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斯拉强撑着身体，试图行礼，但守护者埃尔莎缓缓转过身，抬手制止了他。
她的目光如同莫里甘之前一样，牢牢定格在阿洛伊修斯身上。
她的眼神与莫里甘的冰冷审视不同，那是一种理性的锐利。
没有任何寒暄，没有对伤者的慰问，甚至没有对他们历经艰险抵达此地的丝毫认可。
埃尔莎直接开口，她的声音带着能穿透灵魂壁垒的力量，提出了她的问题：
“告诉我，年轻人。当法律违背正义，传统扼杀生命，你服从什么？你反抗的依据又是什么？”
问题如同一道闪电，劈入了阿洛伊修斯尚未完全平复的脑海。
他没有立刻回答。他的大脑在飞速运转，进行着高强度的概念解析与逻辑推演。
法律和传统这类人造的社会规范，有时会与更高的道德原则或生命本身的价值发生冲突。
问题在问他行为的终极正当性来源。当外部赋予的规则失效甚至作恶时，个人行动的准则是什么？
是服从内心模糊的“正义感”？还是某种抽象的“生命至上”原则？
“万物皆虚”直接否定了法律和传统的绝对神圣性；
“万事皆允”则赋予了个人行动的自由，但并未提供行动的价值排序。
他回想起回音廊的启示——真理在于不断的追问。
他回想起镜厅的教训——需通过他者认识自我。
他回想起静思池的要求——内心需平静方能洞察。
他意识到，埃尔莎的问题，正是“刺客无家，何以归巢”的具体化与实践化。
“巢”可以看作是法律、传统等外部规则构成的秩序。
当这个“巢”腐朽、害人时，你依据什么来行动？你的“家”（行动准则）在哪里？
一个简单的回答，例如“服从我的良心”或“为了正义而反抗”，是苍白无力的。
“良心”从何而来？是否可能被偏见和情绪污染？“正义”由谁定义？是否可能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暴力？
他沉默了近一分钟，期间只有火炬燃烧的噼啪声和地下深处传来的嗡鸣。
终于，阿洛伊修斯抬起头，他的眼神充满了思辨的锐光。
他没有直接回答“服从什么”或“依据什么”，而是开始了他的分析性回应。
“您的问题，本身揭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前提：我们承认存在某种超越特定法律和传统的‘正义’，以及生命本身具有不容扼杀的内在价值。”
“如果我否认这个前提，认为法律即是正义，传统高于生命，那么问题本身就不成立。”
“但我认同这个前提。因此，问题转化为：当具体的规则与这些更高的原则冲突时，作为个体，如何认知这些原则，并据此行动？”
他停顿了一下，组织着语言，仿佛在构建一个复杂的理论模型。
“我无法‘服从’一个抽象的‘正义’概念，因为它过于模糊。我也无法将‘生命’绝对化，因为在某些极端情境下，为了更多生命或更高的原则，牺牲可能无法避免。”
“因此，‘服从’和‘依据’这两个词，可能误导了我们。”
他提出了关键性的概念修正。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服从’外部标准的问题，而是一个基于认知的‘选择’问题。”
“我的‘依据’，来自于我所能进行的最审慎的认知与判断。
第一，运用理性，尽可能全面地分析情境，理解冲突的根源，预判不同选择的后果。
第二，倾听共情，感受相关者的痛苦与诉求，确保我的‘正义’不是冷酷的算计。
第三，回归自省，在静思池般的平静中，审视我的动机是否被个人仇恨、偏见或恐惧所污染。”
“最终，”他总结道，目光坦然地迎向埃尔莎。
“我选择我认为在那一刻，最能趋近于那更高‘正义’、最能尊重‘生命’价值的行动。而这个选择，其带来的所有荣耀与罪责，由我一人承担。这就是‘万事皆允’赋予我的、无法推卸的自由与责任。”
他没有给出一个固定的“服从对象”或“反抗依据”，而是提出了一套动态的、基于认知与反思的决策方法论。
他将外在的“服从”问题，转化为了内在的认知责任与选择勇气的问题。
良久，她才再次开口，声音依旧平静，但阿洛伊修斯捕捉到她眼中的一丝认可。
“你的分析，展现了思辨的潜力。”她没有评价对错。
“但你将‘选择’的权力和责任揽于自身，这比盲目服从任何外部权威，都更加艰难和危险。”
她的目光更加深邃，问出了另一个问题：
“那么，在你迄今为止被命运、被他人、被复仇所赋予的所有‘使命’中……哪一个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选择？”
问题如同重锤，敲打在阿洛伊修斯刚刚构建起的逻辑框架上。
他一路奔逃，寻求庇护，渴望复仇，寻找岛屿……这些行动，有多少是出于真正的、自由的意志？有多少只是对环境压力的被动反应？
他再次陷入了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