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特别令我迷茫的事，那真的很少，因为我的人生总是在不可避免中走向失败，走向我想成为的反面，次数过多且频繁，以至于不符合预期成了一种最容易达成的预期。
不过，如果说有什么令我坚定的事，那大概是有一两件的。除了马斯洛理论中对于生存的部分的渴求，所谓梦想与自我实现，偶尔以一种超越的姿态出现在最窘迫的人眼中，它超越了生存的渴望与所谓“低贱”的需求，在田垄里放声歌唱《我的太阳》，那时候，我感觉自己是超然的。
恰巧这个故事就在田垄里发生，来自我的父亲的故乡，并非我的故乡，我不属于那里，我无比确定。至于最简单的理由，便是名字。在他的家乡，一辈人的名总有一个字相同，所以加上不变的姓，总是三个字的名字，我的父亲没有免俗。但是由于出生在城市里，我的名字破天荒是两个字，这在他的故乡是不符合规矩的，所以第一次与他回到故乡，就被爷爷娶了一个符合规矩的名字。
所以一般来说，别人叫我冯蕊还是冯宝瑞都是无所谓的，我还比较想放弃那个我在城市中的，比较容易令人误解为女生的名字，上学的时候使我吃了不少苦。
不过，随着爷爷去世了，我也渐渐忘了那个比较像开当铺的来财三字名字，似乎世人又都认为我是个女孩了，这也算我这艹蛋人生的一处不符合预期的地方吧。
所以，我还是来了，一个带着女人名字的男人，与他的父亲来到了他没有感觉的祖先故乡。那地方很偏远，据说生下我之前，母亲唯一一次来到父亲的故乡，是经历了20余小时的长途颠簸的，这还不算从北京到厦门的火车时间。所以我感觉这个旁边甚至看不见高速公路，要20分钟车程才能到最近镇子的小村庄，不在福建省内，更像是别的次元的桃花源中那样，只不过现代人的怡然自乐可不是和和气气的。
这里的人操着我永远听不懂也不必听懂的方言，发音比福建土话话更怪，语调比粤语更软，其中甚至参杂一些英文发音的“客家话”，但却是一听就知道与台湾那帮说着闽南语，自认为说的话很加密的家伙们不同，这种理解的差异使福建省急于挖去这块过时的腊肉，村里人基本上都会两种语言，只会一种的，要么是我这种外来人，要么是不出村庄的老人。
这种时代的冲击把老头老太的死亡当作前浪拍在岸上，一遍又一遍想卷入“世界”里的沙子，若桃花源里有那么一两台有信号的电视，或许不出50年也会如此。
当然我不是说这就不美了，只不过这种人与无可救药的荒芜共存的美丽作为城里人我是欣赏不来的，不如电视上那些大学生回乡创业的励志片子更能弹动我的神经。
恰巧，我那时候也是大学生，修完了学分，在暑假打算消化前十几年欠下的游戏的时候被拉来充场面了。要说初衷，大概是离婚后想给兄弟姐妹们展示自己的幸福生活，每次回乡必然带上我，但是我可不认为生活很幸福。在父亲的要求下，我认为人生的前18年我不能再崩溃了，或许是因为努力有用论比较容易说服他这种前半生见识短浅的人，他对我的手段我可以打包票说在东亚是顶级的。不过幸好我生来不算个平庸之辈，在目睹一些同学精神失常被家长追到学校训最后自杀后追悔莫及的滑稽场面后，我体重成功飙到了一百公斤，活着考上了算是名牌的大学。
然后我的迷茫就开始了，没有题做，清理书架，发现18年来读的参考书比杂志多，而读过的杂志一年一捆，要多于其他能被称之为“书”的书籍。当我面对着一箱箱习题，我无来由的苦笑，这么多的树木因为我的庸碌而死，最后无法成为煤炭，还要被洗掉油墨，印上最新最潮的政治题，进入下个轮回，我想起了他的故乡，庸碌的村庄，庸碌的游子，好似我就是父亲人生的习题，一遍遍的被呈交给他的父母与兄弟，回去又要被写上新的答案。
当然并不是没有好事发生，尤其是小时候，所有堂兄妹都相处融洽的时候，现在兄妹五个我排老三，小时候四个我排老三。
