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与老一辈人说的不同，云湖镇不是绣在群山褶皱里的一块素锦——至少我第一次看见它时，并不这么觉得。
长途汽车在盘山公路上呕吐般颠簸了四个小时后，终于把我吐在了这个被雨水浸泡得发霉的小镇。下午五点半，山雾不是从湖面升起，而是像溃败的军队，从四面八方溃散下来，吞噬着能见度内的一切。青石板路确实是湿的，但上面除了水，还有鸡粪、烂菜叶，以及某种我无法辨认的粘稠污物。行李箱的轮子卡在石板缝隙里，我用力一拽，提手断裂，箱子侧翻，里面的东西散了一地。
笔记本电脑从帆布包里滑出来，屏幕在石板上磕出一片蛛网。我蹲下身，看着那片裂痕，没有立刻去捡。雨滴开始变密，打在裂屏上，顺着纹路蜿蜒。旁边摊开的是那三本读了一半的书——《毫无意义的工作》《倦怠社会》，还有一本诗集，封面上印着“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于不写诗的孤寂”。书页被雨水迅速打湿，墨迹晕开。
我一件件捡起，动作很慢。换洗衣物只有三套，都是深色，好打理。在城市的第五年，我的生活精简到了可以塞进一个24寸行李箱的程度——或者我以为可以。
那种疲惫当然不是身体上的。如果是肌肉酸痛，贴膏药就好；如果是睡眠不足，补觉就好。但这是另一种东西：像有细沙日夜不停地从心脏某个破口漏出，起初不觉，直到某天醒来，发现胸腔已经空了大半，只剩下沙粒摩擦内壁的粗糙回响。在公司最后那个月，我盯着Excel表格上跳动的数字，突然听懂了那种声音——不是哀鸣，没那么戏剧化，更像是老旧空调外机持续的低频嗡鸣，你习惯了它的存在，直到它某天彻底停转，你才发现寂静比噪音更难忍受。
外婆出现在镇口时，雨已经下大了。她撑着一把黑伞，伞骨断了一根，伞面塌陷一角。她踮脚张望的样子确实和十年前一样，但背弯的角度更锐利了，像被无形的手压折的树枝。
“小隅回来了？”她声音里有欣喜，但更多是确认——确认我真的来了，确认电话里那句“我想回来住一阵”不是城市人的一时兴起。
“嗯，箱子坏了。”我说，声音被雨声削薄。
外婆没有安慰，也没有追问。她走过来，蹲下身，从怀里掏出一截麻绳，开始捆扎散开的行李箱。她的手指关节粗大，动作却异常灵巧，绳子穿过提手断裂处，打结，收紧，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
“山里东西坏了自己修。”她站起来，把捆好的箱子递给我，“走吧，锅里有粥。”
接过箱子时，我碰到她的手。皮肤粗糙得像砂纸，温度却很高。
老宅比记忆中小。天井里的青苔厚得能吞没脚踝，金银花开得疯癫，香气浓得发腻，混合着老木头霉变的气味。我坐在灶膛前喝绿豆粥时，外婆就坐在对面，蒲扇摇动的节奏和十年前一样——三下快，一下慢，像是某种密码。
“草堂很久没人住了。”她说，“屋顶漏雨，西墙有片瓦松长到齐腰高了。你一个人行吗？”
“行的。”
我需要做很多事情。铺茅草、扫地、修补窗纸，任何能让手忙起来、让大脑停转的事情。 在城市，我的工作就是让一切抽象化：把流水变成报表，把关系变成资源，把人效变成数据。现在我需要反向操作——把虚无的疲惫变成具体的体力消耗，把无处安放的存在感变成一锤一钉的实在。
外婆看了我一会儿，起身从里屋拿出一个铁皮盒子：“你曾祖父留下的工具。他常说，手上有活，心里就不慌。”
铁盒生锈了，打开时发出刺耳的摩擦声。里面是凿子、刨子、几把不同尺寸的锤子，木柄都被手握出了凹陷。
“他建那草堂时，我还没出嫁。”外婆用手指抚过一把凿子的刃，刃口已钝，“那时候他说，人要有个地方，能看见完整的天空。镇上的房子挨得太紧，只能看见天的一条缝。”
“后来他为什么不住了？”
“老了，走不动山路了。”外婆盖上盒子，“最后那几年，他每天坐在门口，朝草堂的方向望。我说背他去，他不肯，说‘到不了的远方，看了更难受’。”
雨停了。我把工具装进背包，提起箱子。
“晚上回来吃饭吗？”
“看情况。”
“山里天黑得早，”外婆把一只手电筒塞给我，“带上。”
走出老宅时，回头看了一眼。外婆还站在门口，塌陷的黑伞靠在门边，她整个人嵌在门框里，像一幅褪色的版画。
去草堂的山路不是诗意的青石小径，而是一条被雨季泡发的土路。泥浆没过脚踝，每走一步都像在从大地深处拔出自己的根。二十分钟的路走了近四十分钟，裤腿沉甸甸的，沾满泥巴。
草堂的木门确实会发出“吱呀——”声，但不是悠长的、打开时光阀门的那种。它是干涩的、刺耳的，像病痛的呻吟。推开门时，一股混合着霉味、尘土和动物粪便的气味扑面而来。
夕阳的最后一道余晖确实从西窗斜射进来，但没有光的通道，只有一柱浑浊的光，照亮空气中翻滚的灰尘和飞虫。屋里比我预想的更破败：墙角有蜘蛛网，地面有老鼠洞，屋顶确实漏雨，地上几个陶盆接满了雨水，水面上漂着死蚊虫。
我放下行李，没有立刻打扫，而是走到后门，推开门。
露水没有上来——雨刚停，一切都是湿的。天确实黑了，星星也确实稠密，但银河不是乳白色的雾带，而是一条模糊的、断断续续的光痕，像没擦干净的粉笔线。
湖在夜色里不是墨玉镜子。没有风，水面是哑光的黑，倒映的星空破碎成千万片，随着水波微微颤动，像癫痫病人眼中的世界。
我站在湖边，孤独感确实来了，但不是面对宇宙洪荒的那种。它更具体：我穿着湿透的裤子站在泥地里，身后是一个需要花大力气修葺的破房子，手机没有信号，背包里是钝了的工具，而明天，后天，大后天，我都将在这里，重复一些毫无意义的手工劳动，直到——
直到什么？
我不知道。这就是问题所在。在城市，我知道明天要开会，下周要交报告，下个月要绩效考核。时间被切割成可管理的单元，填满待办事项。而在这里，时间恢复了它原本的形态：一条没有刻度、没有方向的河流，我只是其中一块逐渐被磨圆的石头。
就在这时，我听见了声音。
不是脚步声。是喘息声，压抑的、急促的，伴随着某种液体在喉咙里翻滚的咕噜声。
我转过身。
她蹲在离我十几米远的湖边，背对着我，肩膀剧烈耸动。她穿着淡蓝色的棉布长裙，但裙摆拖在泥地里，沾满污渍。她身边放着一盏灯笼，没有点亮。
她咳了起来——不是轻轻的咳嗽，而是撕心裂肺的、仿佛要把内脏都咳出来的那种。每一声都像钝器击打空木桶，在寂静的湖面炸开回响。
我僵在原地，不知该上前还是该离开。
咳声停了。她用手背擦了擦嘴，慢慢站起来，转过身。
月光从云层后露出来，照在她脸上。她很年轻，也许二十出头，脸色苍白得近乎透明，能看见皮肤下青色的血管。但她的眼睛——那不是清澈的眼睛。眼眶深陷，眼白布满血丝，瞳孔却异常明亮，像两团被病痛烧灼后剩下的余烬。
她看见了我，没有惊讶，只是微微歪了下头。
“你也来看湖？”她的声音沙哑，带着咳嗽后的残喘。
“我……住那边的草堂。”我指了一下。
“草堂？”她眼睛亮了一下，“观老爷子的草堂？你是他什么人？”
“曾孙。”
她点点头，弯下腰提起灯笼。起身时，身体晃了一下，我下意识上前一步，但她稳住了。
“我叫夏萤。”她说，没有伸出手，“夏天的夏，萤火虫的萤。”
“观隅。观棋不语的观，一隅的隅。”
“观棋不语……”她重复了一遍，嘴角扯出一个算不上笑的表情，“好名字。可惜人生这盘棋，观不了，也语不得。”
这话太像书中台词，我没接。
她走到水草丛边，蹲下，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玻璃瓶，拧开，倒出几粒药片，干咽下去。吞咽时脖颈绷紧，看起来很痛苦。
“你……”
“老毛病。”她打断我，声音恢复了平静，那种刻意营造的平静，“哮喘，天一凉就犯。”
这不是哮喘。我见过哮喘发作的人，绝不是这样。但我不再追问。
她静静地看着水草丛。我也看过去。
光点开始浮现。不是成千上万，是几十只，最多一百只。它们从草丛深处颤巍巍地升起，飞行轨迹毫无规律，有些刚升起就坠落，有些撞在一起，有些原地打转。光也不是稳定的暖黄，而是忽明忽灭，像接触不良的灯泡。
“你看，”夏萤轻声说，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兴奋，“它们不知道自己快死了。”
我转头看她。
“萤火虫成虫只能活三到七天。”她继续说，目光追随着一只特别亮的光点，“这几天的生命，唯一的意义就是发光、求偶、产卵。然后死去。没有一只萤火虫能看见自己的后代。”
那只特别亮的萤火虫飞到她面前，悬停了一秒，然后熄灭，直直坠入草丛。
“就像这样。”她说。
沉默在湖面铺开。虫鸣声大了起来，填补了空缺。
“你为什么来这里？”我终于问。
“等死。”她说得极其自然，像在说“等车”。
我再次哑然。
她笑了，这次是真的笑，眼睛弯起来，那些血丝和疲惫暂时退却了：“开玩笑的。我来画画。奶奶说，我出生那晚，老宅院子里飞满了萤火虫。所以我想在死前……在离开前，画够萤火虫。”
