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听着大伯的讲述，那段尘封而惨痛的家史再次清晰地浮现出来。
叶家先祖曾师从乾隆年间的一代医痴叶天士（二月河《乾隆皇帝》一书中亦有记载，曾以其奇法救治染天花之皇十五子永琰，即后来的嘉庆皇帝），医术精湛，名动一时。
转眼到了1915年，袁世凯倒行逆施，宣布接受帝位，推翻共和，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改元“洪宪”。
彼时，叶家先祖因医术高超，被征召入京，为袁世凯第四子袁克端诊治。袁克端在其父称帝后，便自刻“皇四子”印信，自比雍正爷。先祖竭尽全力，终将其沉疴治愈。
然而，福兮祸之所伏。此举竟引来袁世凯其他几位儿子的深深忌恨。尤其是被袁世凯委以管理侦缉队重任的“皇三子”袁克良，竟直接派人砸了叶家医馆，先祖更是遭到一顿毒打，几乎丧命。最终，全家三十余口被逐出京城。
老弱妇孺，一路颠沛流离，缺衣少食，受尽屈辱，多位亲人接连病逝客乡。好不容易挣扎着回到江北省安北老家，先祖也已奄奄一息，临终之前，用尽最后力气留下遗训：“凡我叶家子孙者，只可山野行医，不可市井救人；凡我叶家子孙者，只可医小民，不可救贵胄！”字字血泪，只为保全子孙后代，免再卷入权势纷争，遭此灭顶之灾。
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我曾祖父曾在安北县城开了一间诊所，凭一身精绝的岐黄之术安身立命，养活全家，也救治了不少乡邻。但据说后来又因给某位“人物”治病，惹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麻烦，于是“只可山野行医，不可市井救人；只可医小民，不可救贵胄”的祖训，便成了无人敢违的铁律。
而我，叶果，从四岁起就被爷爷抱在怀里教辨识中药，五岁磕磕绊绊地背《汤头歌》，刚上小学识字，就开始啃家里书架上那些线装版的《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以及《灵枢》、《素问》、《脉经》、《难经》……几乎囊括了中医各大经典。
不仅如此，两岁我就被爷爷扶着扎马步、练吐纳，三岁就在细嫩的小腿上绑上小沙袋跑步，在院子里挖个沙坑天天练习跳跃。年岁渐长，腿上的沙袋越来越重，沙坑越挖越深，院子里那棵歪脖子老枣树上吊着的五十多斤重沙袋，也能被我拳打脚踢得剧烈摇摆。
说来也怪，我在学校念书成绩渣得不能再渣，唯独对家传的国医和武学，有一种近乎忘我的痴迷和天赋。只是爷爷管得严，严禁在外人面前显露，故而我自己也不知到底是个什么水平。
去年高中毕业，大学无望，父亲便托人把我打发到江城，在陈老板的万吉殡葬公司打工，也算有个营生。可我临走前，却偷偷做了一件事——将爷爷珍藏的那盒传承已久的银针顺走了。
如今信息发达，村里几乎人人都看到了“万吉殡葬公司叶姓小伙银针救活死人”的奇闻。家里人自然也都知道了，只是都默契地瞒着爷爷。谁知在县城工作的堂姐美凤周末回来，快人快语，拿着新买的智能手机就凑到爷爷跟前：“爷爷你看，果果兄弟救人都上新闻啦，成大名人了！”
几十年了，叶家一直蛰伏在林家庄这个小村子里，只为附近村民看看头疼脑热，低调得几乎被人遗忘。爷爷这些年因西医盛行，也基本收了手。父亲和大伯资质平平，只学了些皮毛。堂哥叶双云更是对国医毫无兴趣，考去了江北大学医学院，学的竟是法医学。
爷爷万万没想到，家里最小的孙子，竟以这种最轰动的方式，违背了祖训，出了“名”。他内心的忐忑远超欣慰，整日忧心忡忡：叶家难道又要因为行医惹祸上身了吗？
我足足跪了两个多小时，听大伯从头到尾细数家史，听得头晕眼花，膝盖麻木不堪。就在我以为今天难逃一顿家法的时候，太师椅上一直沉默喝茶的爷爷猛地放下茶杯，问了一句：“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你救是不救？”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头也没抬就回答：“救！”
父亲叶起华顿时火冒三丈，上前就要踹我：“你个兔崽子！你大伯这半天白给你讲了！”
没想到，太师椅上的爷爷愣了片刻，却忽然乐了，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行了，爬起来吧！”
看着愕然的父亲和大伯，爷爷抖着花白的胡子，长叹一声道：“罢了罢了！从今天起，那条‘不救贵胄’的旧训，废了！”
他目光扫过祖宗牌位，又落在我身上，语气转为严肃：“行医者，眼中当只有病人，本就不该有高低贵贱之分！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才是医者本分。但是——‘只可习武强身，不得行凶斗狠，不得恃强凌弱’这条，你必须给老子刻在心里，永不能忘！听见没有？”
“听见了！”我如蒙大赦，赶紧屁颠屁颠地爬起来，也顾不上发麻的双腿，一瘸一拐地就跑去后院找奶奶和大娘讨吃的去了。
然而，我并不知道，江城那边，万吉殡葬公司的老板陈森染，经过几天深思熟虑，已经真的不打算再用我了。
他的理由很简单：上次侥幸救活了赵老太太，自然是天大的好事，可万一没救活呢？赵先生那般人物，岂能善罢甘休？人都在他公司入了棺，却又被扒拉出来扎针，传出去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足够让他的公司在江城再也抬不起头。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个差点捅破天的叶十七，他是万万不敢再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