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还是被带走了。
政府的社会福祉署人员带着文件，语气平静又带着安抚，一步一步拆掉我最后的坚持。
“你还未成年，暂时不能一个人生活。”
“我们已经联系了一户寄养家庭，他们会照顾你一阵子。”
“只是暂时的，你也可以带些自己的东西。”
我没有哭，也没有挣扎。
只是低着头，背着书包，跟着他们走出校门，上了那辆白色车子。窗外的街景在我眼前飞快倒退，我甚至来不及跟那家便利店打个招呼。
他们把我安置在一栋干净整洁的房子里。墙是统一的浅米色，灯光很暖，连日程表都规规矩矩地贴在冰箱门上。
那个寄养家庭的“妈妈”是个五十岁上下的阿姨，笑容礼貌，语气和气，却透着让我喘不过气的“完美流程感”。
“这是你的房间，行李已经帮你放进来了。”
“晚上七点吃饭，九点熄灯，手机要暂时交给我保管哦。”
我点点头，把书包放在床边，坐在床沿，一句话都没说。
这个房间没有照片，没有气味，也没有一件我熟悉的东西。
我靠着墙，看着窗外灰黄的天空，直到黑下来。
那一晚我没有哭。
只是翻开日记本，在最上面写了一句话：
“这是别人的家，不是我的。”
那之后，我开始在心里计划。
我记得怎么回旧家，记得公交车的末班时间，也记得便利店后巷哪边没有装监控。
第三晚，深夜。
我听见整栋房子陷入睡眠的呼吸声，小心翼翼地拉开房门，穿着校服外套，一步步走下楼。
我没有带太多东西，只背了原来的书包和那本记录每一笔开销的笔记本。
风很冷，夜里的城市安静得像一口大钟。我走得很快，像是奔向什么，又像是在逃离什么。
当我站在那栋熟悉的公寓门前时，天已经将亮未亮。
门口有些灰尘，信箱多了几张广告单，但——钥匙，还在我手里。
我把它插进锁孔，“咔哒”一声，门开了。
那一刻，我几乎要哭出来。
熟悉的气味扑面而来——洗衣粉、木地板、还有妈妈爱用的柑橘味香皂。
我换上拖鞋，把书包放回原来的位置，站在客厅中央，望着这个空荡荡却完整的家。
没有人说话。
可我眼眶还是红了。
我走到餐桌边，拉开椅子坐下，双手紧紧握着，像是在捧住一点快熄掉的温度。
很久很久之后，我才开口。
“……我回来了。”
声音很小，但那一刻，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也听见了某种决心。
那天夜里，便利店刚过凌晨一点，门口的“叮铃”声响起。
我推门进去，光一下子扑进眼里。
大叔正好在后方补货，听到声音时探出头，一看到我，脸上的笑僵了一下。
“……你不是……？”
他没再说下去，只站着看我。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轻声说：
“我回家了。”
他没有问我逃出来没有、是怎么回来的，也没有追问我怎么打算。
他只是摘下帽子，放在柜台上，朝我挥了挥手。
“跟我来。”
我们没有进店里，而是绕到便利店后巷，那是大叔平时抽烟休息的地方，有一张折叠椅和旧收音机。
他把椅子打开，拍了拍：“坐吧，太冷了。”
我点点头，坐下。
风从巷口吹过来，耳朵有点发麻。
良久，大叔才开口，声音很轻，像是在回忆一段旧事。
“我小时候，也逃过寄养家庭。”
“那时候我以为，只要回到爸妈住过的地方，他们就会回来接我。”
“我等了三天三夜，连邻居都没人敢理我。”
我抱着膝盖听着。
“后来被老师发现，又被送回去了。”他笑了笑，“但我不怪他们，他们只是不会说话而已。”
“你也是。”
他看着我，语气变得格外柔和。
“你太懂事了，懂事得让人心疼。”
“但小孩子不是用来‘撑’的，小孩子是要被保护的。”
我咬着嘴唇，没说话。
他走进店里，拿出一杯热可可和一个加热好的饭团，放在我膝盖上。
“想来就来，这里没人赶你。”
“但——”他递给我一张纸条，“如果有人找上门了，第一时间打给我。”
上面写着他的电话号码。
“你还小，不用一个人扛所有的事，也不需要假装没事。”
“你不是一个人。”
我手指微微发抖，眼泪忍不住慢慢溢出眼眶。
我低声说：
“……谢谢你。”
“真的，谢谢。”