她把“死”换成了“离开”，但意思没变。
“你准备画多久？”
“画到画不动为止。”她提起灯笼，“要一起走吗？这段路黑。”
我接过灯笼。竹制的提手确实有温度，但很凉，不是她的体温，是竹子在夜雾中浸透的凉意。灯笼纸上画着兰草，墨色很淡，笔触却有力，能看出画者的功底。
我们并肩走回草堂。她走得确实慢，不是闲庭信步的慢，是每一步都需要计算体力分配的慢。有两次她停下来，手扶膝盖，深呼吸。
“你住哪里？”我问。
“湖边的小院，奶奶留下的。”她指了个方向，“不远，十分钟。”
我们走到草堂门口。她把灯笼递给我：“明天傍晚，可以一起东山看日落吗？我想画夕阳下的湖。”
她的邀请很直接，没有试探，没有迂回。
“好。”
她点点头，转身走进夜色。没有挥手，没有回头，就像完成了一次任务交接。
我提着灯笼站在门口，直到她的身影完全被黑暗吞没。灯笼的光晕在潮湿的空气里晕开，边缘模糊，像一场即将醒来的梦。
回到草堂，我没有点煤油灯，就让灯笼放在书桌上。躺在床上时，能听见屋顶漏雨的水滴声，规律地敲打着陶盆：咚，咚，咚。
我想起夏萤说的“等死”。她说那话时的表情，不是绝望，也不是坦然，而是一种……厌倦。对漫长过程的厌倦。
我在城市厌倦的是重复。每天同样的地铁线路，同样的咖啡口味，同样的会议流程，同样的绩效话术。厌倦到麻木，麻木到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只是身体还在惯性移动。
而夏萤厌倦的，可能是清醒。清醒地数着自己剩下的日子，清醒地看着身体一点点崩坏，清醒地知道每一幅画都可能是最后一幅。
哪一种更残酷？
没有答案。我在雨滴声中迷迷糊糊睡去，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萤火虫，腹部有光，但开关坏了，光忽明忽灭，我在黑暗里胡乱飞舞，撞上蛛网，粘稠的丝线缠住翅膀，越挣扎缠得越紧——
醒来时天已微亮。灯笼还亮着，火苗缩小成豆大的一点，还在坚持。
……
七月一日
咳血了。今天下午，在收拾画具的时候，毫无预兆。不是几缕，是一口，暗红色，像稀释了的铁锈。落在白色的调色盘上，特别刺眼。
我盯着那滩血看了很久，然后用刮刀刮掉，挤上一大坨钛白颜料盖住。刮刀在盘子上刮出刺耳的声音，盖了一层又一层，直到完全看不见红色。
掩耳盗铃。但有用。
医生上个月的话还在耳边，但已经不太清晰了，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他说“夏末”，具体是几月几号？没说。医学不是算命，给不了精确到日的倒计时。也好，留点悬念，像一本知道结局但不知道何时翻到最后一页的书。
收拾行李时，妈妈在门外哭。她以为我听不见，其实我听得清清楚楚。那种压抑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呜咽，比嚎啕大哭更让人难受。我停下动作，想出去抱抱她，但手放在门把上，最终没拧开。
抱了又能怎样？说“别哭了，我会好起来的”？那是谎言。说“别哭了，这是命”？那是残忍。
最后我什么也没做，继续收拾。画具带了三套，水彩、油画、国画，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都用上。颜料挤得满满当当，像要把一辈子的颜色都用完。行李箱底层，我偷偷塞进了那本病历本。十一点三毫米厚，游标卡尺量的，精准到小数点后一位。这是我的三年，我的十一点三毫米。
灯笼是昨晚做的。竹骨劈得不好，有几处毛刺，扎手。纸糊得也不匀，有些地方太薄，透光太强，有些地方太厚，光透不出来。上面的萤火虫画得歪歪扭扭，像小学生涂鸦。
但它是我的。从劈竹到糊纸到画画，每一个步骤都是我，用这双正在颤抖的手完成的。这就够了。
晚上去了湖边。咳血之后总想看看开阔的东西，水，天空，星空。好像视线开阔了，胸腔里的憋闷就能减轻一点。
遇见了一个人。城里的样子，但不是那种令人讨厌的精致。他的疲惫写在眼睛里，不是身体的累，是更深处的东西。像一栋内部被蛀空的房子，外表还完整，但轻轻一推就会垮。
我指给他看萤火虫。其实当时想说点更有深度的，比如生命短暂，比如光的意义，但话到嘴边，变成了最朴素的陈述。也好，朴素的东西最不容易出错。
他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光”。这话让我鼻子一酸。不是因为他没见过，而是因为他用了“光”这个字，而不是“萤火虫”。他看见的是光本身，而不是发光的虫子。
把灯笼给了他。有点冲动，但没关系。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冲动是特权。
邀请他明天看日落。他答应了。好。
今晚也许能睡个好觉。不是因为希望，而是因为……因为今天终于做完了一件事。邀请了一个人。像一个平凡的、有未来的女孩会做的事。
药量又加了。白色的小药片，像微型墓碑，在掌心排成整齐的队列。吞下去时，我想：如果死亡就是一场长睡，那我现在每天吞的，是不是就是微型安眠药？一点一点，提前预支永恒的睡眠。
荒唐。
睡吧。明天还要画画。
二
第二天清晨，鸟鸣不是婉转的歌唱，而是尖锐的、此起彼伏的啼叫，像在争吵。我早早起床，开始修屋顶。
老林是中午出现的。他扛着一捆新茅草，站在草堂门口，也不敲门，就静静等着，直到我探头看见他。
“你外婆托我带话，”他说，声音低沉沙哑，“镇上李木匠那儿有现成的瓦，问你要不要换瓦顶。茅草顶好看，但不经用，三年就得换一次。”
“茅草吧。”我说，“曾祖父建的是草堂，不是瓦房。”
老林点点头，把茅草卸在院子里：“是这个理。东西要像它该有的样子。”
他已经有七十多了，须发全白，但腰板挺直。脸上皱纹深得像刀刻，眼睛却清亮，看人时有种穿透性的锐利。
我们开始铺茅草。老林干活时话不多，但每句都实在。
“这捆草是去年秋天割的，晒足了太阳，淋透了秋雨，再晒干。这样的草韧，不怕虫蛀。”
“捆扎要用竹篾，不能用铁丝。铁丝锈了会烂草，竹篾烂了，草也差不多该换了。”
“铺的时候要一层压一层，像鱼鳞，雨水才流得顺。”
我学着他的样子做，笨拙但认真。手上很快起了水泡，磨破，再起新的。老林看见了，从怀里掏出一小盒药膏：“涂上，山里湿气重，破了皮容易烂。”
药膏是墨绿色的，有浓烈的草药味。
“您一直住在镇上？”我问，试图打破沉默。
“生在这儿，死也会在这儿。”老林捆扎好一束茅草，“中间出去过十年，在省城做木工。后来回来了。”
“为什么回来？”
“城里东西做得快，但不用心。”他用手掌抚平刚铺好的茅草，“一个衣柜，三天完工，榫卯是假的，用胶粘，钉子钉。那样的东西，用几年就散架。不像山里，一张桌子能做一个月，但能用一百年。”
他顿了顿：“人也一样。城里活得太快，快到忘了自己是谁。”
我没接话，继续铺草。
“昨天看见你和夏家丫头在一起？”老林忽然问，语气随意，但眼睛盯着我。
“嗯，在湖边遇到的。”
“那丫头……”老林话说到一半停住了，摇摇头，“可惜了。”
“什么可惜了？”
“年纪轻轻，一身病气。”他转移了话题，“她奶奶是我远房表姐。那老太太也是个奇人，年轻时在省城学画，画得出了名，却突然回来，嫁了个山里汉子，一辈子没再出去。”
“夏萤跟她学画？”
“从小跟着。老太太临终前说，这孙女有天分，但命薄，承不住太大的才。”老林叹了口气，“有些树长得太直，太高，就容易招雷劈。人啊，也一样。”
屋顶铺到一半时，夏萤来了。她背着一个巨大的画架，手里提着工具箱，走得摇摇晃晃。老林立刻放下手里的活，快步走过去接。
“夏丫头，怎么自己扛这么重的东西？”
“没事的林伯，我走得动。”她笑，但脸色苍白得吓人。
我跳下屋顶，接过画架。很重，木质的支架，厚重的画板。
“不是说傍晚看日落吗？”我问。
“下午的光线最适合画水彩。”她喘了口气，“湖面反射的光，每时每刻都在变。我想从午后画到日落，记录变化。”
老林看了她一眼，又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继续铺草。
夏萤在院子里支起画架，开始调色。她调色的方式很特别——不是挤在调色盘上，而是挤在一张废纸上，用手指蘸取，在纸上抹开，观察色彩的浓淡、透明度，然后才转移到调色盘。
我看了一会儿，回到屋顶。
老林低声说：“那丫头画画时，整个人都在发光。但光太亮，烧油就快。”
这话和外婆说的“十全十美的东西，老天爷舍不得留太久”异曲同工。我想，是因为山里人对美有种本能的警惕——太美的东西，往往伴随着巨大的代价。
傍晚时分，屋顶铺完了。新茅草在夕阳下泛着温暖的金色，风吹过时，草尖微微颤动，发出沙沙的声响，像低语。
