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就像一个巨大的养殖场，把我们这些学生像鸡鸭一样圈养着，喂食知识的饲料，盼着我们能在高考的屠宰场里，被一刀斩下，卖个好价钱。我叫陈默，在这所名叫 “希望” 的牢笼里苟延残喘，每天背着沉重的书包，就像背着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不知道哪天会把自己炸得粉碎。
那天，阳光像往常一样，毫无新意地洒在校园里，把一切都照得发白。我百无聊赖地走进教室，准备迎接又一场无聊的课程。刚把书包甩到桌上，就听见后门 “吱呀” 一声响，班主任那张像被水泡过的面包似的脸探了进来。他身后跟着个女孩，穿着洗得发白的蓝校服，校服袖口还沾着点没洗干净的墨渍，像只误闯进鸡舍的小麻雀，怯生生地张望着四周。
“这是新转来的同学，周小雨，大家欢迎。” 班主任的声音像老旧的广播，沙哑又无力。教室里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就像秋天树上最后的几片叶子，有气无力地晃动着。靠窗的胖子王磊趁机用胳膊肘捅了捅我，挤眉弄眼地说：“看那小辫子，跟你家以前养的芦花鸡似的。” 我没理他，却忍不住盯着那截垂在背后的马尾辫，看它随着女孩的动作轻轻晃动。
周小雨被安排在了我的后座。我刚坐下，就感觉椅子背被轻轻碰了一下。回头时，正撞见她递过来的半块橡皮，橙黄色的，缺了个角。“你的橡皮昨天不是掉地上被踩烂了吗？” 她说话时睫毛忽闪着，像两只停在花瓣上的蝴蝶。我这才想起昨天数学测验时，我的橡皮滚到过道里，被来回走动的教导主任踩成了烂泥。没想到这细节被她看见了，接橡皮的手突然有点发烫。
从那以后，我的生活里多了份特别的动静。早自习时，能听见后座传来窸窸窣窣翻书的声音，偶尔夹杂着笔尖划过草稿纸的沙沙声。有次语文课讲《荷塘月色》，老师在讲台上念得声情并茂，我却听见身后传来压抑的笑声。回头一看，周小雨正对着课本上的插画憋笑，画里的朱自清先生被画成了顶着荷叶的青蛙。她见我回头，赶紧用课本挡住脸，耳根却红得像熟透的樱桃。
体育课是每周最让人振奋的时光，虽然多半时间都在围着操场罚跑。那天自由活动，我和王磊他们组队打篮球，抢篮板时被人绊了一跤，膝盖在水泥地上擦出道血口子。我龇牙咧嘴地坐在地上，看着血珠争先恐后地往外冒。王磊他们还在场上吵吵嚷嚷，没人愿意过来扶一把。这时有人蹲在我面前，掏出包创可贴，小心翼翼地撕开包装。是周小雨，她额头上还沾着点草屑，大概是刚在旁边的草坪上看书。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她用酒精棉擦伤口时，我疼得差点跳起来，却看见她睫毛上沾着点阳光的碎片，心里突然就不觉得疼了。“这点伤算什么，想当年我跟人打架……” 话没说完就被她打断：“打架可不好。” 她说话时眼睛瞪得圆圆的，像只护食的小兽。我突然就没了吹嘘的兴致，乖乖任由她把创可贴贴在伤口上，蓝白相间的图案，像片小小的海洋。
流言蜚语是从期中考试后开始的。那次我数学考了全班第一，周小雨的语文拿了年级最高分。放学时王磊搂着我肩膀，一脸坏笑地说：“可以啊你，这是搞起学习互助了？” 他嗓门大得能惊动传达室的老张，周围几个同学立刻投来暧昧的目光。周小雨的脸瞬间红透了，攥着书包带快步往前走，马尾辫甩得像要起飞。
