳光下闪着冷光。
“请问……”我犹豫了一下，喉结滚动，“有没有一个叫林晴的新生？体育特长生。”说出这个名字时，病房里消毒水的气味，她苍白的手指，还有窗外不合时宜的蝉鸣，都纷纷出现在脑海。
学姐翻阅着名册，纸张发出沙沙的声响。这声音让我想起林晴翻看我作文本时的样子，她总喜欢用食指一页页拨过去，说这样才有阅读的仪式感。
“今年体育特招生名单里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学姐的话像一盆冰水浇下来。
我的心沉了下去，但还是不死心：“可能是普通录取的？”
“你可以去教务处查，”学姐同情地看着我，她的眼睛是浅褐色的，不像林晴那样黑得发亮，“不过要等正式开学后。”
开学第一周，我像个偏执的幽灵般跑遍了教务处、体育部和各院系办公室。在教务处，我借口核对个人信息，把新生名单从头到尾看了三遍；在体育部，我假装对田径队感兴趣，缠着教练问遍了所有女队员的名字；甚至想办法看到了往届学生档案，手指在发黄的纸页上颤抖着滑动。
没有林晴。没有那个会在跑道上像小鹿一样轻盈跃动的身影，没有那个总把“雷易鸣你写的什么鬼东西”挂在嘴边的女孩，没有我的林晴。
“她不会失约的，”我站在空荡荡的操场上自言自语，傍晚的风卷着落叶擦过脚边，“除非……”
除非她真的不在了。这个念头像一把钝刀，日夜不停地割着我的心脏。我开始整夜失眠，一闭眼就是医院里她最后那个勉强的笑容。有时半夜惊醒，会下意识摸出手机看有没有新消息……
大一下学期，我加入了校文学社。活动室的书架上摆着历年社刊，我随手翻开一本，扉页上印着“文字是时光的琥珀”。
在第一次社团活动中，社长让我们分享自己的创作灵感来源。当轮到我时，我说：“她说过要当我所有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声音在安静的教室里显得格外清晰，“她总说我的比喻太矫情，情节太老套，但每次都会认真读完，连标点符号的错误都要圈出来。”
社长是个敏锐的人，他看出了我眼中的落寞：“她现在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苦笑，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笔记本边缘，“也许在天堂读我的诗吧。”这句话说出口的瞬间，一股尖锐的疼痛从胸腔窜上眼眶。
那天晚上，我在宿舍熬夜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讲述一个男孩寻找失踪女孩的故事。写到一半时，室友的鼾声让我想起林晴说过我写东西时喜欢咬笔头的坏习惯。我咬着下唇继续写，直到墨水在纸上晕开成泪滴的形状。写完时已是凌晨三点，我习惯性地翻到最后一页，却突然意识到——再也没有人会第一个读我的作品了。这个认知让我胃部绞痛，不得不蜷缩在床上等待阵痛过去。
大二那年，我出人意料地当选了学生会主席。竞选演讲那天，我站在礼堂中央，聚光灯烤得额头渗出细汗。目光不自觉地寻找第一排——那个曾经总是坐在最前排为我加油的身影。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的力量，”我的声音在礼堂里回荡，麦克风将细微的颤抖放大，“就像曾经那个连自我介绍都结巴的男孩，如今可以站在这里演讲一样。”说到这里我停顿了一下，仿佛看到十五岁的林晴在教室后排冲我比口型“慢、点、说”。
演讲结束后，学妹们围上来要联系方式，我却只想回到寝室，对着那张毕业合照说一句：“林晴，你看，我又做到了。”
照片里的她穿着蓝白校服，在集体照里偷偷对我比剪刀手，阳光穿过树叶在她脸上投下细碎的光斑。
大三的冬天特别冷。某个下雪的夜晚，我接到了高中班主任的电话。手机在桌面上震动的声音惊醒了正在改稿的我，来电显示的名字让我手指发抖。
“易鸣啊，我整理毕业相册时发现了这个，”老师的声音透过透过电话传来，背景里有小孩的哭闹声，“是林晴留给你的，当时她走得急，托我转交……结果被我忘在书柜夹层里了……”
我死死攥着手机，指节发白：“是什么？”
“好像是个笔记本……明天你来学校拿吧？”
挂掉电话后，我站在窗前看雪花纷飞。
第二天，我翘课坐高铁回了老家。班主任的办公室还是老样子，窗台上的绿萝长得更茂盛了。她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边缘已经有些泛黄。
“她当时……”班主任推了推眼镜，“脸色很差，但坚持要亲手写点什么给你。”
信封里是一本巴掌大的笔记本，封面是林晴最喜欢的天空蓝。翻开第一页，熟悉的字迹让我的视线瞬间模糊：
“易鸣：
当你看到这个时，我大概已经不在国内了。医生说美国的治疗方案成功率会高一些，但...谁说得准呢？
这本日记记录了我们从初遇到现在的点点滴滴。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没能回来，希望它能代替我陪着你。
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要替我看看这个世界所有的日出。
永远爱你的，晴”
我颤抖着往后翻，每一页都写满了我们共同的回忆。从初中她帮我纠正发音，到高中我陪她训练；从我们第一次吵架，到她在文学社招新会上偷偷给我递小抄。最后一页写着：“今天雷易鸣这个笨蛋又写了矫情得要死的诗，不过……还挺感人的。”
原来她一直在骗我，从初中突然的晕倒，再到最后那个拙劣的“我有男朋友了”的谎言。愤怒突然涌上心头，我狠狠捶向墙壁，指关节传来的疼痛却比不上胸口的万分之一。她凭什么替我做决定？凭什么认为我承受不了真相？但当我看到夹在最后一页的医院收据——“脑瘤切除手术（高风险）”几个字像刀一样刺进眼睛时，所有怒火都化作了窒息般的心疼。
大四毕业前夕，我已经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我的小说集《晴天》获得了新人文学奖，多家出版社向我抛出橄榄枝。在别人眼中，我是个前途无量的才子，但只有我知道，每篇小说的结尾都藏着同一个女孩的影子。《跑道尽头》里那个消失的短跑少女，《第一排听众》里永远留空的座位，《蓝色笔记本》里未写完的信……编辑说我的文字有种“温柔的痛感”，他们不知道那痛感来自何处。
毕业典礼那天，我作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言。讲稿的最后一段，我临时决定脱稿：
“四年前，我带着一个约定来到这所大学。虽然那个人最终没有出现，但她教会我的勇气和坚持，让我成为了今天的自己。”我的声音在麦克风里有些失真，“所以，林晴，如果你能听到——我替你看了这里的每一个日出。图书馆顶楼的，操场看台上的，宿舍阳台的……现在，该你兑现承诺了。”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但我只感到无尽的空虚。典礼结束后，我独自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四年的时光在脚下碎成斑驳的光影。阳光刺得眼睛发疼，我独自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四年的时光在脚下碎成斑驳的光影。阳光刺得眼睛发疼，我抬手遮挡时，突然听见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
“喂，结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