我和夏萤一起上东山。她坚持自己背画箱，但走得很慢，每走十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山路陡峭，有些地方需要手脚并用。
“你可以……扶我一下吗？”走到一半时，她忽然说，声音很轻。
我伸出手臂。她抓住我的手腕，手指冰凉，力道却很大，像溺水的人抓住浮木。
我们终于爬到山顶时，夕阳已经沉到山脊线。她立刻支起画架，但手在抖，调色时颜料洒了一地。
“对不起，”她蹲下身去捡，肩膀在颤抖，“我平时不这样的。”
“没事。”我也蹲下，帮她捡。
她的手碰到我的手，停住了。我们同时抬头，对视。
她的眼睛里映着最后的夕光，那种金黄在她瞳孔里燃烧，美得不真实。但我也看见了燃烧背后的东西——恐惧。对时间流逝的恐惧，对手抖的恐惧，对“画不出来”的恐惧。
“颜色不对。”她站起来，看着画布，又看着远处的湖，神色有些失落，“夕阳不是颜料管里的任何一种红。它里面有紫，有蓝，有橘，有灰……还有我说不出来的东西。”
“那就不要这么刻意呗，”我说，想起了老林的话，“画你看到的，而不是它应该是什么样子。”
她转头看我，眼神从焦虑慢慢变成某种释然。
“你说得对。”
她换了一支大号的笔，开始涂抹。不再追求精确的形状，而是用色块捕捉光线。画风变得狂放，颜料厚厚地堆叠，有些地方直接用刮刀刮出纹理。
太阳完全沉没后，她放下画笔，长长舒了口气。不是满足的叹息，而仿佛是耗尽全力的虚脱。
画布上的云湖夕照，确实有光在流动的感觉。但仔细看，能看出那些色块在颤抖——不是画面的效果，是她的手在抖造成的笔触震颤。这些震颤让画面有了另一种生命力，一种濒临崩解却仍在燃烧的生命力。
“很美。”我说，这次是真心的。
她笑了，开始收拾画具。动作很慢，每收一样都要停顿几秒，就像是在告别。
下山时，天完全黑了。我打着手电，她跟在我身后。有一段路特别陡，我回头想扶她，却看见她蹲在地上，肩膀剧烈起伏。
“夏萤？”
她抬起头，手捂着嘴，指缝间有暗红色的液体渗出。
“别过来。”她的声音从指缝里挤出来，“转过身去。”
我僵在原地。
她掏出手帕，擦嘴，擦手，动作很慢，很仔细。然后把手帕折好，塞进口袋深处。
“好了。”她站起来，脸色在月光下白得像纸，“我们继续走吧。”
“你……”
“老毛病。”她打断我，语气平静得可怕，“血小板低，容易出血。医生说没大事。”
这是今天第二次，她用“老毛病”这个词。但这次，我想，连她自己都不信了。
我们沉默地走完剩下的路。到她家小院门口时，她停下了。
“明天，还能见面吗？”她问，声音里有种不易察觉的乞求。
“能。”我点点头，回答道。
她点点头，走进院子，关上门。没有说再见。
我站在门外，听见里面传来压抑的咳嗽声，持续了很久。
回到草堂，老林留下的柴火堆在院子里。我生起火塘，煮了壶粗茶。火光跳跃，映在墙壁上，影子巨大而扭曲。
喝第二杯茶时，有人敲门。
出人意料的是，门外正是夏萤。她换了身衣服，头发湿漉漉的，像是刚洗过澡。
“我睡不着。”她说，眼睛红肿，显然哭过，“能……陪我说说话吗？”
我让她进来，给她倒了杯茶。她捧着茶杯，手还在轻微颤抖。
“今天谢谢你。”她坐在桌前，缓缓地说，“要不是你，我可能画不完那幅画。”
“是你自己画完的。”
“不，”她摇头，“是你那句话。‘画你看到的，而不是它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学画这么多年，奶奶，老师，所有人都教我规则：透视、比例、色彩原理……但没人告诉我，当真实不符合规则时，该怎么办。”
她喝了口茶，继续说：“生病之后，我开始怀疑一切规则。医生说我能活到十八岁，我活到了二十一。医生说不能剧烈运动，我偷偷爬山。医生说最后阶段会非常痛苦……我不知道这个规则，我会不会也能打破。”
“你想打破它？”
“我想理解它。”她看着火苗，“理解为什么是我。理解痛苦的意义。理解……如果一切终将结束，那么过程中的这些坚持，到底是为了什么。”
火塘里，一块木柴“噼啪”爆开，火星溅到她的裙摆上，她没躲。
“你知道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吗？”她忽然问。
“生物发光，化学反应。”
“是，但不够。”她放下茶杯，“它们腹部有两种物质——荧光素和荧光素酶。当它们混合，在氧气作用下，就会发光。这个过程会消耗大量能量，对于只有几天生命的成虫来说，是奢侈的浪费。但每一只萤火虫都在发光——不是为了照明，不是为了取暖，只是为了说：‘我在这里’。”
她看向我，火光在她眼睛里跳动：“你说你在城市里找不到‘真正的自己’。也许问题不在于寻找，而在于发光。找到你愿意为之燃烧的东西，哪怕只有几天，哪怕没人看见。那光，就是你的证明。”
“但如果光灭了怎么办？”
“那就灭了。”她说得轻描淡写，“萤火虫的光每晚都灭，第二晚还会有新的亮起。重要的不是光持续多久，而是它亮过。”
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茶凉了，我又添了热水。
“观隅，”她忽然说，“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可以不回答。”
“你问。”
“你在城里……有爱过什么人吗？”
问题来得突然。我愣了几秒，摇头：“没有。有过交往的对象，但谈不上爱。”
“为什么？”
“没时间。也没……力气。”我想了想，“爱需要完整的自己，而我在城里是碎片化的。上班是员工，下班是消费者，周末是母亲的儿子、他人的朋友、或者是某个社交圈的一员。每个角色都只占一部分，没有一个完整的‘我’可以去爱。”
她点点头，像是早就料到这个答案。
“我也没有爱过。”她说，“以前觉得遗憾，现在觉得……庆幸。少一个人为我难过。”
“不一定。”我说，“也许爱过，反而能让离开变得更容易些。至少知道有人会记得你。”
她笑了，眼泪却流下来：“你真残忍。”
“对不起。”
“不，谢谢你。”她擦掉眼泪，“谢谢你说实话。大多数人都会说‘别这么说，你会好起来的’，或者‘要乐观’。但实话……实话让人疼，但疼比麻木好。”
她站起来，身体晃了一下。我扶住她。
“我该回去了。”她说，“明天……明天我们去湖边写生吧。我想画晨雾中的湖。”
“好。”
送她到门口时，她忽然转身，抱了我一下。很轻，很快，像一片羽毛掠过。
“晚安，观隅。”
“晚安。”
她走进夜色。我站在门口，胸口还残留着她拥抱的触感——那么轻，那么小心，像怕碰碎什么易碎品。
回到火塘边，茶已经凉透了。我加柴，火苗重新窜起来。
那一晚，我做了一个很诡异的梦。
梦里的夏萤在画画，画布上的颜料不断流淌，变成血红色，淹没了整个画面。她想擦掉，却越擦越多。最后她扔掉画笔，坐在血泊里，轻声说：“颜色不对。”
我惊醒了。
天还没亮。我走到院子里，晨雾正从湖面升起，浓得化不开。
新铺的茅草屋顶湿漉漉的，在黎明前的微光里泛着银灰色。草堂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不是精致舒适的住所，而是一个可以容纳破损、允许修补的地方。
我忽然明白了夏萤说的“发光”是什么意思。
不是成为太阳，普照万物。而是像萤火虫一样，在属于自己的那片黑暗里，发出一点微弱的光。这点光可能照不亮别人，但至少能让自己看见——看见自己还存在，还活着，还能在深夜里飞出一小段距离。
哪怕这段距离的终点，是永恒的黑暗。
……
七月三日
今天咳血被他看见了。
其实可以躲得更隐蔽些，但当时太累了，累到懒得演。也好，演了这么久，终于可以松懈一点。
他的手很稳，扶我下山时，每一步都踏得扎实。那种稳定感，不禁让人有些嫉妒。我的身体已经很久不知道“稳定”是什么感觉了。每天都在变，今天比昨天更疼，明天比今天更无力。像坐在一艘不断漏水的船上，眼看着水位线一寸寸上涨，却无能为力。
但他出现了，像一块突然出现的浮萍。
我知道这很自私。把他拖进我的沉船里，对他不公平。但医生说的时间像沙漏，我已经没有余裕去考虑公平。我只想……只想在沉没之前，抓住一点真实的东西。
晚上去草堂找他。说了很多话，有些甚至没过脑子，就那么流出来了。关于发光，关于存在，关于爱。
拥抱他的时候，能闻到他身上的味道——木头、泥土、淡淡的汗味。很朴素，很真实。不像医院消毒水，不像颜料松节油，不像药片的苦味。
他说在城里没有爱过，因为没有一个完整的“我”。这话让我想哭。我也没有完整的“我”——我的“我”正在一点一点崩解。那我们两个不完整的人，能不能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瞬间？
荒唐。又在妄想。
但妄想是特权，将死之人的特权。我可以妄想一切：永久的健康，漫长的生命，爱与被爱。因为知道不会实现，所以可以尽情想象，像孩子画不可能存在的怪兽。