第二天她就换了座位，搬到了第一排最角落的位置。上课回头时，只能看见她露出的一小截后脑勺。我去找她问题，她总是低着头说 “不知道”，递作业时指尖碰到一起，会像触电似的立刻弹开。有天放学，我在自行车棚堵住她。她的车链掉了，正蹲在地上摆弄，满手都是黑油。“我帮你吧。” 我蹲下去时，她突然站起来要走，却被地上的铁链绊倒，直直撞进我怀里。
“他们说的都是废话。” 我扶着她的胳膊，能感觉到她在发抖。“可是……” 她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妈说，早恋会毁了一辈子。” 我突然想起她书包里那本翻烂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南》，封面上写着 “北京师范大学”。原来我们都在心里藏着座远方的城市，只是不知道能不能沿着同一条路抵达。
后来我们默契地达成协议，只在晚自习时讨论题目。她会把错题抄在活页纸上，用红笔标出让我头疼的函数图像；我则帮她分析古文里那些绕人的虚词，在 “之乎者也” 的缝隙里，偷偷看她握笔的姿势。有次停电，教室里点起蜡烛，昏黄的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忽明忽暗。“陈默，” 她突然开口，“你说我们能考上同一座城市吗？” 我看着烛火里跳动的光斑，想起操场边那棵老槐树，每年春天都会把花瓣落在我们必经的路上。
高考前最后一节班会，班主任在讲台上念着注意事项，底下的人却在传毕业纪念册。周小雨把册子递过来时，夹着张折成星星的纸条。我趁老师转身的功夫拆开，上面写着：“考场见。” 字迹清秀，末尾画着只咧嘴笑的小猫。那天放学，我们一起走了很长的路，她的自行车铃铛响了一路，像串流动的省略号。
查分那天我守在电脑前，手指抖得按不准键盘。看到屏幕上的数字时，突然听见楼下传来自行车铃声，探出窗户一看，周小雨正举着手机冲我挥手，校服上的蓝被夕阳染成了橘红色。我们终究没能去成同一座城市，她往北，我向南，中间隔着一千多公里的铁路线。
大学开学那天，我在行李箱夹层里发现那半块橙黄色的橡皮，已经硬得像块化石。后来我们开始写信，她的信封上总贴着带邮票的枫叶，说她们学校的秋天很美；我则在信里抱怨南方的梅雨季，说被褥永远是潮的，就像没说出口的惦念。再后来有了智能手机，我们开始用微信聊天，对话框里的表情包越来越多，正经话却越来越少。她发的朋友圈里，有在图书馆看书的侧脸，有和同事聚餐的合影，背景里的北京冬天，总飘着我没见过的雪。
去年冬天我去北京出差，在地铁口遇见个卖烤红薯的大爷，红薯的甜香突然让我想起什么。凭着模糊的记忆找到她任教的中学，正赶上放学，穿着红羽绒服的孩子们涌出来，像群快乐的小番茄。然后我看见她了，站在教学楼门口，正给个戴红领巾的小姑娘整理围巾。夕阳落在她发梢，生出层温柔的金边。
“周老师。” 我走过去时，她手里的保温杯差点掉在地上。我们站在寒风里聊了半小时，说各自的工作，说当年的同学，说那棵老槐树去年被台风刮断了枝桠。她说起现在的学生，眼睛亮得像当年解出难题时；我说起项目里那些难缠的客户，语气像在抱怨当年的数学压轴题。
分开时她要去接孩子，转身时围巾飘起来，露出里面那件蓝毛衣，和当年校服的颜色很像。“陈默，” 她突然回头，“那本毕业纪念册，你还留着吗？” 我摸了摸口袋里那半块橡皮，它被我带在身上，已经磨得只剩个棱角。
地铁到站时，车厢里响起报站声。我望着窗外掠过的灯火，突然明白有些告别不是句号，而是逗号，在人生的段落里，悄悄等着下一次换行。就像那年夏天，她在考场门口冲我比的加油手势，一直悬在记忆里，从未落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