父亲的大哥生的大堂哥，是个出息的孩子，能看到整个家族的光辉在他们父子身上，都找了个好老婆，都担着家族的责任。父亲的大哥，也就是大伯，年纪轻轻就进煤矿打工，喜欢抽烟，落得一个烂肺。他超越了做木匠的爷爷的收入，养活了三个弟弟上大学，还有点闲钱能给父母孝顺，目前孤零零的奶奶也是在他那里住，已经很少下床啦。大堂哥则是整个家族除了我普通话最利落的一位，干点小买卖，至于危不危险？谁知道呢，这里有出息的人没一个不危险的。
父亲的二哥生的二堂哥，是个遗憾的孩子，是我懒得说悲剧的人。二伯是个不得志的人，因为与父亲生的近便总被比较，直到18岁前都是二伯技高一筹，直到二伯高考失利而父亲超常发挥。结果就是，父亲跌跌撞撞到了北京，而他永远在县城做一个比针灸还骇人听闻的针刀的专科医师，那项技术甚至骇人听闻到他做到了全国的副协会长，但是出了这条街就没人听过这技术的程度。他也不是过的不好，相对而言比除了父亲之外的两位兄弟过的好，只不过他放不下，主动摔了许多跤，受伤到失去了知觉，于是便造成了之后的事故。至于二堂哥，可以用“养坏了”来形容，我只能说如果他早出生20年，今天一定还在吸毒-戒毒所的循环里出不来，最无法令我忍受的一点是他还能向他弟弟也就是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就让我借钱。我倒是每次出了村就删了联系方式，但是架不住每次回村都死皮赖脸加回来，他是知道我的态度的，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干呢，或许是不这么做就活不下去吧，哈哈。不过前几次他还没有这么铜臭，至于什么时候，那大概是便利店里还能买火药的年代。
父亲的四弟的两个女儿，我的两个堂妹，曾是可惜的可爱。四叔活的倒算平稳，幸福大抵如此，放弃跟二哥三哥攀比，和大哥一起干些小活，曾经开了全村唯一一家便利店，我就记得卖些违禁品火药了，火柴盒大小，里面是胶囊大小纸筒，里面火药摔就炸，叫摔炮，一开始可给我吓坏了，但没过两天就接受了，当时二堂哥，我，四堂妹（五堂妹没出生）炸遍了全村，大家也没什么意见，倒是裤子废了两条（脏到没法洗）。要说四堂妹，我不吝啬对她的评价，村里最好的学生，奖状能贴满一墙，如果有些眼界，到北京上海上个名牌是没问题的。问题就出在她是村里最好的，镇子里就不是了，而到城里上高中的时候，连尖子班都上不了了，在省里高考的时候，连本科都考不上了。而眼界的限制不止于此，在某讲师痛陈文科和新闻学已经狗都不报的时候，她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选择了医学检测专科。人们认为土木前景好或许是基于一种社会现象的误判，可能骗到城里人的骗局才会有媒体讨论，而乡下则活该一脚踏进城里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陷阱。结果就是，很有中国当代青年风范的，她失业了。但往好处看，她和我那个留洋归来的大学舍友一个样，都是失业人员，后者还多一年留学花费。至于五堂妹，我只见过两次，看同一面墙就知道她是不如她姐姐优秀的，但是她应该比她姐姐更幸福的，至少不会踩她姐姐踩过的坑，大概吧。不过说实话，农村对于女性的要求比城市低太多，她们比我那有一块大脑转移到胯下的二堂哥多很多出路。
当然，不管现在我对这兄妹几个什么感叹，他们之前都是父亲交卷的时候我在田间的玩伴，摔炮的威力是真的大，大到我的美好记忆都被它摧毁，与它的纸屑残骸搅拌，成为只能尝出美好的汤。我无意拿鲁迅闰土的故事来揶揄我们注定分叉的命运，只是小时候在高压的温室外，我确实感到了自然的风带来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