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课后走廊还闹哄哄的，年级主任走到教室门口，目光扫过全班，落在我身上，“江清禾，你出来一下。”
我跟着他走到楼梯间拐角，这里没什么人，只有窗外的蝉鸣一声接一声。
年级主任转过身，眉头紧锁，神情凝重得让我心跳漏了一拍。
年级主任斟酌着开口，“江清禾，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该不该告诉你，但...”
他重重叹了口气，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信封封面上，是周老师熟悉的字迹，写着“给江清禾”。
我颤抖着接过信封，想打开看看，却被年级主任制止了。
他喉结滚了滚，“江清禾，今天早上，周老师的遗体被发现倒在村口的路上，看样子昨天晚上就已经....”
年级主任的声音低哑，带着难以掩饰的惋惜，“周老师的死因，是心脏病引发的过劳性猝死。”
我僵在原地，耳朵里嗡嗡作响，像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
周老师....
过劳性猝死？
心脏病？
死....？
死了....？
周老师....死了....？
这几个词在脑子里横冲直撞，撞得太阳穴突突地疼。
我张了张嘴，想说话。
“不可能...”
眼泪毫无预兆地砸下来，砸在攥着信封的手背上。
年级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膀，声音沉得发闷，“孩子，我知道你难以接受，但....这就是事实。”
他的手掌带着一点温度，落在肩上却重得像块石头。
脚步声渐远，楼梯间只剩下我一个人，蝉鸣不知何时又响起来，一声接一声，吵得人心慌。
我攥着信封，脚步虚浮地挪回教室。上课铃响了又停，黑板上的公式换了一板又一板，老师的声音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棉花，飘进耳朵里又很快散了。
手里的信封被汗浸得发皱，棱角硌着掌心，我却攥得死紧，仿佛一松手，最后一点念想也会跟着飘走。
放学铃声划破黄昏的寂静，我混在稀稀拉拉的人流里走出校门，脚步不受控制地回到职工宿舍，我抬手推开门，门轴发出“吱呀”一声刺耳的响。
屋里一片死寂，桌椅还是早上的模样，仅剩的阳光从漏风的窗户斜斜钻进来。
空气里还残留着她身上淡淡的粉笔灰味，可屋里空荡荡的，再也不会有人笑着喊我“小江，来吃饭”了。
我挪到床边坐下，膝盖抵着冰冷的床沿，攥着信封的手指终于慢慢松开。
手抖得厉害，费了好大力气才撕开信封封口。
一沓厚厚的百元钞滑了出来，足有五千块，被压得整整齐齐。
钱的下面，躺着一封叠得方方正正的信。
“致江清禾
你好啊小江。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猜你已经坐在新的学校里了。窗外应该有不一样的树，身边是和你一样意气风发的同学，再也不是咱们这乡下高中漏风的窗户和沙沙响的旧风扇了。
我总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样子，你低着头不敢说话，眼底却亮得很。
我知道你心里憋着一股气，也知道你肩上扛着多少旁人看不到的难——那个总让你委屈的家，那些压得你喘不过气的偏见，我都看在眼里。我相信你一定能走出这里，走到更亮堂的地方去。
这五千块钱，你拿着。大学里要用钱的地方多，买点想吃的，添几件像样的衣服，别总委屈自己。你是个好孩子，值得世上所有的好东西。
到了新地方，别怕生，也别太要强。累了就歇歇，受了委屈也可以哭，不用总逼着自己做坚不可摧的大人。你只管往前走，往前走就好。
以后我不在你身边，你要学着照顾好自己。记得按时吃饭，记得天冷加衣，记得常给我写封信，告诉我你的大学生活有多精彩。
我会一直在这里，守着咱们的旧教室，等你的好消息。
愿你前路光明，岁岁平安。
周老师”
我捏着信纸的手抖得厉害，墨迹被洇开的泪痕晕成一团团模糊的云。
我死死咬着嘴唇，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可喉咙里的哽咽还是冲破了防线，变成压抑的呜咽。
眼泪砸在钱上，砸在信纸上，砸在冰冷的床板上，碎成一片又一片。
窗外的蝉鸣不知何时停了，风穿过漏缝的窗户，卷起桌上的粉笔灰，像她最后一次摸我的头时，手上的温度。
我终于忍不住，抱着信和钱，蜷缩在床角失声痛哭。
哭声撞在斑驳的墙壁上，又弹回来，空荡荡的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的回音，一遍遍地喊着那个再也不会回应的名字。
哭到喉咙发哑，眼泪流干，我才慢慢直起身。
我把信小心翼翼地折好，和那五千块钱一起塞进贴身的衣兜，然后起身走到周老师的书桌前。
抽屉没锁，轻轻一拉就开了。里面整整齐齐码着教案和备课本，我伸手往里翻，忽然触到一沓硬硬的纸。
抽出来一看，是厚厚一叠助学金申请单，每一张的申请人栏都写着我的名字，每一张的审批意见栏都印着同一个冰冷的理由：家庭矛盾不予办理。
后面还附着几张村委会的证明，被红笔圈得乱七八糟。
这分明是借口。我家里的事，学校不是不清楚，可他们用这样荒唐的理由，一次次把周老师的努力打回来。
申请单的缝隙里，夹着一沓车票，都是往返县城教育局的，日期密密麻麻。
原来这段时间，她总说“出去办点事”，不是去访友，不是去散心，是为了我的事，一趟趟往教育局跑。
我又往抽屉深处摸了摸，又碰到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几张皱巴巴的收据，上面印着镇上小工厂的名字，还有一行潦草的字迹：夜班补贴，XX元。
旁边还压着一本陈旧的病历本，扉页上的诊断写得清清楚楚——先天性心脏病，最近的一次就在半个月前，医生用红笔重重写着：严禁熬夜，严禁体力劳动。
我猛地想起，那些日子里，周老师的脸色总是白得像纸，上课时常捂着胸口喘气，下课铃一响就趴在桌上，说是累了，眼里藏不住的疲惫，和强撑出来的笑意。
原来那五千块钱，根本不是什么积蓄。
原来她那些匆匆离去的傍晚，是揣着病历本，忍着心脏的绞痛，去工厂里做夜班的零工。
原来她的过劳猝死，从来都不是意外，是她为了我，赌上了自己仅有的性命。
我捏着那些轻飘飘的车票、申请单、收据和病历本，它们却重得像一座山，压得我胸腔发闷，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