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鸣在教学楼的梧桐树上换了五轮，教室后墙的倒计时牌被红笔改得褪了色，从“300天”划到“100天”，最后只剩单薄的“10天”时，我们终于踏进了高三的教室。
曾经课间总抱着篮球往操场冲的贺灿阳，把蓝白相间的篮球擦得锃亮，锁进了储物柜最底层——柜门上还贴着他当年画的歪扭笑脸，如今被一摞摞复习资料挡住了大半。他的课桌上，除了课本，全是写满批注的习题册，页边空白处偶尔会画个小小的篮球，又被他匆匆涂掉，换成公式推导。我也收起了那台旧MP3，耳机线卷成小团塞进笔袋，草稿纸不再有香樟树叶的涂鸦，取而代之的是一行行工整的法律条文——那是我偷偷写的，每次晚自习后，我会趴在走廊栏杆上，跟贺灿阳说“我想当警察，想抓坏人，想保护像我爸妈那样的普通人”，他总会撑着栏杆，下巴抵在胳膊上听，路灯的光落在他眼里，亮得像星星：“挺好的，我也觉得警察特别酷，以后要是能一起值班，我还能帮你带热豆浆。”
高考前的最后一个月，我们几乎是在题海里“泡”着过的。清晨六点半的教室，他总会帮我占好靠窗的位置，桌角放着两份热乎的豆浆油条——他知道我不吃葱，每次都提前让老板别放，自己那份却撒满了葱花，还笑着说“多吃葱脑子转得快”。我总在早自习时，把自己的鸡蛋剥好递给他，他接过去的瞬间，指尖偶尔会碰到我的，两人都会愣一下，然后假装自然地转回头看书，耳尖却悄悄泛红。
深夜十一点的自习室，只剩下我们俩时，他会把台灯往我这边挪挪，说“你这边光线暗”；我会帮他整理数学错题本，在难记的三角函数公式旁画个小太阳，他看到了就会偷偷笑，用笔尖戳戳我的胳膊：“你这太阳画得，比我篮球还圆。”偶尔累到趴在桌子上，我们会小声聊两句未来，他说“等考完试，咱们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我已经查了，暑假有巡演，门票我来抢”，我说“好啊，还要去吃巷口那家没来得及尝的火锅，听说辣锅特别够味，到时候我请你”，窗外的月光透过玻璃洒进来，把这些细碎的约定，都裹上了温柔的糖衣，谁也没提“喜欢”，却都默认了要一起走下去。
填志愿那天，教室里静得能听见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我握着笔，在“公安大学·侦查学”的框里郑重打勾时，偷偷抬眼瞥了眼斜前方的贺灿阳——他的笔尖也停在了同一个专业的选项上，手指顿了顿，然后用力画了个勾。我心里怦怦跳，像揣了只小兔子，却没敢问，只当是巧合。直到七月底的某天，我正在家里整理高中课本，楼下突然传来熟悉的喊声：“喂！看我手里是什么！”
跑到窗边，就看见贺灿阳举着两封印着“公安大学”校徽的信封，笑得露出牙齿，汗水把他的T恤浸湿了大半：“我刚去邮局取的，你看！咱们又要当同学啦！”阳光落在他脸上，和高中时那个在操场冲我笑的少年一模一样，我趴在窗台上，看着他挥着信封的样子，忽然觉得，未来好像就在眼前，触手可及。
大学四年，我们一起在训练场摸爬滚打——他体能好，每次跑障碍时都会在终点等我，伸手拉我一把；我记忆力强，背法条时会把重点抄下来，塞给他当小抄。周末休息时，他会带我去学校附近的小吃街，把烤串上的肉都挑给我；我会陪他去篮球场，坐在看台上给他递水，看他在球场上发光的样子。毕业那天，我们穿着崭新的警服，在警徽前庄严宣誓，他悄悄碰了碰我的胳膊，声音压得很低，却格外清晰：“以后，咱们就是战友了，不管出什么任务，我都会护着你。”我笑着点头，眼眶却有点热——从108步的教室距离，到并肩宣誓的战友，我以为我们终于能一起走向更远的未来，却没料到，命运早已在前方埋下了伏笔。
参加工作的第三年，我们被分到了同一个刑警队。他依旧像从前一样，出任务时总把我护在身后，结案后会带我去吃热腾腾的面条，把荷包蛋夹给我。队里的同事总开玩笑说“你们俩跟连体婴似的”，每次我都会红着脸反驳，贺灿阳却只是笑，不说话，眼里的温柔却藏不住。我生日那天，他送了我一块手表，表盘背面刻着小小的“阳”字，他说“出任务时要看时间，别总忘了吃饭”；他生病时，我会煮了粥送到他宿舍，看着他喝完才放心——我们像所有靠近的人一样，分享彼此的生活，却始终没把那层窗户纸捅破，总觉得时间还多，总有机会说出口。
直到那次抓捕行动，接到线报说凶手藏在废弃工厂，队长让我们分组行动，贺灿阳却坚持让我在门口接应，“里面太危险，你在外面等着，我进去抓人，很快就出来”。我不放心，想跟他一起进去，他却按住我的肩膀，眼神格外认真：“听话，等我好消息。”
我在外面等了很久，久到风都变得刺骨，听见里面传来枪声时，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疯了似的往里面冲，却被同事拦住。最后等来的，是几个同事抬着盖着白布的担架，一步步从里面走出来。那一刻，世界好像突然静音了，我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沉重得快要停掉。凶手趁着混乱逃了，贺灿阳的警号，永远停在了25岁——他口袋里还装着那张没来得及送我的演唱会门票，日期是抓捕行动的后一天，背面写着“和你一起看周杰伦”。
葬礼那天，我穿着警服，捧着他的遗像，看着他的父母哭到晕厥，手里紧紧攥着那张门票，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风刮过脸颊，像他从前轻轻碰我的温度，我却再也感受不到了。
从那天起，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里。别人下班休息时，我在翻卷宗，把当年的案发现场照片、证人证词看了一遍又一遍；别人过年团聚时，我在走访当年的目击者，哪怕只有一丝线索，也不肯放过。抽屉里的卷宗堆了厚厚一摞，贺灿阳的照片被我夹在最常翻的那本里——照片上的他穿着警服，笑得灿烂，我每次累到想放弃，就看看他的笑脸，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他还在等结果，我不能让他失望”。
二十三年过去，我从刚入队的新人，变成了队里的老刑警，头发也添了几根白丝。那天，我在整理旧案时，发现当年凶手留在现场的一枚指纹，和一起新案嫌疑人的指纹完全吻合——那是个潜逃多年的惯犯，这次因为盗窃被抓，没想到牵出了当年的命案。
抓捕那天，我亲自带队，看着凶手被按在地上时，我走过去，声音沙哑却坚定：“二十三年了，你终于落网了。”亲手给凶手戴上手铐时，我终于忍不住红了眼，眼泪砸在警服上——贺灿阳，我做到了，你看，坏人终于被抓住了，你可以安心了。
走出审讯室时，夕阳正好，金色的光洒在走廊上，像高中时操场的夕阳。我摸出手机，播放了那首很久没听的《星晴》，熟悉的旋律响起：“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我好像又看到了高中时的操场，那个穿着运动服冲我笑的少年，正站在夕阳里，朝我挥手，手里还拿着两罐冰镇汽水，说“等你好久了”。
只是这一次，我再也不能跑过去，接过他手里的汽水，跟他一起走剩下的路了。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那些没实现的约定，都成了藏在时光里的秘密，只有我，带着两个人的执念，继续走在这条他曾守护过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