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口那棵老槐树开始落叶子的时候，邮递员送来一个厚实的挂号信信封。信封是牛皮纸的，边角磨得起了毛，地址用钢笔竖写着，字迹瘦硬，转折处却有些不易察觉的颤。落款是“陆”。
章菘正在天井里晾晒秋冬的衣物。樟木箱敞开，一股混着樟脑和旧书纸的味道散在午后稀薄的阳光里。她接过信封，手指触到纸张粗粝的质感，心头莫名一跳。邮递员的自行车铃铛叮叮当当响着远去了，巷子里重归寂静，只有秋风穿过晾衣绳上湿润布料的声音。
她没有立即拆开，而是把信封放在膝头，继续抖开一件藏青色的旧毛呢大衣。那是母亲的衣裳，式样早已过时，呢料也磨损得厉害，袖口泛着经年的油光。母亲去世三年，留下的衣物她一直没舍得处理，每年这个时候拿出来晒晒，好像母亲只是出了趟远门。阳光穿过梧桐稀疏的枝叶，在她手背上投下晃动的光斑。信封静静地躺在那一小片光里。
信拆开了。里面是一沓泛黄的信纸，纸质脆薄，边缘有细小的虫蛀痕迹。最上面一张，是陆新写的简短附言，字迹比信封上的更加虚浮：
“菘，整理旧物，见这些，想是你母亲的。随信附还。我尚好，勿念。新。”
下面压着的，是另一些信。不同的笔迹，同样的竖写，用的是另一种更旧式的、略带秀逸的字体。章菘一眼就认出来，那是林姨的笔迹。
她把毛呢大衣搭在膝上，慢慢地，一张一张地看。天井里的光线渐渐西斜，从亮白变成暖黄。风大了些，晾着的床单被吹得鼓起来，又落下去，发出沉闷的拍打声。她没有动。
信并不太多，大约十来封。时间跨度很长，最早的一封，纸张几乎要碎裂，墨迹也淡了，得对着光仔细辨认。最后几封，纸倒是白些，字却写得潦草，失了最初的从容。所有的信，抬头都是“素怀姐”。那是母亲的名字。
信里的内容很平常。讲些琐事，天气，读的书，窗台上新栽的花草，有时也夹一两片干枯的压花，月季或是三叶草，脆弱地贴在纸页间。提到的人名章菘大多不认得，偶有几句提及“菘儿”，说她“昨日会喊阿姨了”，或是“顽皮，打翻了墨水瓶”。文字是克制的，温和的，像深秋的溪水，缓缓地流，底下却沉着许多看不见的卵石。只有在一封信的末尾，林姨写到她工作的图书馆要搬迁了，许多旧书无处安置。“站在空荡荡的书库里，四下皆是尘埃。想与你说的许多话，也仿佛成了无主的孤本，不知该寄往何处了。”墨水在这里洇开了一小团，像是滴落的水，又像是写时久久的停顿。
章菘想起林姨了。记忆里的林姨总是清清爽爽的，夏天爱穿素色的连衣裙，冬天是一件洗得发白的列宁装，领口永远扣得一丝不苟。她常来家里，有时是送几本书给母亲，有时就是坐坐。她和母亲说话声音都轻，常常是母亲在书桌前看书或批改学生的作业，林姨就坐在靠窗的藤椅里，也拿着一本书，半天不翻一页。阳光好的下午，她们会一起在天井里喝茶。茶叶是林姨带来的，用小铁皮罐子装着，大多是碧螺春。林姨泡茶很讲究，水要刚沸的，先烫杯，再投茶，注水时壶嘴要低，水流要细。母亲总笑她麻烦，却每次都等她泡好，接过那杯清澈的、浮着细茸的茶，慢慢啜饮。两人并不怎么交谈，就那么静静地坐着，偶尔说一句“这茶味正”，或是“桂花开了”。整个天井里，只有壶中水沸的微响，和茶杯轻碰桌面的脆音。
