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裱画店是个寂寞营生。街是条老商业街，如今热闹的都是奶茶、快餐、网红零食，我这家小店挤在当中，像一段忘了被拆掉的旧阑干，灰扑扑的。门脸窄，进深，光线总不大好，晴天时，天窗漏下一柱光，无数微尘在里面跳舞，阴天时，就得早早开灯，灯光是那种老式日光灯管的青白色，照着满墙挂着的绫绢、宣纸，泛着幽寂的光。
活儿是细碎又磨人的。一张虫蛀水渍的古画，得先拿羊毫笔蘸了滚水，一点一点闷透背面，让浆子化开。揭背纸时，心要静，手要稳，呼吸都得屏着，稍一急躁，画心就毁了。揭下来，托上命纸，刷糨糊的力道要匀，像给婴儿扑粉。上了墙，等着它自己慢慢地、一寸一寸地干透绷平。这过程，急不来，全看天气，看湿度。有时等一幅画干，等上半个月也是常有的。
大多数时候，店里就我一个人。戴着袖套，系着围裙，在长长的工作案台前，或站或坐，一待就是一整天。空气里有陈年纸绢的酸味，有墨香，有新熬的糨糊略带米汤气的微甜，还有樟木画匣子散出的、防虫的苦味。这些气味混在一起，久了，便觉自己也成了它们的一部分，沉静，缓慢，沾着岁月的尘。
她第一次来，是个黄梅天。空气能拧出水，墙角的砖都返着潮，摸上去滑腻腻的。门被推开时，带进一股湿热的、外面市井的喧嚣气，旋即又被门隔断了。
她站在门口光线稍亮的地方，怀里抱着个长长的、用旧报纸和塑料布裹了好几层的圆筒。“请问，”声音清凌凌的，像玉簪子碰着瓷碗沿儿，“这里能修画吗？”
我抬起头，隔着工作台上摊着的未完的活儿看她。三十上下年纪，穿着浅杏色的亚麻衬衫，头发松松绾在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和脖颈。眉眼是江南女子特有的清秀，只是神色间有些紧绷的倦意，像一张拉得太久、失了弹性的弓。
“得看看画。”我指了指墙边一张空着的宽大条案。
她小心翼翼地把圆筒放上去，一层层解开那些裹缠。最后露出的，是一个老旧的蓝布画套。抽出画轴，缓缓展开。
是一幅工笔花鸟。绢本，设色，看用绢和颜料，是清中期的物件。画的是海棠与白头翁。海棠开得正好，粉白的花瓣层层叠叠，一只白头翁栖在枝上，羽毛蓬松，眼神活灵活现。画工是极好的，可惜保存不善。绢面有多处断裂，颜色也晦暗了，鸟喙边和花瓣上，还有几处霉点，像美人脸上的泪痕。
“家里老人留下的，”她手指虚虚拂过画上的裂痕，不敢真碰，“小时候挂厅里，后来收起来了……前些日子翻出来，竟成了这样。”她顿了顿，抬眼望我，“能修吗？”
我凑近了细看断裂的走向，霉渍的深浅。“能是能，”我说，“只是费工夫。裂口要补，霉要洗，颜色要全色接笔。工期不短。”
“多久都等。”她立刻说，语气里的急切，与方才的沉静有些不同，“只要……能修得好。”
谈妥了价钱工期，我开了单据。她仔细收好，又看了一眼案上的画，才转身离开。走到门口，又回头，轻轻说了句：“麻烦您，费心。”
那以后，她便常来。起初是询问进度，后来熟了，有时也不为问什么，只是站在一旁，看我做活。
我看她似乎对装裱有些兴趣，便也偶尔解释两句。告诉她揭画心为何要用水闷，命纸为何要选拉力强的绵连，全色时如何调出与古画一般无二的老旧色调。她听得很认真，眼睛看着我的手，偶尔点点头，却很少插话。
有一次，我正在给那幅海棠白头翁全色，补一片花瓣尖儿褪了的粉白。调色极难，要既有新彩的明丽，又不能跳脱，须得融进周围那种温润的旧气里。我试了几次，都不甚满意。
她忽然轻声说：“是不是……太‘粉’了？原画的颜色，好像更‘哑’一点，像蒙了层极薄的灰。”
我怔了一下，再细看原画，果然如此。那海棠的粉，不是少女颊上的鲜润，而是隔着岁月烟尘的、一种褪了火气的柔。我洗掉笔尖颜色，重新调过，掺了一点点极淡的赭石和墨。再点上去，便对了。
“你眼力很好。”我说。
她微微笑了笑，有些不好意思：“看多了而已。这画，我小时候天天对着看。”
我们的话渐渐多了些。知道她叫沈棠，在一家博物馆做资料工作，每日也与故纸堆打交道。知道她祖父是位教书先生，这画是他心爱之物，名字里那个“棠”字，便是因画而来。
“小时候觉得这白头翁真孤单，”有一次，她看着画上那只鸟，忽然说，“就它一个，守着这么一大片海棠。现在看，或许它也不觉得孤单，有花陪着。”
我没接话，只是用小镊子，夹起一根落在画案上的、极细的线头。装裱房里，时间总是过得慢，话语也总是断断续续的，像阳光里浮动的尘埃，有它自己的节奏。
梅雨季过去了，画也一点点在恢复。断裂的绢丝被细细织补，几乎看不出痕迹。霉渍洗去后，露出了底下原本鲜润的颜色。我全色时格外小心，一点一点地，让那褪了色的花瓣重新饱满起来，让白头翁的眼珠重新泛起灵动的光。
