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碗阳春面的暖意，在我胃里停留了很久，久到足以对抗家里冰冷的空气，却不足以融化我心底那片冻结的湖。
周一回到学校，一切如常。只是我的目光，会更频繁地、不受控制地飘向顾留声。看她站在讲台旁，落落大方地汇报篮球队采访的成果，声音清亮，逻辑清晰，引得李静学姐连连点头；看她课间趴在栏杆上，和同学笑得前仰后合，马尾辫在空中划出活泼的弧线；看她体育课上，不顾手肘可能还未消散的淤青，依旧奋力起跳，去接一个几乎不可能接到的球。
她像一团永不停歇的、温暖跳跃的火焰。而我，是隔着冰冷玻璃，安静注视着她的人。
我开始害怕。
害怕这种注视里，日益滋长的、陌生的贪恋。害怕那片寂静的湖面下，悄然涌动的、不合时宜的暗流。害怕我那套运行了十几年的、赖以生存的法则，会因为这团火焰的靠近，而彻底崩坏。
于是，我选择了最擅长的方式——后退。
我重新戴紧了耳塞，将课间的喧闹隔绝在外。在广播站，我尽量只讨论工作，在她试图将话题引向别处时，生硬地转回稿件的修改意见。放学铃声一响，我便第一个收拾好书包，迅速离开教室，不给她任何并肩同行的机会。
我把自己重新塞回那个寂静的壳里，试图用熟悉的冰冷，来镇压心底那不该有的躁动。
顾留声显然察觉到了。
起初，她还会在课间主动走过来，敲敲我的桌子，笑着问：“沈听雨，发什么呆呢？” 或者在我快速离开教室时，在后面喊一声：“走这么快干嘛？等等我呀！”
我的回应，是更加持久的沉默，和近乎仓促的逃离。
几次之后，她不再过来了。
我依旧能感受到她的目光，带着疑惑，或许还有一丝受伤，落在我刻意低垂的头顶上。那目光像细小的针，扎在我心上，不疼，却带着持续不断的、令人心烦意乱的酸胀感。
我们之间，仿佛竖起了一道无形的、冰冷的墙。墙这边，是我固守的、令人窒息的寂静。墙那边，是她被拒绝的、逐渐黯淡下去的热量。
周三下午，广播站录制“声音与文字”特别节目的第一期。
狭小的播音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和一台冰冷的设备。空气凝滞，带着一种尴尬的紧绷感。
我坐在控制台外，透过隔音玻璃看着她。顾留声戴着耳机，坐在麦克风前，垂着眼睫，调试着音量。她今天很安静，异常的安静。没有了往常录制前那种跃跃欲试的兴奋，也没有了和我讨论细节时亮晶晶的眼神。
她只是平静地、近乎机械地，完成着准备工作。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
录制开始。她念着我写的，关于“市井”的稿子。她的声音依旧好听，清亮而富有质感，完美地演绎出了文字里需要的那些热闹、鲜活与烟火气。她准确地表现出了包子出笼的“噗”声，油脂滴落的“刺啦”声，修鞋匠敲打的“梆梆”声……
技巧无可挑剔。
但我坐在外面，手指冰凉。
不对。
全都不对。
她的声音里，缺少了最重要的东西——那份属于顾留声的、独特的生命力。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这个世界蓬勃的好奇与热爱。此刻她的演绎，更像是一个技艺精湛的匠人，在复刻一件精美的物品，却没有注入自己的灵魂。
她念到了最后一段，我写的是关于“市井喧嚣中的孤独”。那段文字，融入了她上次在广播站，在暮色中对我说的，关于“周围很吵，但热闹与自己无关”的感受。
当她念到“那喧嚣如同潮水，将我包围，也将我隔绝。我漂浮其中，像一个无声的音符，找不到自己的声部”时，她的声音，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
隔音玻璃并不完全隔音，我似乎听到了一声极轻的、带着哽咽的吸气声。
我的心猛地一缩，几乎要停止跳动。
我看见她迅速低下头，肩膀微微颤抖了一下，但很快，她又强迫自己抬起头，用更快的语速，更平稳的声线，念完了最后几句。
录制结束的提示灯亮起。
她摘下耳机，没有看我，径直推开播音间的门，低声说了句“我去下洗手间”，便匆匆离开了广播站。
门在她身后关上，发出轻微的“咔哒”声。
广播站里，只剩下我和那些冰冷的设备，以及空气中尚未散去的、她声音里残存的，那一丝压抑的悲伤。
我僵在原地，手脚冰凉。
耳朵里，似乎还回响着她刚才那声压抑的哽咽。
那声音很轻，轻得像羽毛落地。
却在我那片寂静的世界里，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震耳欲聋的轰鸣。
我所有的冷静，所有的秩序，所有的自我保护，在这声轰鸣里，土崩瓦解。
我这才意识到，我所以为的，将她推开就能获得的安全，是多么可笑和脆弱。我那冰冷的壳，根本抵挡不住，因她难过而在我心里掀起的这场海啸。
我伤害了她。
用我的沉默，我的退缩，我自以为是的保护。
而我，也因此，正在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尖锐的痛楚，凌迟着。
原来，让那团火焰熄灭，比被她灼伤，更让我难以承受。
我看着她空荡荡的座位，那里仿佛还残留着她身上的温度和气息。
一种强烈的、从未有过的冲动，在我心里疯狂叫嚣——
去找到她。
去告诉她，不是她的错。
去打破这该死的寂静，哪怕代价是引火烧身。
我猛地站起身，椅子腿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
我不能再待在这个冰冷的壳里了。
我必须出去。
我必须，去面对那片，因我而黯淡的星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