明天画晨雾。晨雾最好画，也最难画。好画是因为朦胧，细节可以含糊。难画也是因为朦胧，分寸把握不好就成了一团糟。
我想画出一场梦。一场潮湿的、转瞬即逝的、但真实存在过的梦。
药量又加了。现在每晚要吞十五片，五颜六色，像彩虹糖。吞下去时，我想：如果有一天，这些药片在我胃里融化，释放出的化学物质会不会在我的血管里发光？像萤火虫一样，在黑暗的身体内部，发出最后的光？
那应该很美。
睡吧。明天还要早起。
三
七月中下旬，云湖镇开始筹备一年一度的夏夜祭典。
我来到夏萤家的院子里还她前些日子落在草堂里的画笔时，正好看到张浩来找夏萤，在一个闷热的午后。他二十七八岁，皮肤黝黑，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裤，裤腿上沾着泥点。站在小院门口时，他搓着手，像个期待的小学生。
“夏萤姑娘，真不好意思打扰你。”他说话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镇上的祭典，你是知道的。往年都是老样式，灯笼上画些吉祥话、老图案。今年我想……想改改。”
夏萤正在院子里晾画布，回头看他：“怎么改？”
“画点真的。”张浩走进来，从背包里掏出一叠照片，都是云湖四季的景色，“这些都是我平时拍的。春天的杜鹃，夏天的萤火虫，秋天的枫林，冬天的雪。我想……能不能把这些画在灯笼上？让灯笼不只是灯笼，还是咱们云湖的……名片。”
夏萤翻看照片，一张张看得很仔细。照片拍得不算专业，有些甚至模糊，但角度都很特别——有从东山俯瞰的全景，有贴近水面拍的倒影，有特写的野花，有雨后的青石板路。
“这些是你拍的？”
“嗯。”张浩有点不好意思，“我没什么文化，就是喜欢。觉得咱们云湖好看，该让更多人看见。”
夏萤沉默了一会儿，问：“镇上老人能同意吗？祭典是老传统。”
“我去说。”张浩挺直腰板，“规矩是人定的，也能改。只要东西好，老人们会懂。”
他的眼神很坚定，有种山里人特有的执拗——认准一件事，就一头撞到底。
夏萤答应了。张浩立刻安排了老仓库当工作室，还找来两个镇上的姑娘帮忙——小梅和春妮，都是二十出头，手脚麻利，话不多。
我去看她时，仓库里已经摆满了灯笼骨架。棉纸堆成小山，颜料盒散落一地。夏萤蹲在中间，衣袖挽到手肘，脸上、手上都是颜料。她在试纸——不同厚度、不同质地的棉纸，用不同浓度的墨试效果。
“这张太洇，不行。”她撕掉一张，“这张太脆，糊灯笼容易破。”
小梅在旁边记录，春妮负责整理废纸。两个姑娘看夏萤的眼神，像看神明。
张浩每天都会来。有时带一筐新采的竹篾，有时带几桶刚熬好的浆糊。他话不多，来了就干活，修整灯笼骨架，打磨竹刺，糊第一层底纸。动作熟练，显然是老手。
“我爷爷就是做灯笼的，”有天他边干活边说，“小时候我蹲在旁边看，他一边糊一边说：‘灯笼啊，要圆，要亮，要轻。圆是圆满，亮是光明，轻是好提。’”
“你爷爷还做吗？”
“走了十年了。”张浩手下不停，“他走后，镇上灯笼就都是从外面买了。买的灯笼规整，但没魂。今年我想……把魂找回来。”
夏萤设计的灯笼，每盏都是一幅完整的画。她不用铅笔打稿，直接蘸墨落笔，线条流畅肯定。画云湖的晨雾时，她用极淡的墨，层层渲染，远山隐在雾后，湖面只有几道水痕。画秋日枫林时，她用朱砂调赭石，点染出层层叠叠的红，光影斑驳。
张浩每次看到成品，都会沉默很久。有一次，他指着画冬雪草堂的那盏灯笼，手在颤抖：“这……这是我太爷爷那时候的样子。屋檐下那个破瓦罐，我小时候还在，后来不知道哪去了。你怎么知道的？”
“老林说的。”夏萤头也不抬，“他说你太爷爷爱喝酒，每次喝完就把瓦罐扔在屋檐下，说接雨水酿酒。”
张浩眼眶红了。他转过身，用力抹了把脸，然后继续干活，动作更轻了，像怕惊扰什么。
不出意料，祭典前三天，矛盾爆发了。
张浩的三爷爷和五爷爷——镇上辈分最高的两位老人——听说灯笼要改样式，拄着拐杖来了仓库。三爷爷八十多了，背驼得厉害，但眼睛锐利；五爷爷稍微年轻些，脾气火爆。
“胡闹！”五爷爷一进门就吼，“祭典灯笼是祖宗传下来的样式！画什么真山真水？要画就画‘福禄寿喜’，画‘年年有余’！”
夏萤停下笔，站起来，没说话。
张浩上前一步：“五爷爷，您先看看……”
“看什么看！”五爷爷用拐杖戳地，“祖宗定的规矩，能随便改吗？小浩，你爷爷要是还在，非打断你的腿！”
三爷爷慢慢走到灯笼前，眯着眼看。他看得很仔细，一盏一盏，从春到冬。看了十几分钟，没人敢说话。
最后，他指着画秋日枫林的那盏：“这枫叶……是后山那棵老枫树？”
“是。”张浩说，“您看这树杈的走向，这叶子的形状……”
“我认得。”三爷爷打断他，声音忽然低沉下来，“我小时候，常去那棵树下玩。后来树被雷劈了，烧了三天三夜。你画的……是它被劈前的样子。”
他转过身，看着张浩，又看看夏萤，最后叹了口气：“画得好。但……不合规矩。”
“规矩是死的，湖是活的！”张浩急了，“三爷爷，您看看这些灯笼，它们不是死物，是活的！是咱们云湖的春夏秋冬，是咱们祖祖辈辈看过的景！”
“那又怎样？”五爷爷冷笑，“画得再像，能当饭吃？能保平安？祭典是祭神，不是办画展！”
夏萤这时开口了，声音很轻，但清晰：“两位爷爷，我不是要改规矩。我只是想……在规矩里，加一点真实的东西。”
她拿起画晨雾的那盏灯笼：“您看这雾。每年春天，云湖都有这样的晨雾。您小时候见过，您父亲见过，您爷爷也见过。这雾存在了几百年，几千年，比任何规矩都老。我想画的，就是这些比规矩还老的东西。”
三爷爷沉默了，他重新看向灯笼。
这次看得更久、更细，最终吐出一声长叹。
“唉……”
五爷爷想说什么，三爷爷摆摆手：“老五，别说了。”
他走到夏萤面前，这个驼背的老人，对着年轻的女孩，深深鞠了一躬：“姑娘，对不住。我们……老糊涂了。”
夏萤连忙扶住他：“您别这样……”
“该的。”三爷爷直起身，眼睛湿润，“你画的是我们的根。我们守着规矩，却差点把根忘了。”
他转身对张浩说：“挂吧。都挂上。让祖宗也看看，咱们云湖，还是他们记忆里的样子。”
两位老人互相搀扶着离开。走到门口时，三爷爷回头，对夏萤说：“姑娘，祭典那天，你要来。你要不来，这些灯笼……会寂寞的。”
他们走后，仓库里一片寂静。小梅和春妮在偷偷抹眼泪，张浩背对着大家，肩膀在颤抖。
夏萤重新坐下，拿起笔，继续画最后一盏灯笼。她的动作很稳，但眼角有泪滑落，滴在画纸上，晕开一小片墨迹。
祭典前夜，老林来草堂送柴火，带了一小坛梅子酒。
我们坐在樟树下，看着湖面渐渐被暮色吞没。酒很烈，入口辛辣，后味却有梅子的酸甜。
“夏萤那姑娘，”老林抿了一口，忽然说，“她今天来找我，问哪里萤火虫最多。”
“您怎么说？”
“我说，萤火虫不看地方，看时辰。”老林望着湖面，“也看人。心里有光的人，才能看见最多的光。”
他顿了顿：“小隅啊，你觉不觉得，夏萤那姑娘……像这梅子酒？”
“怎么说？”
“刚酿的时候，酸，涩，喝不下去。放久了，越来越醇，越来越香。但再好的酒，也有喝完的时候。”老林看着手里的酒碗，“而且好酒啊，往往不长寿。酿得太精，费的心血太多，反而容易坏。”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她还有多少时间？”我终于问出了这个一直不敢问的问题。
老林摇头：“不知道。山里的医生看不出这种病。但看她的气色……怕是熬不过这个夏天。”
我的手抖了一下，酒液洒出了酒碗。
老林按住我的手：“小隅，听我说。山里人有句话：该开的花春天自然会开，该落的叶秋天自然会落。你强求不得，也强留不得。但你可以记住——记住花开的样子，记住叶落的姿态。记住，就是另一种存在。”
他指着远处的山：“我在这山里活了七十多年，见过的生死，比树上的叶子还多。但我记得每一片特别好看的叶子。记得，它们就没白长。”
那一晚，我喝了很多酒。老林什么时候走的，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最后，我趴在石桌上，看着湖对岸夏萤的小院。那里亮着灯，微弱但坚持，像黑夜里的萤火。
我忽然想起她说的：“光从来不怕寂寞，只要有人愿意抬头看。”
我在抬头看。我一直都在看。
……
祭典那晚，云湖镇变成了一个光的梦境。
广场中央竖起十米高的杉木柱，挂满红灯彩绸。周围悬挂的灯笼全部点亮——夏萤画的那些云湖四季，在火光中获得了生命。最多的是夏夜萤火虫的灯笼，墨色的萤火虫在灯笼纸上“飞舞”，与广场上真实的萤火虫交相辉映，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分不清哪是画，哪是真实。
夏萤出现时，人群安静了一瞬。
她换上了一套正式的浅蓝色衣裙，不是棉布，是某种光滑的丝绸，在火光下泛着流水般的光泽。头发编成了复杂的发髻，插着一支银簪，簪头是萤火虫的形状。