他没有回话，只是轻轻摸了摸我头。
那晚，我睡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是寄养家庭的床，不是便利店的后巷，而是我熟悉的、只属于我的房间。
窗帘轻轻摆动，月光铺在地板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又站在玄关。
门打开，妈妈穿着围裙从厨房走出来，手里拿着炒勺。
“怎么这么晚回来？饭都快凉啦。”
爸爸从沙发上站起来，笑着迎我，“快来喝汤，今天做了你最喜欢的豆腐味噌哦。”
我怔住了，眼眶一热。
“我……不是你们已经……”
“傻孩子。”妈妈放下锅，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就算我们不在了，这里也是你家。”
“只要你还愿意回来，就没人能把你赶出去。”妈妈握住我的手，很暖，很真实。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但也别太逞强，好不好？”
我一边点头，一边哭得像小时候一样。
他们没有责怪我，也没有要我离开，只是一直站在门口，看着我，笑着。
直到我从梦中醒来，眼角还湿着，枕头有点凉。
窗外天刚亮，屋子里很安静。
我坐起来，望着门口的方向，轻声说：
“……早安，我回来了。”
自从那晚梦见爸爸妈妈以后，我的心里仿佛多了一层纱。
是一种看不见的安慰。
我依然按照计划生活：早上六点起床，吃饭团、喝速食味噌汤，收拾书包前对着全家福说“我出门了”然后去便利店帮忙打扫卫生，中午一个人吃午餐，傍晚拐远路回家，天黑前再到便利店“帮忙”。
大叔从来没有问过我“逃出来了吗”这种问题。他只是每天给我留一份热饭，偶尔在我太累时塞一小瓶维他命饮料，或者在结账时递给我一颗糖，说是客人落下的。
我也从没问过他：“你怕吗？”因为我知道，他知道我在做什么，也知道这份生活是多么脆弱。我们之间，从来没签什么协议，却比任何契约都信得过。
我一直以为——只要不被打扰，就能一直这样过下去。
但风，好像从某个缝隙开始吹进来了。
那天放学，班主任把我留下来，说要谈一谈。
我小心翼翼地站在他办公桌前，尽量保持语气平静：“老师，有什么事吗？”
他犹豫了一下，才开口。
“最近，有几位社福署的人员联系了学校……他们没有明说什么，但希望我们配合确认你的生活状况。”
我的指尖一抖，藏在袖子里的手指猛地抓紧了布料。
“我只是提醒你，”老师的语气不算严厉，反而像是苦口婆心，“现在已经不是‘装作一切正常’就能过关的阶段了。”
“他们会来的，藤咲同学。他们不会放弃。”
我点点头，嘴唇动了动，什么都没说。
回家的路上，我特意绕了两条街。
便利店的灯光像往常一样照在人行道上，我走进去，大叔正站在收银台后数零钱。
我小声说了句：“我来了。”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只是从柜台下方拿出了一盒热好的便当，还有一个信封。
“这里是你之前帮忙时没发完的感谢费。”
我愣了一下，小声道：“我不是因为钱才来的。”
“我知道。”他笑了笑，“所以才留着没给你。你现在可能很快会用上它。”
我一言不发地接过便当和信封，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离开便利店时，我走到后巷，站在那张折叠椅前坐了一会儿。
天很冷，风顺着围巾缝隙钻进脖子里，我抱紧膝盖，看着黑沉沉的夜空。
我想起梦里爸爸说：“只要你还回来，就没人能赶你出去。”
可现在，现实开始敲门了。
如果他们真的找上门来，我还能继续逃吗？
还能，像这样坚持到春天吗？
我不知道。
我只能更努力地不出错，藏好每一个破绽，甚至把厨房的水表用毛巾包起来，怕社福在查电水费记录时发现我还在偷偷生活。
每天早上出门前，我都在想：
今天，会不会是我最后一次对这间房子说“我出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