沈棠来的次数更勤了。有时带一小盒她自己做的绿豆糕，清甜不腻；有时是一小包新茶，说是朋友从南方捎来的。我们便歇一会儿，在工作案台的一角，摆开简单的茶具，就着那盏青白的灯光，喝一盏茶，吃两块点心。话还是不多，多是关于画，关于旧纸，关于天气。店里依旧弥漫着陈纸与糨糊的气息，但这气息里，渐渐掺进了茶香与绿豆糕的浅淡甜味。
一个秋日的下午，阳光难得的好，从天窗斜斜地射进来，在光滑的案台上投下一块明亮的光斑。我给那幅海棠白头翁上了最后一道矾水，固定颜色。画终于全部完工了，挂起来晾着。新换的绫子是淡淡的米色，映着海棠的粉和白头翁的灰褐，一派温静祥和。
沈棠站在画前，看了很久很久。目光一点点抚过每一片花瓣，每一根羽毛。屋里静极了，只有阳光里微尘浮动的声响。
“真像……”她极轻地叹了口气，像是叹息，又像是满足，“又像是它原本的样子，又像是……重新活过了一遍。”
她转过脸看我，眼睛里有亮亮的东西，像是阳光落进了深潭。“谢谢你。”
那天她没急着取画，说让画再在墙上挂几日，彻底干透。我们又喝了茶。她忽然从随身的布袋里，拿出一个扁扁的硬纸夹。
“这个，”她递给我，“前些日子整理旧资料，看到的。觉得……你或许能用上。”
我打开纸夹，里面是几十张“蝴蝶”——装裱行里，把修补画心绢纸时，从破损边缘裁下的、带有画面局部或颜色的极小碎片，叫做“蝴蝶”。这些“蝴蝶”大小不一，形状也不规则，有的只有指甲盖大，上面或许半片花瓣，或许一抹鸟羽，颜色都旧旧的，安安静静地贴在泛黄的衬纸上。
“这都是从一些修复价值不大、或者破损太甚、最终未能修复的残画上，小心裁下来的。”沈棠说，“没什么用，就是觉得……扔了可惜。它们也曾是画的一部分。”
我拈起一片，对着光看。那是一丝极淡的青色，不知是远山的一角，还是衣袂的一缕。微不足道，却又确确实实地，承载过某人某时的笔意与心血。
“是啊，”我说，“扔了可惜。”心里某个地方，被轻轻地触动了。这份懂得，比任何昂贵的礼物都重。
“我那里还有不少，”她低头看着茶杯里沉浮的茶叶，“以后……慢慢带给你。”
画取走的那天，是个寻常的傍晚。她依旧用那个蓝布画套装好，抱在怀里。付了余款，道了谢，走到门口。
“沈棠。”我第一次叫她的名字。
她回过头。
“画要常看看，”我说，“古画也怕寂寞。有人气养着，颜色能留得久些。”
她深深看了我一眼，然后很郑重地点了点头。“好。”
她走了。店里忽然显得空落落的。那面墙上，挂过海棠白头翁的地方，留下一块比周围颜色略浅的印子。我把她留下的那夹“蝴蝶”，放在案头一个顺手的地方。
日子又回到了从前的节奏。揭画，托裱，全色，上墙。空气里还是纸绢、墨、糨糊的老味道。只是偶尔，调色遇到难关时，我会下意识地想，若是她在，会怎么说。喝茶时，也会多摆一个杯子，虽然它总是空着。
深冬时，她来过一次，送了些年礼，是一盒上好的墨链。说是在拍卖图录上看到的，想起我或许用得上。坐了一盏茶工夫，说起那幅画，她已请人配了玻璃框，挂在了书房，每日都能看见。
“看着它，心里很静。”她说。
春天的时候，她又拿来一小夹“蝴蝶”。这次的花色更多了些，有石青，有朱砂，有泥金。
我们依旧喝茶，说话。话里渐渐多了些彼此生活里极细微的碎片。她说博物馆库房里有一种特别的防虫纸，气味很怪；我说最近收到一批老纸，纸性绵韧，用来托画心极好。都是极平淡的话，却像一丝丝极细的线，慢慢地，把两段原本平行的、静默的时光，隐约地连缀起来。
夏天快过完时，一个闷热的午后，我正伏在案上，修补一幅山水册页的残缺处。那是山脚一片滩石，需要补上几笔皴擦。我调了墨，试了几次，总觉得不对，不是太实，就是太浮，与周遭的古意融不进去，像块突兀的补丁。
正踌躇间，门上的风铃响了。
沈棠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更厚些的纸夹。她脸上有些细细的汗，目光落在我笔下的补丁上，停了脚步。
“这里，”她走近，俯身细看，她的影子落在我手边的宣纸上，“墨里，是不是兑一点点焦茶？原画的滩石，受了远处水汽，颜色没那么‘黑’，有点……有点潮润的暖褐。”
我依言，在墨里加了极小的一点焦茶，再试。笔尖落在纸上，那颜色果然沉静下去，不再是生硬的黑色，有了温度，有了湿度，与周围的旧墨色，缓缓地化在了一起。
我长舒一口气，放下笔。抬头看她。
她把带来的纸夹轻轻放在案上，推到那片刚刚补好的滩石旁边。纸夹边缘，蹭到了一点未干的、带着焦茶色调的墨，留下一痕极淡的印记。
我们谁也没去看那墨痕，也没去动纸夹。
我的目光，落在她清亮的眼底。她的目光，落在我沾着墨色与焦茶色的指尖。
装裱房里，陈年的气息静静包裹着我们。新墨与旧纸的味道，茶垢与糨糊的味道，还有窗外隐约传来的、市井的、活着的气息，都交融在一起。
案头，那片刚补好的滩石，湿漉漉的，映着天窗漏下的、午后最后一点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