但她脸上没有任何妆容，苍白依旧，甚至比平时更苍白。只有眼睛异常明亮，像把所有生命力都集中在了那两团火焰里。
鼓声响起时，她开始跳舞。
那不是排练过的舞蹈，没有固定的动作，没有刻意的姿态。她只是随着鼓点，用身体表达——有时舒展如云，有时蜷缩如叶，有时旋转如风，有时静止如水。裙摆飞扬，银簪上的萤火虫在火光中闪烁，仿佛随时会飞走。
周围的人开始加入，但都自觉与她保持距离，像是在守护一场神圣的仪式。张浩在不远处敲鼓，鼓点从急促到舒缓，再从舒缓到激昂，完全跟随她的舞步。
我站在人群边缘，无法移开目光。
在她跳舞的时候，时间仿佛失去了意义。过去、现在、未来坍缩成此刻，所有烦恼、疲惫、对死亡的恐惧，都被那旋转的身影暂时驱逐。她不是在跳舞，是在燃烧——把剩余的生命力，都浓缩在这几分钟里，烧成最亮的光。
舞蹈临近尾声时，她的动作慢下来，最终停在一个伸展的姿势，仰头望着星空。鼓声也停了。广场上一片寂静，只有灯笼里的火苗在噼啪作响。
然后，掌声如雷。
夏萤微微喘息，穿过人群走向我，伸出手：“来，一起跳。”
我摇头：“我不会。”
“不需要会。”她的眼睛在火光中闪烁，“跟着感觉走。”
我握住她的手，冰凉，但手心有汗。她拉着我走进人群中央，鼓声再次响起，这次是轻松的节奏。
起初我僵硬得像木头，但她很有耐心，带着我旋转，踏步，摇摆。渐渐地，我放松下来，不再想动作对不对，只是跟着节奏，跟着她的引导，跟着火光和人群的欢呼。
有那么几个瞬间，我忘记了所有——忘记了城市的疲惫，忘记了草堂的简陋，忘记了夏萤的病，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名字。我只是一个在夏夜祭典上跳舞的身体，被音乐和火光包裹，自由得不可思议。
“开心吗？”夏萤在我耳边大声问，热气喷在耳廓。
“开心！”我也大声回答，声音嘶哑。
那一刻是真的开心。纯粹的、不带任何杂质的开心，像童年第一次看见雪。
祭典的高潮是集体祈福仪式。所有人手持灯笼，围绕中央的杉木柱站成数圈。三爷爷作为主祭，开始吟唱古老的祝词，声音苍老但洪亮，在夜空中回荡：
“山有灵兮水有魂，光不息兮人长存……”
祝词很长，我听不懂大部分内容，但那旋律有种原始的感染力，让人心生敬畏。最后，所有人同时举起灯笼，齐声高呼：“云湖永驻——”
就在那一刻，我点亮了夏萤给我的那盏小灯笼。
暖黄的光晕从棉纸里透出来，画上的萤火虫仿佛活了过来，在光影中翩翩起舞。我闭上眼，没有许愿——愿望太奢侈，也太虚无。我只是在心里说：记住这一刻。记住这场光，这场舞，这个人。
记住。
仪式结束后，祭典进入自由活动时间。人们开始散去，灯火逐渐稀疏，夜色重新涌上来。狂欢后的寂静，比之前的喧嚣更显得空旷。
我和夏萤离开广场，沿着青石板路慢慢往回走。远离人群后，她的步伐明显慢下来，身体靠向我，大半重量压在我手臂上。
“累了吗？”我问。
“嗯。”她声音很轻，“但值得。”
走到草堂前那片空旷的平地时，她停下脚步，松开了我的手。月光很亮，照得她的脸近乎透明，能看见皮肤下青色的血管在微弱地搏动。
“观隅，”她轻声说，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祭典结束了。”
“嗯。”
“热闹散了……真好。”
她深吸一口气，又缓缓吐出，像是在积蓄勇气。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种我从未见过的决绝。
“我有件事，必须告诉你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预感到什么，但没有打断。
“我骗了你。”她说，每个字都说得很慢，“不是小病。是白血病，晚期。医生说我……活不过这个夏天。”
尽管与老林谈话时，便有了这种预感，但亲耳听到时，我还是感觉像被重锤击中胸口，呼吸一滞。
她继续说，声音平静得可怕：“我来云湖，不是来画画。是来等死。我想在一个有萤火虫的地方，安静地离开。就像真正的萤火虫一样，在夏天结束的时候，自然地熄灭。”
泪水从她眼中滑落，但她没有擦，任由它们流淌。
“遇见你，是意外。也是……折磨。”她苦笑，“我每天都在挣扎：该不该靠近你，该不该告诉你真相，该不该让你承受这些。我很自私，观隅。我明知道自己没有未来，还是忍不住想抓住一点温暖，一点真实。”
她握住我的手，手指冰凉，力道却很大：“但我不能再自私下去了。祭典结束了，夏天也快结束了。我该……走了。”
“走去哪里？”我的声音嘶哑。
“去哪里都行，只要不在这里。”她摇头，“我不想让你看见我最后的样子。不想让你看见我枯萎，腐烂，变成一具丑陋的尸体。我想让你记住的，是今晚跳舞的我，是画画的，是指着萤火虫说‘看’的我。”
“可是——”
“没有可是。”她打断我，语气突然强硬，“观隅，听我说。死亡是我的事，是我的战斗。你不能参与，也不该参与。你的任务，是活着，好好地活着，带着今晚的记忆，带着这个夏天的光，继续往前走。”
她松开我的手，后退一步，月光下，她的身影单薄得像一张纸。
“明天我会离开云湖。回城里，回医院，去走完最后那段路。我们……不要再见了吧。”
说完，她转身就要走。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腕。很细，细得我稍一用力就会折断。
“夏萤，”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你说死亡是你的事。那我问你：生命是谁的事？”
她僵住了。
“如果生命是你的事，那你为什么要在乎我怎么看你？如果死亡是你的事，那你为什么要替我决定我该记住什么？”我的声音越来越大，压抑了这么久的情感终于爆发，“你说你自私，那我呢？我也想自私一次——我想陪你走完最后这段路，不管多艰难，多痛苦。我想记住你的全部，不仅仅是光鲜的样子，还有脆弱的、痛苦的、不堪的样子。因为那都是你，完整的你！”
她转过身，满脸泪水：“你会后悔的。等你看着我一天天衰弱，看着我被疼痛折磨，看着我在你面前一点点消失……你会恨我，恨我把这么残酷的东西强加给你。”
“我不会。”我摇头，“我会痛苦，会难过，但不会恨。因为这是你给我的——不是你给我的负担，是你给我的信任。你让我看见真实的你，包括最黑暗的部分。这比任何美好的幻象都珍贵。”
她哭出声来，不再是压抑的啜泣，而是放声大哭，像要把所有委屈、恐惧、不甘都哭出来。我抱住她，她在我怀里颤抖，像寒风中最后一片叶子。
哭了很久，她终于平静下来，抬起头，眼睛红肿，但眼神清澈。
“你真的……不害怕？”
“害怕。”我诚实地回答，“但比害怕更强烈的，是不想让你一个人。”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紧紧地抱住我。
“那……我们一起走完这个夏天。”她轻声说，“一起看萤火虫消失，一起等秋天来。”
“好。”
我们手牵手走回她的小院。月光下，两个长长的影子合二为一，像一道光，艰难但坚定地，在黑暗中前行。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这让我不禁又想起了自己过往的挣扎与迷茫。我想要的并不是泛泛的言语交流，可是，不说出来的心意是永远都不会被明白的——心有灵犀终究是奢望。我想要的也并非无意义的寒暄，可我又的确在内心深处渴望着一种深刻的连接，但那绝不是肤浅的相互理解，或仅仅是与人愉快相处之类的东西。我并不是单纯想被人理解……或许，我更想要的，是理解他人，理解这个世界运行的秘密，理解光与暗的真相。我想明白，我想知道——因为知道了，就可以获得某种安心，就可以摆脱茫然不知的恐惧。茫然不知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如同行走在无边的黑暗里；可想要彻底了解某事某人，又显得那么自以为是、独断专行的妄想——这念头真是可悲又可恨。而我竟然真的怀着这种丑陋的、探究一切的愿望，实在令人厌恶得无以复加。但如果……如果双方都能这么想，能相互强加这丑陋的自我满足，并予以宽恕……不，我深知这种事情绝无可能，更明白自己是得不到这种完美却扭曲的关系的。
可即便如此，我仍然，像一个在沙漠中跋涉的旅人渴求甘泉一般，渴望着那份真实，那份触及灵魂的、毫无保留的真实。
……
七月二十三日，祭典夜
说出来了。
终于说出来了。
比想象的轻松，也比想象的沉重。轻松是因为不必再伪装，不必再强颜欢笑。沉重是因为……他接受了。他真的接受了。
他说“不想让你一个人”。这话像一把刀，剖开了我所有的防线。