林姨是什么时候不再来的？好像没有什么明确的节点。只记得有那么一段时间，她来得稀了，间隔越来越长。最后一次见她，是章菘上初中那年秋天。林姨来辞行，说是要调去外地的一个文史馆工作。那天下午她们依旧喝了茶，用的还是那套青瓷盖碗。母亲送她到巷口老槐树下，章菘跟在后面。林姨停下脚步，转过身，看了母亲很久。秋风卷起地上的落叶，打着旋儿。林姨伸手，替母亲拂了拂肩上其实并不存在的灰尘，手指在母亲深灰色的开司米毛衣上停留了一瞬。她的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很轻地点了点头，然后便转身走了。她穿着那件洗白的列宁装，背影挺直，一步步走进暮色渐浓的巷子深处，再也没有回头。
母亲站在槐树下，站了很久。直到天完全黑透，章菘去拉她的手，才发现她的手冰凉。
此后经年，她们似乎再未见过面。只有断续的消息传来，说林姨去了更远的南方，又调回北边，终身未嫁，一直与古籍打交道，退休后独居，身体似乎不太好。母亲也再未提起过她。那些碧螺春的茶叶罐子空了，被母亲洗净，收进了橱柜深处。天井里的藤椅，林姨常坐的那一把，渐渐有了裂痕，终于在一个雨天彻底散了架，被父亲当柴火烧了。
章菘放下信纸，目光落在信封里最后一件东西上。那是一支旧钢笔，黑色的笔身，金色的笔夹已有些褪色，笔帽顶端有一道细微的划痕。她认得这支笔。母亲曾经用过它许多年，后来笔尖坏了，就收了起来。此刻它静静地躺在褪色的信纸之间，像一句凝固了太久的、终于被说出的标点。
她拿起钢笔，很轻，似乎里面的墨水早已干涸。旋开笔帽，暗金色的笔尖露出来，上面刻着一个小小的、模糊的英文花体字。她尝试着在信纸背面划了一下，起初是干涩的，划了几道，竟然渗出极淡极淡的蓝黑色墨迹，像一声迟到了几十年的、微弱的叹息。
天井里的光线更暗了。西风紧了，带着深秋的寒意。章菘把信纸一张张按原样叠好，连同那支旧钢笔，重新放回牛皮纸信封里。毛呢大衣还搭在膝上，带着樟木和阳光混合的气息。她把它拿起来，仔细抚平褶皱，忽然在大衣内侧的口袋里，摸到一个硬硬的小东西。
掏出来看，是一个扁平的、同样老旧的小铁皮茶叶罐，比火柴盒略大，表面印着褪色的西湖图案。罐子很轻，晃一晃，有极细微的沙沙声。她费了点劲才拧开生锈的盖子，里面没有茶叶，只有一小卷用红棉线系着的纸。展开，是一小片裁得方正的宣纸，上面是母亲的字迹，只写了两个字：
“知秋”。
墨色沉静，笔画舒展，是母亲笔下难得一见的温柔。知秋，是林姨的名字。
章菘握着那冰凉的小铁罐，靠在藤椅里。暮色四合，天井沉入幽蓝的阴影中。邻居家传来炒菜的滋啦声和模糊的电视声响，巷子里有自行车铃铛和归人的脚步。这些鲜活的人间响动，却仿佛隔着一层毛玻璃，模模糊糊的。
她想起母亲晚年，越来越沉默，总爱坐在如今自己坐的这张旧藤椅里，望着天井上方那一方狭小的天空。有时一坐就是整个下午，膝上盖着这条藏青色的旧毛毯。那时章菘只当是人老了的常态，如今想来，母亲望着的，或许并不是天空。
风完全停了。最后一片槐树的枯叶，打着旋儿，悄无声息地落在天井潮湿的青砖地上。
章菘慢慢站起身，把毛呢大衣仔细挂回晾衣绳上。她拿着那个牛皮纸信封和那个小铁罐，走回屋内。客厅的灯还没开，只有厨房窗口透进一点邻家的光。她在母亲的遗像前站了一会儿，黑白照片里的母亲，嘴角含着一点若有似无的笑意，眼睛望着前方，目光清澈而遥远。
她最终没有把信封和铁罐放进抽屉。她走到书桌前，打开台灯，暖黄的光晕照亮桌面。她抽出几张新的信纸，拿起母亲那支旧钢笔，在手里握了一会儿，让笔身染上自己的体温。然后她拧开墨水瓶，给钢笔吸饱了深蓝的墨水。
她在信纸顶端，慢慢地，写下两个字：
“林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