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县城的河，流得特别慢，像是流不动了，也像是不想流走。
河水的颜色终年浑浊，泛着一种生活磋磨后的黄绿。
它吞下少年的秘密、主妇的抱怨和整个小城的疲惫，沉默地流向我看不见的远方。
对我来说，那条河就是整个青春期——粘稠，压抑，没有出路。
我的名字是林晚。
家里是典型的县城配置：下岗后终日与酒精为伍的父亲，在菜市场有个摊位、嗓门和怨气一样大的母亲。
我的存在，是他们失败人生里一个刺眼的注脚。
我们一家三口，活像三个挤在狭小沼泽里的囚徒，互相憎恨，又谁也离不开谁。
那是我高二的夏天，2003年。
空气里永远漂浮着煤灰、尘土和劣质洗发水的混合气味。
我的世界只有两处颜色：
一是家里灰败的、充斥着争吵的墙壁；
二是我那本厚厚的、在课本空白处画满扭曲人像的素描本。
画画是我唯一的呼吸。
当我握住铅笔，那些被困在身体里的尖叫、那些对远方的渴望，才能找到唯一的出口。
老师们说我是“问题学生”。
我知道，我的问题在于我看得太清楚，这个县城太小，小到容不下一个不肯麻木的灵魂。
我和陈静的相遇，就在那样一个无处可逃的闷热傍晚。
那天，我因为躲在操场看台后面画日落余晖，又一次错过了晚自习。
回到家，迎接我的是母亲穿透楼道的咒骂：
“画画能当饭吃？你看看你那个鬼样子，以后跟你爸一样废物！”
一个搪瓷杯砸在我脚边，热水和茶叶溅湿了我的裤脚。
我没有哭，也没有争辩。
那种熟悉的、冰冷的绝望感攫住了我。
我转身，狂奔下楼，把身后的一切嘶吼都甩开。
天空很配合地响起闷雷，接着，暴雨倾盆而下，像要把整个肮脏的县城冲洗一遍。
我浑身湿透，像条野狗一样躲进一家“星星录像厅”的破烂屋檐下。
录像厅里正在放《甜蜜蜜》，黎明骑自行车的画面在雨中模糊不清。
就在那时，我看见了同样缩在屋檐另一头的陈静。
她是隔壁班的班长，齐耳短发，校服永远干净得像新发的。
我认识她，她是所有老师口中的榜样，成绩好，性格乖。
可此刻，这个“榜样”也和我一样狼狈，校服湿漉漉地贴在身上，怀里紧紧抱着一个装中药的塑料袋，眼神里是和我如出一辙的、无处可逃的茫然。
我们隔着录像厅门口闪烁的、接触不良的霓虹灯对视了一眼。
那一瞬间，没有好学生和坏学生的区分，只有两个被雨水围困的、孤独的生物。
她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方洗得发白、但叠得整整齐齐的手帕，递了过来。
“擦擦吧。
”她的声音很轻，像雨滴落在树叶上。
我愣了一下。
那方带着淡淡皂角和药香的手帕，是我在那个僵硬冰冷的家里，从未感受过的温度。
我接过来，没有擦脸，只是紧紧地攥在手里。
那方手帕，像一颗投入我死水般生活的石子，激起了我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涟漪。
雨没有停的意思。
她小声说：“我给我妈抓药，回来晚了。
”鬼使神差地，我回了一句：“我画画，忘了时间。
”没有多余的询问，也没有评判。
在那场暴雨和邓丽君甜腻的歌声里，我们完成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公平的、剥离了所有社会身份的交流。
雨势稍小，她指了指河的方向：“我知道一个地方，可以躲雨。”
她带我去的，是那座废弃老桥的桥洞。
桥洞下别有洞天，干燥，隐蔽，能听见河水在脚下流淌的声音，却看不见它的浑浊。
这里像是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这是我的秘密基地。”
她说，脸上有了一丝罕见的、属于她这个年龄的生动，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来这里。”
她从书包里拿出一个铁皮盒子，里面不是女孩的零食或饰品，而是一本用挂历纸包得严严实实的笔记本。
她打开，里面是工工整整抄写的诗歌，席慕容，汪国真，还有一些她自己写的、青涩却真诚的句子。
“给你看我的，”
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拿出了我那本被雨水浸得有些皱的素描本，翻给她看那些张牙舞爪的线条、那些充满痛苦和力量的人像。
她看得很仔细，然后指着画中一个扭曲的侧影，轻声念出她本子上的句子：
“‘所有的青春，都耗在了等待一场真正的雨。’”
那一刻，桥洞里只有河水流动的呜咽和我们彼此的呼吸。
我们像两个在黑暗森林里孤独行走了太久的人，终于看见了对方手里举着的、微弱的火把。
外面是令人窒息的现实，但在这个小小的、被我们共享的王国里，我们是自由的。
“林晚，”
她看着我的眼睛，无比认真地说，
“我们一起考出去吧。
离开这里。”
我重重地点头，喉咙发紧，一个字也说不出。
那一刻的承诺，比任何誓言都庄重。
我们以为抓住了彼此，就抓住了逃离的绳索。
那时我们都太年轻，不知道命运所有的馈赠，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也不知道，有些光是用来让你更怕黑的。
那束突然照进我灰暗生命里的微光，它的温暖是真的。
但后来它将我灼烧出的伤痕，也是真的。