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人。一个人看病，一个人吃药，一个人面对医生的宣判，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哭。父母爱我，但他们太爱我了，爱到不敢看我痛苦的样子，爱到只能背着我哭。朋友关心我，但关心隔着距离，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只剩下尴尬的沉默。
所以我学会了独自承担。把疼痛关在身体里，把恐惧锁在心底，把眼泪咽回肚里。我筑起高墙，告诉自己：这是我的战争，我的命运，我一个人的长征。
可是他来了。他站在墙外，不是要推倒墙，而是伸出手，说：让我进去，让我和你一起。
多么愚蠢。多么……美好。
今晚的舞，是我这辈子跳过最自由的舞。不是因为技巧，不是因为观众，而是因为……在跳舞的时候，我暂时忘记了这具正在崩解的身体。我只是纯粹的存在，纯粹的光，纯粹的运动。
和他跳舞的时候，能感觉到他的紧张，他的笨拙，但也能感觉到他的真诚。他在努力跟上我，不是在施舍，不是在迁就，而是在认真地、笨拙地，想要参与我的世界。
那一刻我想：如果时间停在这里多好。停在这个火光摇曳的夜晚，停在这支永远跳不完的舞里。
但时间不会停。疾病不会停。死亡不会停。
所以我们要跑。跑在时间前面，跑在疾病前面，跑在死亡前面。在有限的时间里，创造无限的瞬间。
明天开始，我要画一组新的画。不是云湖的四季，而是……光的各种形态。晨光，夕光，月光，星光，萤火虫的光，灯笼的光，眼睛里的光。
我想在离开之前，画完世界上所有的光。
然后，把我的光，留给他。
药快吃完了。妈妈明天会寄新的来。白色的药片，像小小的墓碑，每天排着队进入我的身体，为我挖掘坟墓。
但今晚，我不怕了。因为有人会记得，这座坟墓里，埋葬过一个会发光的人。
晚安，世界。晚安，观隅。
这个夏天，因为有你在，我不再害怕黑暗。
四
接下来的日子，在我眼里，时间有了不同的质感。
它不再是均匀流逝的河流，而是一段段被标记的间隔：吃药的时间、画画的黄金时间、疼痛发作的时间、和观隅在一起的时间。每个时间段都有不同的重量，有的沉重如铅，有的轻盈如羽。
我的身体状况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恶化。早晨醒来时，手指僵硬得握不住画笔；走路超过十分钟就需要停下休息；咳嗽越来越频繁，咳出的血从暗红变成鲜红；食欲几乎消失，只能勉强喝点粥。
但奇怪的是，我并不像想象中那样恐惧。疼痛来临时，我学会观察它——它从哪个部位开始，以什么方式蔓延，是尖锐的刺痛还是钝重的闷痛。我把这些感受记录下来，不是作为病历，而是作为素材。有一天我对观隅说：“疼痛也是有纹理的。有的像粗糙的砂纸，有的像细密的针尖，有的像厚重的绒布。”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最后只说：“你总是能找到美的角度。”
“不是美，”我纠正他，“是真实。疼痛是最真实的感受，比快乐更真实。快乐会欺骗你，让你误以为永恒。但疼痛从不撒谎——它时刻提醒你：你在活着，你在衰败，你在走向终点。”
观隅开始照顾我，笨拙但细心。他学会了熬中药，记住了每种药片的服用时间和剂量，在我咳血时不再惊慌，只是默默递上手帕和温水。他也学会了沉默——不是无话可说的尴尬沉默，而是陪伴的沉默，一种“我在这里，你可以不用说话”的沉默。
我们继续画画。在我的小院里，他支起画架，我坐在椅子上，盖着薄毯。我画光，他画我。
“你画我做什么？”我问，“我又不是风景。”
“怎么不是？”他说，笔不停，“有山峦的起伏，有河流的脉络，有云雾的遮蔽，有光的穿透。”
我笑了，咳嗽起来。他放下画笔，轻拍我的背。
“疼吗？”
“有点。但还能忍。”
我们去看萤火虫的次数越来越少，因为我已经走不动那么远的路。但观隅会背我去——不是浪漫的公主抱，而是实用的背姿，我趴在他背上，手臂环着他的脖子。他的背很宽，很稳，每一步都踏得扎实。
“重吗？”我问。
“不重。你太轻了。”
这是真的。我的体重在一个月内掉了十五斤，骨头硌着骨头，皮肤松垮地挂在骨架上。镜子里的我越来越陌生，像一具披着人皮的骷髅。
但观隅看我的眼神没有变。不是同情，不是怜悯，而是一种……专注的凝视，像在欣赏一幅正在褪色的古画，惋惜但不悲伤。
就这么一直到了八月中旬，萤火虫开始减少。夜晚的湖边不再有光海，只有零星几点，在草丛里苟延残喘般闪烁。
“夏天要结束了。”我说，坐在湖边的大石头上，裹着厚厚的披肩。虽然是夏夜，但我已经觉得冷。
“嗯。”观隅坐在我身边，手臂环着我的肩。
“你说，萤火虫知道自己快死了吗？”
“不知道吧。它们只是遵循本能，发光，求偶，产卵。”
“那真好。”我靠在他肩上，“无知是福。”
沉默了一会儿，我问：“观隅，你相信有来世吗？”
“不知道。科学家只说意识是大脑的产物，大脑死了，意识就消失了。”
“那我希望科学家是错的。”我轻声说，“我希望有来世。不是想永生，只是想……再有一次机会，体验完全不同的生命。比如做一棵树，站着不动，看一百年风景。或者做一块石头，被河水打磨成卵圆。”
“那你想做什么？”
“想做风。”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自由，无形，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冷了就去南方，热了就去北方，累了就停在树梢休息。”
他笑了：“那你记得回来。回云湖，告诉我你去过的地方。”
“好。”我闭上眼睛，“如果我变成了风，每年夏天都会回来，吹过湖面，吹过草堂，吹过你的窗前。你会知道，那是我。”
那晚的对话像最后的告别预演。我们都在练习——练习说出那些平时不敢说的话，练习接受即将到来的永别。
八月下旬，我彻底无法下床了。
疼痛从局部蔓延到全身，像有无数细针在骨髓里搅动。止痛药的剂量越来越大，效果却越来越短。意识在清醒和模糊之间摇摆，有时我会突然忘了自己在哪里，喊着奶奶的名字；有时我会盯着天花板，数上面的裂纹，一条，两条，三条……
观隅几乎住在了小院。他在我床边支了张简易床，夜里我稍有动静他就会醒来。妈妈从城里赶来了，看见观隅时，她愣了很久，然后深深鞠了一躬：“谢谢你，孩子。”
“应该的。”观隅说，声音沙哑。
他也瘦了很多，胡子拉碴，但眼神依然清澈。
最后那几天，时间失去了线性。过去、现在、未来混在一起，像打翻的调色盘。我会突然说起童年的事，说起第一次看见萤火虫的夜晚，说起奶奶教我画第一笔水墨。也会说起从未发生过的幻想：和观隅一起变老，在草堂边种满花，冬天围炉煮茶，夏天湖心泛舟。
“那些画……”我断续地说，“都留给你。不要挂在美术馆，就挂在草堂。让每一个去草堂的人，都能看见云湖的光。”
“好。”
“灯笼……每年祭典，都要做新的。不要复制我的，要画你看见的。你的云湖，和我看见的……不一样。”
“好。”
“还有……不要一直守着。该回城里就回，该恋爱就恋爱，该结婚就结婚。只是……偶尔想起我就好。”
这一次，他没有说“好”。他握住我的手，握得很紧：“夏萤，你听我说。我会继续生活，会工作，会去爱别人，甚至也会死去。但有一件事不会变，那就是我不会忘记你，你不是回忆，不是过去，是现在进行时的一部分。只要我还活着，你就以某种方式活着。”
泪水模糊了视线。我想说谢谢，但发不出声音。
最后那个黄昏，我忽然觉得精神好了很多。疼痛减轻了，呼吸顺畅了，甚至有了些许食欲。
我知道这是什么——大概是叫回光返照吧。
“观隅，我想去湖边。”
他看着我，眼神充斥着挣扎：“可是你……”
“最后一次。”我乞求，“求你了。”
他最终还是答应了。用轮椅推着我，沿着我们走过无数次的小径，慢慢走向湖边。妈妈想跟来，我摇头，她懂了，停在院门口，泪流满面。
湖边的黄昏很美。夕阳把云层染成金红色，湖面像一块燃烧的琥珀。萤火虫几乎看不见了，只有零星几只，在渐渐浓重的暮色里做最后的挣扎。
观隅把轮椅停在湖边的大石头旁，扶我坐上去。他坐在我身边，手臂环着我，像往常一样。
“你看，”我指着天边，“像不像我画的那幅夕照？”
“像。但比画更美。”
“因为真实。”我靠在他肩上，“真实的东西，总比再现更……完整。”
夕阳沉入山脊，最后一缕光消失的瞬间，湖面从金红变成深蓝，再变成墨黑。星星一颗颗亮起来，先是天狼星，然后是织女星，牛郎星，最后整个银河浮现，横跨天际。
“观隅。”
“嗯？”
“我爱你。”
这句话我说过很多次，在画完一幅满意的画时，在看到萤火虫海时，在祭典跳舞时。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是在我知道“永远”这个词对我而言只剩下几分钟的时候。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没听见，或者不想回答。
然后，我感到一滴温热的液体落在我的手背上。接着是第二滴，第三滴。
他哭了。无声地，但肩膀在颤抖。
“我也……我也爱你啊！可是……为什么……为什么……”
我用手抚了抚他的头发安慰他，随后笑了，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笑。
够了。他爱我，这句话，就够了。
身体开始变轻，像要浮起来。疼痛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暖的倦意。视线模糊，星星融化成光晕，湖面变成一片柔软的黑。
“观隅。”
他拭去眼泪：“我在。”
“……晚安。”
“……晚安，萤。”
我闭上眼睛。最后的感觉是他手臂的温暖，最后的声音是他平稳的心跳，最后的画面是想象中无数萤火虫升起，汇成光的河流，流向星空深处。
随后，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
她走得很安静。像她说的，像真正的萤火虫，在夏天结束的时候，自然地熄灭。
我抱着她逐渐冰冷的身体，在湖边坐到天边泛白。没有哭，没有喊，只是静静地坐着，感受她的重量从真实变得虚幻，温度从温热变得冰凉。
晨雾起来时，我背起她，走回小院。每一步都很沉重，不是身体的负重，而是心的。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背她了。
她妈妈在院门口等着，眼睛肿得几乎睁不开。她看见我背上的夏萤，捂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
“阿姨，”我说，声音平静得自己都惊讶，“我想把她葬在草堂边，那棵老樟树下。她说过，喜欢从那里看湖。”
她点点头，一句话没说。
消息传出后，老林最先来了，带着工具。随后是张浩，带着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镇上的人们陆续也来了，没有人说话，只是默默地帮忙。
墓穴是我亲手挖的。泥土湿润，带着草根和蚯蚓。一锹，一锹，往下挖。汗水混合着泪水滴进泥土，我想起她说的：“人从泥土里来，回泥土里去。”
下葬时，她妈妈把夏萤最爱的画笔和调色盘放了进去。我放了她给我的那盏小灯笼，还有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提的那盏画着兰草的。
“让她……有光。”阿姨说，终于哭出声。
填土时，所有人都很慢，很轻，像怕惊醒一场梦。土堆起来，形成一个小小的坟茔。没有立碑，老林说：“等开春，种棵她喜欢的花，就是最好的碑。”
葬礼结束后，人们陆续离开，坟前很快就变的空荡荡的。
张浩最后走，拍拍我的肩：“需要什么，随时找我。”
只剩下我和阿姨，站在新坟前。
“孩子，”她开口，声音嘶哑，“谢谢你。萤萤最后这段时间……因为你，她是笑着走的。”
“该说谢谢的是我。”我看着坟茔，“她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夏天。”
临走前，她留下了一张银行卡。
“密码是萤萤的生日。她说，如果你需要，就用这笔钱修葺草堂，或者……开始新的生活。”
我没有拒绝，但我知道我绝不会用。草堂我会自己修，生活我会自己开始。
第二天，我开始整理夏萤的遗物。
画室里堆满了画，从早期稚嫩的习作到后期成熟的作品，从写实到抽象，从水彩到油画到水墨。我按照时间顺序整理，看着她的笔触从青涩到自信，再到最后的颤抖——那颤抖不是退化，而是一种突破，一种超越技巧的、直达本质的表达。
最后一组画，她命名为《光的质地》。全是抽象作品，用色大胆，笔触狂放。但仔细看，能看出光的各种形态：晨雾中散射的柔光，夕阳燃烧的烈光，月光清冷的静光，萤火虫微弱的颤光，灯笼温暖的晕光，还有……眼睛里的光。那些眼睛，有的清澈，有的浑浊，有的充满希望，有的盛满绝望，但都有光。
我在其中一幅面前驻足很久。画面中央是一团暖黄的光晕，周围是深浅不一的蓝，从深蓝到浅蓝到近乎透明的白。光晕中心，有两个极小的人影，手牵手，站在湖边。
画的背面，她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
“观隅，这是我心中的我们——两粒微尘，在宇宙的黑暗里，发出一点互相照亮的光。足够了。”
一滴水毫无预兆地落下，滴在画板的背面。
——泪水终于决堤。
我跪在地上，哭了很久，像要把这辈子没流的泪都流完。为她的离去，为我们短暂的相遇，为所有来不及说出口的话，为所有再也无法实现的可能。
良久，我吸了吸鼻子，站起来，把画小心翼翼地卷好，用油纸包起来。
接下来的日子，我搬回了草堂。开始修葺，不是草草修补，而是彻底翻修。老林教我木工，张浩帮我运材料，镇上的人偶尔会来搭把手。
屋顶重新铺了茅草，墙壁重新抹了泥，窗户换了新纸，地板重新铺了木板。我在西墙开了更大的窗，这样每天傍晚都能看见完整的日落。在东墙做了整面的书架，把夏萤的画一幅幅挂上去。
我还开始学做灯笼。从劈竹开始，学削篾，学烤弯，学扎架，学糊纸，学画画。第一批灯笼做得很丑，竹篾粗细不均，架子歪歪扭扭，纸糊得皱巴巴，画更是惨不忍睹。
老林看着我的第一盏灯笼，沉默了很久，说：“丑是丑，但……有魂。”
“什么魂？”
“想做好一件事的魂。”他说，“夏萤那丫头，当时第一次做灯笼的时候，比你这还丑。但她不放弃，做了拆，拆了做，直到满意为止。”
于是我也做了拆，拆了做。第二批，第三批……渐渐地，灯笼有了形状，有了光亮……有了生命。
秋天来的时候，草堂修葺完成。我在院子里种了晚香玉，围着樟树种了一圈。老林说，这花夏天晚上开，香得很，能传很远。
樟树下是她的坟，我没有立碑，只是在周围用鹅卵石围了一圈，石缝里种了苔藓和迷你多肉。每天傍晚，我都会在石圈中央点一盏灯笼，就放在她给我的那盏小灯笼旁边。
点亮灯笼时，我会对着坟茔说话，好像她就在我的对面，一如既往地聆听着。
“萤，今天东山起了很大的雾，像你画的那幅。”
“萤，老林新酿了桂花酒，说等你‘回来’喝。”
“萤，我又梦见你了，你在湖边画画，画上的光在流动。”
说话的时候，能闻到晚香玉的香气，能听见湖水的波动，能看见灯笼的光晕在暮色中晕开。我会想起她说的：“只要光还在，她就在。”
也许她说得对。只要我还记得，只要我还点亮这些灯笼，她就以某种方式存在着——在我的记忆里，在草堂的光里，在云湖的四季里。
张浩的祭典策划很成功，云湖镇渐渐有了名气，游客多了起来。但他特意在草堂周围划了一片区域，立了牌子：“私人领域，请勿打扰。”
他说，这是夏萤姑娘喜欢的地方，得让她安静地睡着。
我偶尔会去镇上帮忙，教游客做简单的灯笼，讲云湖的故事。但大多数时间，我待在草堂，画画，做灯笼，整理夏萤的遗作。
有一天，一个从省城来的画廊老板看到夏萤的画，惊为天人，想要全部买下，办个展。
“这些画有力量，”他说，“尤其是后期的抽象作品，直击灵魂。我可以让夏萤这个名字，被更多人知道。”
我拒绝了。
“为什么？”他不解，“这是让她的艺术获得认可的机会！”
“她的艺术不需要别人的认可。”我揉了揉额头，说，“她画画，不是为了出名，只是为了表达。这些画，是她和云湖的对话，是她和光的对话，是她和生命的对话。它们属于这里，不只是属于我，更属于这片山水，属于每一个真正需要光的人。”
不过最终，在他的一再坚持和我的一再让步，我还是选了十幅画，借给他展览，不过条件是：展览结束后，必须完整归还，并且门票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要捐给儿童血液病研究中心。
展览很成功。评论家们用各种术语分析夏萤的画：“生命的在场与缺席”“有限性与永恒性的辩证”“痛苦中美学的升华”……
我看着那些评论，想着，夏萤如果看到，大概会笑吧。她会说：“他们想太多了。我只是在画我看见的光。”
冬天来了，云湖下了第一场雪。
我坐在草堂里，围着火塘，做新一批灯笼。这次我想做一组“四季光影”，把夏萤画过的云湖四季，用灯笼的形式再现。
一如既往老林来了，带来一壶烫好的黄酒。
“尝尝，今年的新酒。”
我们围着火塘喝酒。酒很暖，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
“小隅，”老林忽然说，“春天有什么打算？”
“继续做灯笼。想把她的的画，都做成灯笼系列。春雾，夏萤，秋枫，冬雪。每个季节一组。”
“然后呢？”
“然后啊……”我看着火苗，“也许开个小工作室，教镇上的孩子做灯笼，画画。张浩说，可以结合祭典，做成体验项目。”
老林点头：“这个好。手艺要传下去，光也要传下去。”
他喝了一口酒，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变了。”
“变了？”
“刚回来的时候，你像根绷紧的弦，随时会断。现在……松了，但更有韧劲了。”
我想了想，确实。刚回来时，我带着城市的疲惫和迷茫，像一具空壳。现在，虽然心里有永远无法填补的空洞，但壳里有了内容——记忆，手艺，责任，还有爱。
“是夏萤改变了我。”我想了想，说。
“不全是。”老林摇头，“是她给了你契机，但改变是你自己完成的。就像萤火虫——别人可以给你光，但发光的过程，是你自己的进化。”
我笑了。这话很有老林的风格。
雪逐渐大了，窗外一片白茫茫。湖面结了薄冰，映着雪光，亮得刺眼。
我看着老林离去的背影，形单影只地，慢慢消失在白色的田地里
夜晚，我独自坐在火塘边，看着夏萤的坟。雪覆盖在卵石圈上，像一圈白色的花环。灯笼还亮着，在雪夜中晕开一团温暖的光晕。
我想起夏天最后那个夜晚，她在湖边说的：“如果我变成了风，每年夏天都会回来。”
那么，雪是不是她变的另一种形态？纯净，安静，覆盖一切，让世界暂时变得崭新。
我抬起头，雪落在脸上，冰凉，但温柔。
伸出手，雪花落在掌心，瞬间融化，变成一滴水。
就像生命。短暂，脆弱，但美丽。在消融之前，曾以完整的形态存在过。
这就够了。
回到草堂，我拿起画笔，在未完成的灯笼上继续画。画的是冬夜的湖，雪覆盖的草堂，窗内一点暖黄的光，光里有两个模糊的人影，一个在画画，一个在看。
灯笼的背面，我写了一行小字：
“给萤——你变成了雪，变成了风，变成了光，变成了永不熄灭的夏天。”
画完最后一笔，天快亮了。雪停了，东方泛起鱼肚白。
我吹灭蜡烛，走到院子里。晨光熹微中，整个云湖一片洁白，像刚铺开的画布。
新的一天开始了。
夏天会结束，但光不会熄灭。
萤火虫会逝去，但记忆会让它们永远飞舞。
而我会继续活着，点亮灯笼，修葺草堂，教孩子们画画，在每一个季节想念她，在每一次呼吸中延续那个夏天。
因为有些相遇，不是为了长相厮守，而是为了在彼此的生命里刻下一道光痕。从此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在什么样的黑暗里，只要想起那道曾经照亮过自己的光，就还有勇气继续往前走。
五
五年后，草堂
又是一个夏天傍晚。
草堂已经变了模样。屋顶的茅草换过两次，颜色从金黄变成深褐；墙上的画又多了几十幅，有我的，也有镇上孩子们的；书架塞满了书，从曾祖父留下的古籍到我新买的画册；院子里种满了花，四季轮开，永不寂寞。
我在院子里支起一张大桌子，周围坐着七八个孩子，从六岁到十二岁不等。他们正在做灯笼——今年的祭典主题是“我眼中的云湖”，孩子们可以自由创作。
“观老师，你看我的！”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举起灯笼，上面画着歪歪扭扭的湖和山，太阳是红色的，特别大，占了半个画面。
“很好，太阳画得很有力量。”
“因为我喜欢晴天！”小女孩咧嘴笑，缺了一颗门牙。
另一个男孩画的是夜钓——他爸爸是渔民，经常带他晚上去湖上。画面上，小船漂在湖心，船头一盏灯，周围是星星点点的萤火虫。
“萤火虫画得真好。”我说。
“我妈妈说，夏萤姐姐最喜欢萤火虫。”男孩认真地说，“虽然我没见过她，但还是画了很多，让她也能看见。”
我不禁一愣，随后点点头：“她会看见的。”
五年来，我一直在草堂办免费的美术课。起初只有两三个孩子，现在有二十多个，分批次来。我不教他们规则，只教他们观察——观察光的变化，观察云的形状，观察花的纹理，观察自己内心的感受。
每年，张浩的祭典越办越大，成了附近有名的文化活动。但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核心区域必须是本地人主导，游客只能参观体验。他说，这是夏萤的精神——真实，本地，扎根。
老林走了，在去年的冬天。
临终前的那个夜晚，他把我叫到床边，递给我一个木盒：“给你。我毕生所学，都在里面了。”
盒子里是他所有的木工工具，每一把都磨得锃亮，手柄被岁月和手掌磨出了凹陷。还有一本手抄的册子，记录着各种木材的特性、处理方法、榫卯技巧。
“手艺要传下去。”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的话。
我把老林葬在了后山，面向云湖。墓碑是他生前自己刻的，只有两个字：“木匠。”
傍晚，孩子们陆续被家长接走。我收拾好画具，点亮院子里的灯笼——现在已经不是一盏，而是十几盏，挂在檐下，围在坟边，摆在石桌上。暖黄的光晕连成一片，在暮色中像一条光的河流。
我走到樟树下，夏萤的坟前。晚香玉开得正盛，香气浓郁。卵石圈里，苔藓翠绿，多肉肥厚。
“萤，今天孩子们画了很好的画。”我轻声说，“那个叫小鱼的女孩，画太阳特别有天赋。我说你可以当画家，她说不要，要当种太阳的人——种很多很多太阳，让世界永远明亮。”
我顿了顿：“很像你会说的话，对吧？”
风吹过，树叶沙沙响，像在回应。
我抬起头看向星光点点的天空：“祭典又要到了。今年我想做一组特别的灯笼，用孩子们画的画。张浩说，这叫‘薪火相传’。我觉得你会喜欢。”
我从怀里掏出一盏崭新的灯笼，很小，很精致，竹骨是我用老林教的方法慢慢烤弯的，纸是我自己造的棉纸，画是我画的——画面上，一个女孩提着灯笼走在湖边，身后跟着一群孩子，每个孩子手里都有一点光。远处是草堂，窗内透出暖黄的光。
“这是给你的。第五年了，我还是会做灯笼给你。”
我把灯笼放在卵石圈中央，点亮。
光晕漾开，照亮了晚香玉洁白的花朵，照亮了苔藓细腻的纹理，照亮了墓碑上不存在的字。
远处传来人声，是游客在湖边散步。有笑声，有赞叹声，有相机快门声。
但草堂周围很安静。张浩立的牌子还在：“私人领域，请勿打扰。”
我坐下来，靠着樟树，看着湖面。夕阳已经完全沉没，天空从深蓝变成墨黑，星星一颗颗亮起来。
然后，我看见光了。
不是星光，不是灯光，是萤火虫的光。从湖边的水草丛里，颤巍巍地升起，一点，两点，十点，百点……越来越多，汇成一片光的海洋。
今年的萤火虫特别多。老林说过，有些年份是这样，没有原因，就是特别多。
光点在夜空中飞舞，画出没有规律的轨迹。有些飞得很高，几乎触到星星；有些飞得很低，贴着湖面；有些聚在一起，像一团移动的光云；有些独自飘荡，像迷路的灵魂。
我看着这片光海，忽然想起夏萤说的：“每一只萤火虫，都只有短短几周的生命。但你看，它们却仍竭尽全力，在点亮这片夜晚。好像生怕辜负了这夜晚一样。”
它们确实在竭尽全力。每一只都在燃烧自己最后的能量，发出那一点微弱但坚定的光。
也许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此：不是持续多久，而是在存在的时候，是否全力燃烧过。
我站起来，走到湖边。萤火虫围绕着我飞舞，有的停在肩头，有的掠过脸颊，有的在眼前盘旋。光点倒映在湖面上，上下辉映，分不清哪是天上的星，哪是地上的萤，哪是水中的影。
在这片光的包围中，我忽然感觉到一种奇异的平静。不是忘记，不是释怀，而是接受——接受生命的有限，接受失去的痛苦，接受记忆的永恒。
夏萤不在了。但她留下的光还在——在她的画里，在我做的灯笼里，在孩子们的眼睛里，在每一只萤火虫的闪烁里，在我的心里。
只要我还记得，夏天就永不结束。
我转过身，走回草堂。萤火虫跟着我，像一条光的河流，流淌在夏夜的黑暗里。
走到门口时，我停下，回头望向湖面。
成千上万的光点还在飞舞，生生不息。
而在那片光海中央，我仿佛真的看见一个淡蓝色的身影，提着灯笼，对我微微一笑，然后转身，融入了光的河流。
我也笑了，轻声说：
“晚安，萤。明天见。”
提着灯笼走进草堂，暖黄的光晕在墙壁上漾开，照亮满屋的画，满架的书，满院的回忆。
窗外，萤火虫还在飞舞。
而我知道，有些光，一旦被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
逝去的萤火虫，化作了不灭的星光与长存于心的灯火，永远驻留在我往后生命的每一个夜晚，指引着我，温暖着我。
我想起她曾说的：“如果有来世，我想做风。”
可没有来世也没关系。
因为今生，我们已经相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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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